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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香丨熊国胜:拓宇是寿者,骄傲的寿者

2017-04-03 熊国胜 新三届

       老编注:清明将届,本号特辟“馨香”专题,陆续选发一组追忆新三届故人的篇章,以此缅怀那些远逝天国的同窗学友。  

        何拓宇,北大诗人,北大中文系1983届毕业生,曾任职《十月》杂志编辑。2007年4月28日辞世。


何拓宇(前左)与室友在一起。


原题:


尊重骄傲

——读何拓宇北大日记


        大学期间,我常读拓宇的诗,但从来不知道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当我在纪念文集《君子如玉》中看到他在北大写的日记时,颇感诧异,没想到这么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会如此细致——这也说明我以前对拓宇知之不深。于是在闲暇之时,我认真拜读了拓宇的北大日记(书中刊出的主要是1982年8月至1983年8月的日记)。一来这是对拓宇一种追思,二来这其中也有我的大学生活,可以帮助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读完这为数不多、但异常珍贵的日记后,我忽然发现拓宇那多姿多彩的生命的底色其实就是“骄傲”二字,他对“骄傲”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

 

        1982年8月11日

        我是春天的孩子,那时歼六式战斗机第一次试飞成功,可我整个儿稀蒙——我的记忆是从夏天开始的。爸爸还很年轻,给我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拓宇。后来,也是在一个夏天,我向天空张望,寻找这两个字的意义——字典以外的意义,我看到了鸟、飞机和卫星。说来奇怪,我有许多同学的名字是同航天事业有关,可没有一个是学航空的。不过,毕竟有一股探求未知空间的本性在我血管里哗哗地流着。


        这个天地是我的,在这里我不会谦虚的,我将自己选定或取消主人公,对他们和我的生活或赞美,或尽可能善意地加以嘲笑。谦虚和骄傲同样宝贵,不管别人喜欢什么,我不喜欢回避人。

 

        “谦虚和骄傲同样宝贵”!——我还是第一次从拓宇这里看到这句话,过去我一直把“骄傲”看作“谦虚”的对立面,从不敢作正面的肯定。拓宇为什么会如此尊重骄傲呢?这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天性?也许首先有必要对他成长的历史作一个简单回顾——


 中学时代的何拓宇。


        拓宇姐姐说,弟弟出生的时候,爷爷给他起名“何定”,大概是期望他不要浮躁,能够守规矩,遇事宠辱不惊,做个谦谦君子。可他小时候喜欢自由自在,调皮捣蛋。两三岁时曾一个人跑到离家很远的北航东操场,急坏了家里的人,最后是通过广播寻人启事才将他找回来。


        上幼儿园时,他多次擅自跑回家,让老师头疼。那时父亲因病在家休养,索性亲自管教,不再送他去幼儿园了。文革期间,红卫兵来抄家,抢走了妈妈上班骑的自行车;最可恨的是拿走了挂在墙上的四姑妈和六姑妈的照片——她们都是抗战时期英勇牺牲的烈士;还粗暴地将妈妈推倒在地。


        少年拓宇记住了这帮打手中的一个,晚上和姐姐一起潜伏到他家院子“搞了点小破坏”,伸张了一下正义。现在想来,当年敢于反抗红卫兵恐怕是需要相当胆量的!作为黑帮子女,拓宇常被一些大孩子欺负,但他从不惧怕,反而和打他的胖子对打。他那不屈的眼神至今令家人难忘。要知道,他当时不过是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啊……


        妈妈回忆说,拓宇幼时随姐姐去游泳,他不会水,居然一头扎进了深水区,幸亏被人及时救起。但这次遇险并没有吓倒他,没多久他就学会了游泳,灵活得像条鱼。


        中学老师回忆说,1977年高考刚恢复时,正在读初三的拓宇就被学校推荐参加高考,他竟敢报考北大(最后因数学分数过低未被录取)。


        18岁那年,拓宇就为自己录下三句箴言,其中之一就是:“我无所祈求,因而我无所畏惧,我是个自由的人。”(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察斯基的墓志铭)。


何拓宇手迹。


        他拒绝同情。他在《献诗——致朋友们》中写道:“我讨厌这温柔的絮语,请收起同情,走向你来时的路!”


        他总是“不听话”。他曾经告诉姐姐:“如果我还是那么不听话,那证明我还是你的弟弟。”


        他拒绝承认卑微和退缩是人生必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不喜欢回避人”。


        他还说:“要活就活在蓬勃的世界,而不是褪了色的记忆。”(诗歌《题记》


        ——回顾拓宇成长的足迹,不难发现他那无所畏惧的骄傲品性其实是与生俱来的。

 

        1979年,就是这样一个何拓宇来到了北大。在燕园里,他如鱼得水,仿佛处处都有他忙碌而骄傲的身影:

 

        1982年10月13日  

        我是文学79的文体委员,五四文学社的诗歌编辑,燕园通讯社的内参总编,另外,我还是个爱写写诗和小说的排球队主扣和足球队的左前卫。我喜欢智力和体魄的角逐,也爱和自然对话。

 

        1982年下半年已经是大四了,拓宇各方面的才艺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忙碌、充实、快乐,生活多姿多彩。他的好友赵仕仁说他是“最幸福的”,骆一禾说他“发展全面、均衡。”在拓宇的上述岗位中,我最熟悉的便是排球队和足球队了。那时几乎每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奔赴五四操场,风小时打排球,风大时踢足球。那几乎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拓宇自然也乐在其中:

 

        1982年9月7日 晴

        下午踢了场小场子,我沿着左边的草丛不断过人,有时得做幅度很大的假动作,也有的时候静候对方被激怒的后卫伸脚就是了。等弄进六七个球以后,我似懂非懂地想:脚不能出得太没分寸,这对别人是喜剧,而在我却大不相同。

 

        1982年10月25日

        中午打了场球,我挺主力的……

 

        1982年10月27日  晴

        中午战胜文学80班……

 

        1983年4月7日  晴

        小林传了个漂亮的远网球,我体验着飞机拉起时的劲头儿一跳,挥臂,带腕,看着球扣在一个小伙子方方正正的背上,我收腹,放松,打开着陆灯,落地。这场球打得很过瘾。我趾高气扬地教育了试图教育我们的对手。


 北大中文79排球队,左2何拓宇。


        小林(马晓林)是我们班排球队的二传,拓宇和仕仁是主攻,游飞和我是副攻,杨全是接应二传。当时由于中文系的排球事业后继无人,到了大四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实际上就直接晋升为系队,代表中文系参加校内比赛。虽然大家都是自学成才,但天长日久,渐入佳境,到此时已然能打出一些花哨的快攻战术。


        拓宇在球场上虽然未必总是那么“主力”,但他绝对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精神领袖,他给比赛带来活力和欢乐无可替代。只要有他在,面对再强的对手,我们也不会谦虚;而且无论输赢,我们都很快乐。除了上面这些,拓宇还擅长滑冰、跳舞、网球、游泳、书画等等。所以他的每一天都过得很精彩,“活在蓬勃的世界”。


        学校里忙完了,拓宇回到家里也没闲着。在妈妈面前,他始终是个骄傲而孝顺的儿子。因为写得一手好字,他常常给妈妈当“秘书”,帮着整理文稿。为庆祝妈妈51岁生日,他还和姐姐“一起为晚餐奋斗”,一边做饭一边讨论“野葡萄”、“松塔”和“塔形柏树的果儿”,其乐融融。


        1982年底,姐姐患病在同仁医院住院手术,腹部伤口还没有拆线,咳嗽或笑都会带得伤口疼。所以爱笑的拓宇前去探望时不得不小心翼翼:

 

        1982年11月21日  阴

        下午去医院看姐姐,我一脸严肃地进病房,因为妈妈说她一笑,伤口就疼。可后来她还是乐得叫我直怕,走时好不容易才憋住没和她握手:“安心休息吧,党和人民需要你。”

 

        看到这里,仿佛那个坏笑的拓宇又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眼前。因为看见了弟弟,姐姐忍着伤口的疼痛也要笑,“乐得叫我直怕”,可见姐姐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骄傲!不知道为什么,这则日记今天读来特别令我感动。


何拓宇与母亲、姐姐在一起。


        当年我们1979级文学专业有50多人,是个大班。大概是人多不好组织,我们大学四年全班只有过两次正式的聚会:一次是入学后的中秋节,地点在未名湖的石舫上;一次是大四的那个中秋节,地点在圆明园。


        现在看来,这两次聚会非常对称,一次是为了相识,一次是为了离别,中间都是月亮。第一次聚会由于大家互相不熟,我已经完全没什么印象了。第二次聚会大家很活跃,气氛很热闹,但具体的细节也记不清了,没想到拓宇在日记中吐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1982年9月15日  晴

        晚上去女生那边,她们很热情,四个细肠子软心眼儿的半边天为“月亮基金”(准备在圆明园晚上搞活动时野炊的花费)捐赠了第一笔财富:一百五十多斤粮票……

 

        当年北大有用粮票换东西的“风俗”,我曾经用粮票换过鸡蛋和花生米。一百五十多斤粮票应该能换不少东西。拓宇是班级的文体委员,搞活动的事应该归他管,看来他很称职,也很善于募捐。当年我好像不清楚“月亮基金”的事儿,大概也没有向这“四个细肠子软心眼儿的半边天”表示过谢意,好在拓宇的日记没有让我们彻底遗忘她们30年前的善举。


        1982年的下半年,我记得拓宇、一禾和仕仁(他们被称为“三剑客”)曾参加举办过一个什么展览,他们朝夕相处,早出晚归,忙了很长一段时间。看了拓宇的日记后,我才知道他在校园内的“社会”活动比我以前了解的还要丰富:


 北大中文系79级“三剑客”(左起):赵仕仁(1960—1985)、骆一禾(1961—1989)、何拓宇(1961—2007)。


        1982年10月22日 晴转阴

        晚上看完录相去接稿。内参第一期的要目拟出来了,这让我挺高兴,办公室里进出的同学们微笑着打着招呼,又神情严峻地谈起工作。常青为《燕园通讯》搞了个色调复杂的封面,含笑通过电话想联系采访。九点才吃的四个肉饼,都让我心情愉快。


        回宿舍一看,老胡情绪很好,柳家情绪很好,大哥情绪很好,我情绪也很好。


        人应该与人为伍,又能以自然为伍,我就是这样的人。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应该给予你内心世界以自由,应该给它打开一切闸门,你会突然大吃一惊地发现,在你的意识里,关着远远多于你所预料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力量。”


        人必须从事一项社会工作,这使他得以更严肃地、更热情地关注许多事情,从而看到事情中的自己。


何拓宇(中)与同班同学参加篝火晚会。

 

        拓宇不仅“不喜欢回避人”,他甚至还“想和陌生人一见如故”(诗歌《男孩子》)。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有着非常骄傲的理解,他曾说:“友谊是人们献给生活的鲜花。”而他自己也一直以不懈的热情去培育这些鲜花,让它们像火一样绽放,使周围的人感到绚丽和温暖。大概是出于惜别之情,大四的时候,拓宇把一大帮同学请到家里,玩了一个通宵,我有幸也参与其中:

 

        1982年10月28日  阴

        中午中央台记者进行录音采访,我为对台广播谈了业余体育生活。回到宿舍,弟兄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大队人马直扑北航。


        到六点多,景强、一禾、老赵、宝明、阿贵、老熊、家旺、石冰、老胡汇齐,然后就是风卷残云之下的细水长流,从祖国到朋友,从近卫军到山楂树……十二个小时里我们穿越了历史。


        早晨了,我们安静下来,听着提琴曲,窗上凝着冰雾,融化了的水滴流出了树林般的纹影,这些音乐也流出了一些纹影,使我想到一大群孩子从一个晶莹的林子里各自奔向家园,手里握着两个小拳头,把束阳光也带回家,而阳光也永不消散。


        后来,我们一路喷着暖雾,大声歌唱着:白兰鸽在不灭的灯光里飞……睡眼惺忪的路人们远远就睁大了眼睛。

 

        “手里握着两个小拳头,把束阳光也带回家,而阳光也永不消散。”——这种童话般的美丽心情,我想当时在场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那次聚会的地点就在“北京航空学院三住宅203”——拓宇当时的家。


        那天晚上,吃的什么、喝的什么、聊的什么、唱的什么,我全部忘光了。我只记得第二天拂晓时分,我们徒步返校,走到中关村时,我们还在大声歌唱,旁若无人,就像一禾写的《歌手》那样,把一条条街道当作了六弦琴。


 何拓宇(左1)与同班同学在一起。


        大学毕业多年后,我曾带着电影《美国往事》的录像带(那时还没有DVD)到拓宇家与他(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观看,又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不过这次我更多是怀念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之所以带《美国往事》去,也是想与拓宇分享片中对青少年时代梦幻般的怀旧思绪。

 

        如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回忆这些往事本是令人感伤的,可是读罢拓宇的日记,我却很激动。因为他的骄傲打动了我,让我重新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过去因为拓宇健在,他的骄傲我并不在意,更谈不上珍惜,甚至还觉得有些“喧嚣”;可当他把这骄傲之光彻底熄灭后,我才发现原来它有多么灿烂!多么绚丽!失去了它的照耀,我甚至感到自己的天空变小了。


        拓宇是骄傲的,但他绝不是高傲或桀骜不驯。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同样懂得谦逊,偶尔还有点羞涩。1999年,我忘了因为什么事与拓宇联系上了,当时他正在八一金穗足球俱乐部当副总,而我正在电视台工作,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他就提出了宣传八一队的一些想法,希望有机会面谈。


        一天,我真的去俱乐部找他了,他走出办公室跟我握手,我半开玩笑地喊他“何总!”他笑着的脸竟然红了一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因为我知道在那之前,“何总”已征战商场多年,按说他是个“老江湖”了,但他不是,竟然还有几分羞涩,这对于他未必是好事,但作为同学我很高兴——“何总”还是那个何拓宇,很亲切,很可爱,没有距离感。


        在长辈面前,拓宇就不止是谦虚,而是恭敬了。他除了对妈妈孝顺、对姐姐关爱,对老师也知恩图报。他的中学老师张光璘(后任北大教授)回忆说:

 

        从2000年以后,我同小宇的联系便多了起来,当然,多数情况都是他来看我。他每年春节必定到我家来拜年,每年教师节不论他在什么地方,我都会收到他寄来的一大束鲜花,后来,他知道我的生日,便一定要在饭店给我过生日。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其实是同行,都是学中文的。”不料,他忽然正色道:“不,张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是把您当做自己的父辈看的。”这话让我感动了好长时间。在今天这个人情薄如纸的时代,还能有如此重情义的学生,怎能不让做老师的深感欣慰呢?张光璘《怀念小宇》


何拓宇纪念文集《君子如玉》。


        2003年,张老师完成了《季羡林先生》的传记,拓宇自愿担任该书的特约编辑,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还积极联系出版社,促成老师的大作很快出版面世。张老师在回忆中对此也记忆犹新。


        所以拓宇身上的那种骄傲绝不是狂妄自大,而是生命最朴素最本真的那种状态,是生命的底色。我们常说,“人是万物之灵”!这不就是说——我们人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骄傲吗?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界上都是一个惊喜!一个奇迹!不是吗?可在岁月的磨砺中,在“威武”和“富贵”的重压下,我们的心头渐渐磨出了老茧,于是我们不再敏感于骄傲,甚至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记得林语堂曾形容苏东坡“元气淋漓”,我想人的骄傲大概也很像一股“元气”,一般人都会“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拓宇显然是个特例,他身上的这股“元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那么充盈。所以今天我不仅要从感情上缅怀他,更要从精神上学习他。他那无所畏惧、多姿多彩的生命永远都值得我赞美。


        2004年,拓宇的好友、48岁的相声演员牛振华车死于车祸,人们无不扼腕叹息。然而拓宇却说:“牛哥是寿者,快乐的寿者,比山龟海龟更加生命绵长的寿者。”(《寿者牛哥》)可见在拓宇看来,人的生命并非只是时间的延长线。所以我也不妨说,拓宇是寿者,骄傲的寿者,“比山龟海龟更加生命绵长的寿者”!

 

        作者简介:

        熊国胜,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媒体人。 


(本文写于2013年夏,原载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级文学班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弥散》,有关北京大学的图片由李晓锋摄影并提供,本号获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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