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丨张宝林：晓林，你在天堂还好吗？

Original 2017-04-02 张宝林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

右起：张宝林、夏晓林、高宁（张宝林太太）。

转眼间，夏晓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我总想写点纪念文字，没想一拖拖到今天。

我和晓林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学，在大学关系并不密切。那几年正革文化的命，学校乱糟糟的。开始我们因观点不同不是一派，后来又都逍遥，来往不太多。

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河北一个县的农村教书，我分配到安徽一个县城当宣传干事，天各一方，不通音问。有一年回北京探亲，竟在街上邂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况曾相识。以后只要见面，总要借几杯酒，浇满腹愁。

1978年政治气候回暖时，我已借调北京工作。记得有一天，他满头大汗地跑来找我：“听说了吗？恢复研究生招考了！”我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问我怎么打算，我说：“再作冯妇！”于是俩人拊掌大乐。考什么专业呢？倒有点踌躇起来。不久前，我们曾谈起邹韬奋，都很崇拜，还想共同写一部邹韬奋的电影剧本——那就考新闻史吧。有一位名人说，命运有时在喝茶或吃酒时决定，此之谓欤？

我俩都顺利地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中国新闻史专业研究生，但是我后来转了行，他也没研究邹韬奋而研究了张季鸾。毕业后，他留在新闻研究所，我分配到人民日报，前后院，常常见面，真正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晓林是很想当记者的，他的文笔也好，但终于搞上了研究工作，这大半是因为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大学时，他就得过肝炎，脸色苍白，人比黄花瘦，背还有些驼，但他却比谁都有艳福。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宿舍看书，忽然小弦切切，好多人都跑出去看。我不明所以，也拉开门往外瞧。原来是晓林和一个姑娘说笑着走过来。那姑娘明眸皓齿，落落大方，看得这帮小王老五一个个眼睛发直。

原来这姑娘就是晓林当时的女友后来的爱侣吕佳木，中国音乐学院学钢琴的，现在中央电台工作。那时谈恋爱的还不多，不像现在，刚进校门就出双入对。不少同学纳闷：这小子病病歪歪，怎么这么快就勾上个大美人？

当年的人民日报社大门，新闻所在报社的九号楼。

读研究生不久，晓林选择了张季鸾与大公报作为毕业论文题目。选定前，他问我：“选这个题你觉得怎么样？我还得请你帮忙，你跟高老说说。”他说的是我岳父高集，大公报的老人，还是张季鸾的内侄，我当然愿意帮这个忙。

那时，思想解放的暖流刚刚融化极左思潮的坚冰，打破人们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成见，是很需要一点理论勇气的。他的论文在刊物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反对他的观点，更多的是称赞他打开了一片禁区。

我后来和他开玩笑：“你怎么背叛了邹韬奋，投奔了张季鸾？”他说，“对邹的研究已经不少，而且已有定评；对张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这很不公正。”

现在，研究张季鸾和大公报的文章、专著已经很多，而且再看晓林的论文，也还有“左”的思想的影子，但在当年，晓林可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因此还被推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和张季鸾研究会副会长。

后来，晓林干的工作比较杂。他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的新闻媒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改革开发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撰稿，长期参与《中国新闻年鉴》的组织和编辑工作，1983年、1984年、1985年、1992年、1993年的《年鉴》，都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那几年，同学们当官的当官，出国的出国，出专著的出专著，他的心理一度有些不平衡，有时找我聊天也发过牢骚，还想调动工作到报社当编辑或记者，终因种种原因未果。可是，牢骚归牢骚，一旦干起工作来，他还是那么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一丝不苟。有一段时间，他还担任了新闻所的工会主席，为职工的吃喝玩乐操心，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优秀工会干部。

晓林是1995年发现患了肝癌的。他在医院动完大手术后，躺在洁白的病床上，脸也白得像一张纸。他跟我说这事儿时，声音虽然低弱，却还像平常那么干脆利落，就像说别人的事儿：开始发现时多大，动手术时已经多大，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开始化疗……我背地问佳木：“晓林怎么知道啦？”佳木说：“那么精的人，这事儿瞒得住他吗？”

我见过不少癌病病人，有的表面上也无所谓的样子，但一年半载都离开了人世，但晓林却整整活了三年！他住了几次医院，动了几次手术，我都记不清了，但我从未见过他有过任何的悲观和沮丧。

人民日报社九号楼。

他每次住院，都要照相，出院更要照相，还要和家人到公园去照。三年照的影集就有一大摞，都堆在家中的书桌、茶几或沙发的扶手上。我几次去他家，他除了忙着沏茶，削水果，就是让我看照片：有的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有的剃光了头，脸上还留着做化疗的印记；有的安静地坐在朋友中间，有的侧卧在草地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永远那么乐观，对战胜疾病有着十足的信心，像孩子一样憧憬着重新开始生活。他还总是嘱咐我：保重身体，仿佛生病的是别人，不是他。

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约我晚上去公主坟附近一家饭店吃饭，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就是想见见老同学。到饭店后见几个老同学都到了，他正陪着大家聊天，才知道确实什么事儿都没有。

他为我们要了好多菜，还一个劲儿让我们喝酒，而我印象中他连一口东西也没吃，说胃口不大好，只倒了一杯水，静静地看着大家吃，不停地站起来给大伙夹菜。他更瘦了，脸色也更坏。吃完饭，他又一一把大家送上车。那次，我有个不祥的预感。临走，我对他说：“我会常去看你。”

最后一次见他，是 1998年9月18日下午。第二天，我要去山东出差，鬼使神差下班后就去了医院。

他的脸、眼睛、身上都已经发黄，据说是黄疸随癌细胞全身扩散了。我俯身叫他时，他吃力地睁开眼，失神的眸子闪出一丝喜悦的光。我侧身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说了些安慰的话。只听他一字一顿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接着，有些浑浊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又叫着我的名字，断断续续地说，太苦了，太难了。我很惊异，因为这是我在他生病后第一次听他说他的苦痛。

那天，他的思维出奇的清晰，而我前一次看他，他已经深度昏迷了。他吃力但极有条理地说：“要是依着我，我早就放弃治疗了。我之所以活着，一是因为佳木，我亏欠她太多，西医、中医、这医院、那医院，哪听到一个偏方，千方百计也要找来；二是因为牛牛，这孩子心眼好，实诚，是我的好儿子；三是你们这些同学、朋友，对我那么好，希望我活着，我不能走，再痛苦也不能走，所以才撑到现在。但是，太难了，太苦了。”

人民日报社大院内的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前些年已迁他址。

他歇了一会儿，又说：“你回来给我写幅字，小点儿，我放在枕头底下，想你了，就拿出来看看。”我点点头说：“一定写，一定写。”牛牛为我们照了一张握手的合影。我怕他太累，又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四天以后，我接到爱人电话，说晓林去世了，就在我去看他的第二天，9月19日的上午10点45分。我想起那天的情景，忽然憬悟：他一定知道自己就要远行，所以才会攒足了精力说那么多话，但他还是略施小计骗过了我，他说要我回来给他写一幅字，他不想让我出差时为他担忧。

我匆匆结束采访，赶回来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佳木哭得泪人一般，她告诉我，我是他见到的最后一个朋友；我走后，他就陷入了昏迷，再没说什么话。她问我都说了些什么，她希望我记下来，因为那是他最后的遗言。我记下来了，在脑海里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了。

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这是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对妻儿、对家庭、对友人无限眷恋的毫无伪饰的真实流露，即使是诉说哀痛，也直白，素朴，真挚，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那天来的人很多，除了亲戚，都是朋友，他的朋友真多。一些当了高官的同学也无一例外地赶来为他送行。当我向他的遗体鞠躬时，突然心里大骂自己糊涂：我怎么就没想到带一幅字塞在他的枕下呢？我的字虽然不好，可是他喜欢。他临走前对我的唯一要求，我没有满足他。现在，他去了，我难道不应该让他带着走吗？

那天晚上，我悄悄地写了一首辛弃疾的《破阵子》——他最喜欢的诗词之一，又悄悄地烧了。我曾多次望着星空，无言地问：晓林，那首词你收到了吗？

今天，我还要再问一遍：你收到了吗？你喜欢吗？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200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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