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杨劲桦：我所认识的同性恋朋友
作者简介：
杨劲桦，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为央视编导和主持人。1983年赴美国留学，获MFA艺术学位，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梦回沙河》；2013年翻译出版老师理查德·沃尔特专著《剧本：影视写作的艺术、技巧和商业运作》中文版。现为电影公司CEO，定居洛杉矶。
掰开指头算算，我的同性恋朋友可谓真不少，亲密者至少二三，曾往来的也总有八九。唯一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女的。
1980年代初出国前，我对同性恋的认知几乎是零。同性恋对我来讲仅仅是个词汇，理解它的字面含意就是同性之间性的相恋。来美国后，因缘际会，使我接触到了很多同性恋。
比如我读研究所的系里，听人们说小一半的学生和多一半的教授居然都是同性恋，当时我惊得汗不敢出。再比如我读书时在中文报纸打零工做兼职记者，我的第一次采访，就是1984年好莱坞的同性恋大游行。
记得采访那天的傍晚，我走进日落大道上一个著名的同性恋酒吧，抬眼望去，我突然觉得腿软了。只见吧台旁、桌子前，三三两两坐着，还有站着的很多年轻和中年的男士们。他们大多相貌相当俊丽，身材挺拔，神态优雅，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偶或你被一对眸子吸引住，那眼神就是典型的沉静但会说话的、勾魂的、欲语还休的、深情款款的、动人的、话中有话的……
总之，我的形容词用完了，也还是不能完全表达的那种眼神。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到如此众多、如此漂亮的男人们出现在眼前，我只有那种屏住呼吸的震撼，至今还记忆犹新。以后，我再不曾在别的地方看到类似的场面。唉，那才真真叫做浪费了上帝的造就呢！
从对男同性恋朋友们的认识，我归结出了他们身上几个较为特殊的共同特征：
第一，他们大多长相漂亮，也非常在乎自己乃至别人的容貌。他们说话语速通常较慢，不疾不徐，很少开怀大笑或是发怒狂叫，少粗口；有些人动作明显的女性化，例如兰花指之类的。
第二，他们同情心强，乐于助人，容易交往，大多心地良善。我更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女性朋友，但却没有女性身上那种普遍存在的，要命的妒忌心。
第三，他们性格温和且极为敏感，有较突出的感受能力。比如大家讨论一些模糊的论题，诸如法国新浪潮流派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影片时，往往某个男同性恋的发言会让你后脑勺一麻，鸡皮疙瘩起满身。他们很善于体会和表达那种我们俗人经常有意无意忽略掉，或是由于忌讳而永远不会启齿并深入思考的情感灰色地带和细节。
当然，与之并存的是他们比较情绪化的个性，他们似乎比大多数人更需要关注和呵护，内心深处有永恒的不安。他们鲜有领袖欲，独来独往者占多数。这些朋友心灵很容易受伤，受伤后又往往一人躲在角落，孤独地舔自己的伤口。
我试图找到一个比较概括和贴切的词汇，来表达那种性格特质，觉得英文里vulnerable 这个词略为接近，多少是脆弱易碎的精致。当人们频繁地面对这种气质时，难免会有点儿起腻和不耐。
第四，男同性恋者对情感较为忠实并痴情；不似一般男性容易喜新厌旧，见异思迁。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忍俊不禁，这不是在信口开河吗？万一有哪位同性恋朋友不小心读了以上文字，您可千万不要认真。下面我就讲一个我的同性恋好友的故事。
初次遇见爱德已经是三十多年前了。
那是我抵达美国后的第三天，一个初秋的下午，在系学生事务办公室里。桌子后面坐着拥有毛毛狮狗般栗色卷发的秘书西西丽娅；桌子前面站着清汤挂面懵懂的我；门口的靠背椅上还坐着一个男青年在看报纸，报纸遮住了他的脸，能看见的只有他两条慵懒的长腿。
我是去报到的，但却不会说英文。（现在回想这些真是不可思议，我怎么脑子一热就出国了呢？）西西丽娅和我先是礼貌地各说各国话，还彼此默契地频频点头；继之我们比手语；直到最后终于放弃，仅剩下对视。
突然，“我能帮助你吗？”一声怪腔怪调的中文从背后传来，西西丽娅和我几乎同时转过头去。
只见那个读报纸的男学生有点害羞和兴奋：“我会说一点儿中文。”他又小心翼翼地说，颊上竟泛起了红晕。他就是爱德。
我不得不相信，这冥冥中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当你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它就伸出来扶你一把。于是爱德带我去见系主任，并充当我的翻译。
其实以他当时的中文程度，基本听不懂我的意思，但他自说自话就翻译了过去。就这样，一切顺利。临走时，系主任微笑着对我说了好些话，估计是安抚我；爱德又对系主任说了好些话，然后他们彼此就大笑了起来。
出来后，爱德请我到北校园的餐厅去喝杯咖啡，我们在外面的花园找了张桌子坐下，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地端详这个学生。爱德看起来二十三四岁，身高至少6尺2寸，金发，肤色白皙得几乎透明，隐约看到一跳一跳淡蓝色的血管。他身材消瘦，脸是典型西方人的正面略窄，而两侧削平略宽的标准型。他凹陷的眼睛大且湛蓝湛蓝，真算得上是个帅哥。
我先是对爱德谢了又谢，可他说不谢，小意思。因为他自己也是国际学生，跟我的情况相似，两年前从欧洲来读博士，所以驾轻就熟。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来说：“你知道系主任为什么笑吗？因为他让你去找一个像我这样说英文的男朋友。”
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可是我告诉他，我是同性恋。”
他看我没反应，又说：“你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吗？”
我一脸茫然，先是摇摇头，然后使劲儿地点了一下头：“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他把话头接过去：“我和你一样，喜欢男人。”
我又使劲儿地咽了口吐沫。
“中国有同性恋吗？”他眯着眼睛问我。
“没有。”这次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嘎……他乐了起来，这下轮到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此时夕阳放射出耀眼的金光，把爱德的头发，眉毛染上了一层金红。我看着他俊美的脸颊侧影，心想这要是个女人肯定会很漂亮。
也许是爱德乐于助人，亦或是他对我这个从没有同性恋的神秘中国来的学生充满了好奇，总之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后来的两年里，我们时不时地约在星期六上午去Westwood 的一家咖啡馆吃新出炉的烤酥饼，还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聊闲篇儿。
有一天我问你的男朋友是谁呀？他忸怩了一下，伸出右手涂黑了指甲盖的小拇指给我看，说他现在available。原来涂一个小黑指甲盖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呀。他不无伤感地告诉我，其实他只有过一个爱人，一共只见过两面。第一次是他十七岁的时候；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他来美国留学前。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问。
回答是个四十多岁的神秘男人，安静迷人，令爱德无法忘怀。
有一天爱德急匆匆地电话找我，说他很想去中国工作，问我能否帮忙。我说让我试试。后来有人找到了一个外国专家的名额，爱德就兴高采烈地去北京了。
1986年冬天，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去看望爱德，他当时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就是原来给苏联专家住的那种里外小套间。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还好，博士论文写完了，正在世界各大学求职。我问有回音吗？他说美国和欧洲已有几个不错的大学给了他offer，但是……
他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我说当然回美国呀，你的专业当然是在美国最有前途呀。
他也不说话，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从厨房给我端了杯咖啡过来，一会又到书桌前摩挲摩挲。终于他拖过来一个四条腿的小板凳，坐在我的面前，神情很严肃的样子。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的双眼灼灼放光，我不自觉地紧张了起来。
“我有新的爱人了……”
然后，他就前前后后地给我描述了他的爱人。
事情发生在爱德到北京的半年后。一天下班，朋友请爱德去看电影，回到宾馆时已经是夜里11点。熟悉友谊宾馆的朋友大概还记得，宾馆大院里有一幢一幢的粉红色楼房，铺着方格水泥砖的小路通往各处。小路一边是齐腰的柏树，修剪得平平整整。
那天夜里，当爱德沿着小路往家走的时候，突然，柏树后面跳出来一个大男人，爱德顿时吓得大叫起来，那人赶紧举起双手并示意别嚷嚷。待爱德平静后，借着昏黄的路灯看到，这是个相貌清秀的小伙子。
“你要干什么？”爱德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小伙子说：“我是个同性恋，我跟踪你好久了。”
于是如此这般，过程省略。反正最后就成了恋人。
我问爱德这人是哪里的？回答说是南边大兴县的一个农民，会木匠活，姓王。我的脑海里立刻想起了莫泊桑的小说《木匠小史》，姑且我们就称呼爱德的爱人为小王吧。
爱德又说：“你知道吗？我很犹豫。我不能回美国主要是为了他，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带他出国。”爱德眼神黯淡了下来。
“你想，美国欧洲的签证都太难了，另外生活费又高，我一个人的薪水，养活我们俩会很吃力的。出国后我要供他先学英文，然后再去上学，不然他什么也不懂。想来想去，我只能选择去新西兰。”
我傻看着爱德，终于问了一句：“你决定了？”爱德点点头。
……
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爱德从新西兰寄来的明信片。
1988年春天，我在家里突然接到爱德的一个电话，说他来洛杉矶开会，会住两天，并约我星期六在老地方吃酥饼。我告诉那个酥饼店早就不在了，于是我们改约在圣塔莫尼卡海边的一家小馆。
停好车后，我朝餐馆走去，远远就看到一个人穿着色彩明媚的湖蓝色上衣，我想那一定就是爱德了。他总是敢于和喜欢穿那种鲜艳的颜色，好比鹅黄、青绿，而穿在他的身上又总是再合适不过了。
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寒暄，爱德第一句话就告诉说，小王离家出走了。
“走哪里去了？”我惊讶。
“不知道。”我从没见过爱德这么难过的样子。
“我每天一下班就马上赶回家等他，生怕错过了他。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看来他不再需要我了。”他强打起笑容试图调侃自己，不过不成功。
我看着他半晌，想说点什么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几年后，爱德回到美国，在一所著名的大学执教。后来终于返回他的国家，现在是欧洲大学的著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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