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李培禹：胡同没了人还在
作者简介：
李培禹，1982年毕业于大学新闻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曾任《新闻与写作》杂志主编、《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现为北京杂文学会秘书长、北京市东城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
小学生时的作者，在小大院长大。
如果有一趟列车，声言将穿过时光的隧道，载你回到童年；而且车厢里已然坐满了曾和你一起玩耍、长大的伙伴，现在还给你留了个座位，你来不来？
来！我就是怀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匆匆往这趟列车上赶呢。
其实，“车厢”是刚刚建立不久的一个微信群——赵堂子小大院一家亲。赵堂子是北京的一条小胡同，它在北京城三千六百多条有名字的胡同里，实在排不上号，因为它确是小胡同，从东到西也就一二百米长。
然而，这条小胡同却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它的西口向南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大院。为什么叫小大院？因为它不大也不小，正好装下了胡同里十几个、二十几个，最旺时达到三十几个孩子的童年。
群主刘校长。
我们这趟列车的列车长——群主，是刘校长。尽管他早退休了，但在赵堂子胡同老街坊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校长。丁酉鸡年春节刚过，校长在群里一呼：咱们聚聚吧。立时像炸了锅，活跃者不说了，平时以“潜伏”为主的人也积极发言：支持！拥护！校长万岁！
可我们的赵堂子胡同，十五年前就因道路扩建拆迁，消失殆尽了，到哪儿去找我们的小大院啊？有高人响亮地提出：“胡同没了人还在，邻里重逢格外亲！”是啊，人还在，没有什么能阻挡住思念、怀旧、亲情的列车开出站台，驶向我们的心绪共同指向的那个终点。
“终点站”到了，它就设在与原来赵堂子胡同相连的东总布胡同里的一家餐馆。女老板也是胡同里长大的，敞开大门欢迎老邻居们来聚。
我爬上二楼或说我登上“列车”时，车厢里已经有点“人声鼎沸”的劲了。映入眼帘的横幅上写的是“胡同没了人还在，邻里重逢格外亲——赵堂子胡同老街坊自发叙旧聚会”，好让人感动！
“呦，三哥来啦！”认识的和已然认不出的童年伙伴抱在一起。我说，今天都用小时候的称呼好不？好好！一致赞成。可紧接着问题来了：狗三儿、狗四儿，还叫得出口吗？当年我看着长大的小哥俩儿，如今一个是警官学院的领导、一个是农业银行的处长。
还有，当着孙辈儿的面儿，二秃儿、三秃儿、四秃儿叫着，也不妥吧？于是，临时约定，凡无伤大雅的仍叫原名儿，如我，便称“小三儿”，那几位则由各自根据自己的辈分“酌处”，可称哥或叔了。
童年的狗三儿、狗四儿和铁蛋。
大顺子、仉虎哥（小时伙伴们故意叫他几虎）肯定是第一拨到的，加上如明三哥（原三秃儿），正忙着在刘校长的指挥下搬电视、接DVD机、贴对联。看着几位忙乎的身影，小英子说，瞧瞧，干活的还是他们几个啊！
大顺子壮年时是开出租车的，早出晚归，辛苦挣钱，但小大院的街坊只要有事，就BP机“扣”他，顺子立马赶到，从未收过邻居们一分钱。这“宋大成”式的顺子有好报，胡同里最漂亮的姑娘小青嫁给了他当媳妇儿。
只见他们几个登高挂横幅时，扶梯子、抱腿的，是胡同里当年的美女爱华、宝荣、小点儿，还有何家小妹、刘家小妹，我们小胡同里邻里情深的一幕，温情再现。
“车干来了！”车干本名叫周轩，小时候不认得“轩”字，我们都叫他周车干。现在廊坊一所高校任教的他，是一早赶过来的。虽然他已戴上高度近视镜，头发大都泛白，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而且，小胡同的街坊们都认出来了。
车干比我大两岁，可算是命最苦的孩子，今天才确切地知道，四十多年前他每天清晨挥着比他还高的扫帚扫大街时，只有十三岁，一扫就是三年。为了多挣点钱，他除了清扫赵堂子胡同外，还包下了相邻的阳照胡同。
那时，寒冬的清晨，天还漆黑，我曾被他“哗哗”“哗哗”的扫街声吵醒过。早起背着书包上学，在昏暗的路灯下，还看到过临近收工的他，头上冒着热气憨笑的样子。
作者与周轩。
他失学苦干，是为了供家里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上学。后来，去云南插队的他，曾挑着一担沉沉的青芭蕉回到赵堂子胡同，他要答谢老街坊们对他离京后继续给予他弟妹的关照。那年我早已搬家离开了小胡同，弟弟打电话告我，周轩，就是车干，回来了，给大家送芭蕉，有你一份啊！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此次重逢，最让车干想不到也最让他激动的是，第一个迎上前和他紧紧握手的童年伙伴，是郑苏伊。
苏伊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小女儿。臧老在赵堂子胡同居住生活了四十年，是这条小胡同老街坊们共同的骄傲。胡同里平民多不懂诗歌，他们却众口一词：“中国伟大的诗人臧克家！”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讲出与臧老亲近交往的故事，许多家庭遇到过的经济困难、孩子考学等各种问题，都得到过老诗人的关注甚至直接帮助。
臧克家老人。
2004年元宵节臧老溘然长逝，那年赵堂子胡同已经拆没了，但老街坊们还在，他们组成吊唁团，抬着花篮到八宝山送臧老最后一程。这情景打动了作协的工作人员，他们把写着“老街坊”的花篮摆放在离臧老遗体很近的位置。
今天，与我一样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从而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周车干，披露了臧老的另一件善事。他说：“那时早上扫大街，都是空着肚子。臧老知道后，每天去早点铺买烧饼时，就是六分钱一个的芝麻火烧，都多买一个。他把热火烧塞到我手里，有时还要看着我咬一口，嘱咐我不要对外人说。”
他激动地问苏伊：“我一直没说，你和家里人知道吗？”苏伊含泪摇头。这番话，点燃了大家对臧老深深的怀念。苏伊说，那时院儿里的海棠熟了，我和你们一起爬上树，真够淘气的。我爸在下面喊着：“注意安全，别摔着呦！”哈哈，太难忘了。
臧老小女儿郑苏伊。
海棠树、臧老的故居和赵堂子胡同的小大院，荡然无存了。然而人还在，情依依。聚餐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没人管了。大家完全沉浸在难忘的往事之中。
我不禁想起十五年前，东城区南小街赵堂子胡同拆迁在即，老街坊们都为一户特殊的人家犯起愁来。这就是靠街道“低保”维持生计的特困户“二嫂子”。这位善良、勤劳的农村妇女，含辛茹苦地把一个抱来的哑巴孩子拉扯大，同时也带大了胡同里的好几个孩子。
我的小侄儿李根，就是她带大的。一次李根向我汇报他会背儿歌了，一张口竟是浓重山东口音的“笑（小）老鼠，上等（灯）台，偷右（油）吃……”我赶紧叫停，还埋怨了“二嫂子”几句。
拆迁那年她已过七十岁了，邻居们仍习惯性地称她“二嫂子”。“二嫂子”丈夫因病去世，哑巴儿子又下岗，住了几十年的那间不大的小屋还不是她的房产，如今这一拆迁，老太太住哪儿去啊？起初，热心的街坊们决定集资，替“二嫂子”凑足回迁款。可街道和拆迁办说不行，只要房款按她的户头交，“低保”就保不住了，就得取消，“二嫂子”今后吃什么去呀？
那些天，大家轮流上拆迁办，说的都是“二嫂子”的事。拆迁办的同志难免不烦，怎么一会儿来个刘校长，一会儿来个孙老师，一会儿又换成私营企业的韩厂长了？得，下来看看吧。两位同志来了，看了一眼，眼圈儿就红了。
最后，在拆迁办领导和邻居们的奔波下，“二嫂子”的难题解决了，由政府出面，给她和哑巴儿子在东四五条找了一处面积相当的新平房，并办妥了过户手续。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记得搬家前那天，七十岁的老太太剁了一上午的大白菜，包了一盖帘儿一盖帘儿的饺子，请家家户户来吃。
“二嫂子”去世多年了。席间，刘校长提议，向所有已故去的生养、哺育了我们的先辈们致敬。三十多人齐齐端起酒杯，场面甚是庄严。这边的举动早吸引了其他房间吃饭的客人，他们纷纷围过来，看明白了怎么回事儿后，称赞不已，有人还主动为我们拍“全家福”。他们说，咱们胡同的街坊们也该聚聚啦！
是啊，该聚聚了。胡同没了人还在，人在情义就在，街坊邻居们身上的真善美就在，相信这种传承会绵延不绝，一代代传下去。
（原载《人民日报》2017年3月18日，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培禹读本：
莱茵河漂流之旅
穿越欧洲的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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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