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丨陈原：从热播电视剧看社会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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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丨陈原：从热播电视剧看社会风向标

Original 2017-03-25 陈原新三届

作者简介：

陈原，笔名顾土。1982年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分配到人民出版社，1985年调进人民日报文艺部。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本文作者陈原。

我国大陆的电视剧，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今天的电视剧，在大陆社会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力，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文化位置，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和港台地区。

在我们这里，电视剧可以作为纪念日的献礼，还可以当作文化思想的接受渠道，也可以被视为历史的再现，更可以被多数人看作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甚至是许多人唯一的艺术享受。

正因为电视剧在我国大陆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所以，从电视剧的创作播放和收视率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和生活风向。

1980年代：

反思是主流日剧受厚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刚刚从一段痛苦不堪和困苦不堪的岁月中走出来，伤痛与贫困是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完整记忆。

此时的文艺舞台，包括电影、话剧，与文学一样，痛定思痛，是一种伤痕文化。

在作品里，人们最感伤疼就是，那些背叛家庭或是从海外归来的革命者，尽管怀着一腔激情，为什么却始终受到自己阵营的种种猜疑，因而饱经磨难。即使表现1949年以前的作品，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也是，原来“左”所造成的伤害远比敌人更大更深；来自自己人的暗箭比敌方还要险恶阴毒。

1980年代开始时，大陆创作的电视剧还不多，而话剧作品却经常在电视里播出，有时几乎与舞台演出同步。

我记得有几部外省话剧团来北京上演的作品，很快就在电视里播出。有的描写抗战时期，有的讲述苏区的斗争，当然还有说文革和文革前的，里面的主角不是知识分子，就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中共党员干部，开始时个个热血沸腾，最终的结果却又十分凄惨。“我爱祖国，祖国为什么不爱我”，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痛苦且真切的呼喊。虽然剧情也有“光明的尾巴”，但对“左”的危害暴露得都很大胆，而且是主流。

关于红色经典的记忆，那个年代最深刻描述的已经不再是对军统、中统的仇恨，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在六十年代的惨死，是川东地下党被定为“没有好人”的长期诬陷，是渣滓洞、白公馆、息锋集中营里牺牲或逃出的许多人很长时间里却被怀疑为叛徒、特务。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很快，1980年代的电视剧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敌营十八年》是第一部连续剧，并且将表现对象放在了地下斗争，隐蔽战线的主人公也不像李玉和、阿庆嫂那样根红苗正，而是过去长期被怀疑、受压抑的那类人。这部片子的走俏实际已经告诉了我们，谍战片是电视连续剧的长项，但这个商业信息直到20多年后才被高度认同。

对越作战经过文学的沉思和情感的积淀，诞生了两部由小说改编过来的电视剧《高山下的华环》、《凯旋在子夜》，里面说的实际是那个年代的人情和社会，不像以往这类题材那样，基调没那么单一，也不显得昂扬激越，而思索的成分增加了许多。可以说，战争、军队，这样的题材的电视剧，在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这个时期有分量，其分量就在于写出了人性中的另一面。

与此类似的是，那个年代还有两首因对越作战而产生的歌曲《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竟然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也是以前和以后的军事或战争题材所不能想象的。这两首歌曲虽说以爱国从戎戍边上战场为内容，却没有雄赳赳、气昂昂的曲调，也没有怒气冲天的豪情，感怀、凄婉、悲怆的思绪弥漫始终。

实际上，这正是当时全民心态的反映。刚刚从一个痛苦、贫穷的年代走出来的民族，此时，无论爱国还是战争，都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压抑之中，感受自己的伤痛不亚于杀敌的壮志。怪不得作战的敌对方，居然在阵地上也以这两首歌来瓦解我军的斗志。

当时热播的《雪城》、《今夜有暴风雪》、《便衣警察》等电视剧，尽管那种前30年主流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斗争之勇和英模之气还在延续，但自省、反思，面临现实困境的务实选择，人性中不那么光明的一面，更让观众难忘。

“几多风雨，几度春秋”，“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主题歌歌词里，我们看到与勇气并存的，其实是迷惘、惆怅和感叹。

《蹉跎岁月》、《孽债》更是带有明显的反思烙印，仅从剧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态度。那时的新一代作家多来自知青，因而知青题材显得更多一些。但对于那个年代，从知青题材切入，其表现力却极其有限，这也有意无意制约了表现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的深度和广度。

那个时代拍出的抗战时期题材的电视剧，与后来相比，实在不算多，因为此时人们的注意力一是反思前三十年，二是思索当下如何改革开放。

话剧里最出色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桑树坪记事》，还有北京人艺的《绝对信号》《车站》《狗儿爷涅槃》《小井胡同》，此外，北京人艺排演的几部外国名作《推销员之死》《洋麻将》《哗变》等等，也令人大开眼界；电影中最难忘的是《牧马人》、《庐山恋》、《人到中年》《芙蓉镇》，一直到《红高粱》；电视剧反映改革开放最有名的作品是《新星》和《公关小姐》。

在这些影视和舞台作品中，大多又改编自畅销的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虽说讲的是抗战，但主要人物之一却是位日本人，还是个屡遭误解的好人。

《四世同堂》也是那时最有收视率的电视剧，拍摄《四世同堂》与拍《红楼梦》、《西游记》一样，在于这是名著，拍名著是影视界的传统，每个时代都少不了这样的传统。《四世同堂》尽管以日本占领时期为背景，但描述日本人的戏却很轻，着墨比较重的是“汉奸”，是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有可能是那副德行，李婉芬演的“大赤包”因此红遍了全国。

事实上，凡是老舍的成功作品，涉及的都是他深刻体味的人和事，《茶馆》写了三个时代，惟独没有日本占领时期，很值得深思。当然也有赶鸭子上架的时候，老舍抗战时期写下的通俗文艺并不少，小说、戏剧、大鼓词、快板、相声，一大堆，但遗憾的是，很少被后世提及，没什么影响。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上下共识，所以，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深刻、沉重，耐人寻味。真正存在反日情绪的电视剧倒是来自香港，《霍元甲》和《陈真》让观众感觉到其中的民族义愤，里面的主题歌一直到19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恶化时还成为许多人走上舞台宣泄的首选。

可是，来自香港的朋友却告诉我，这类电视剧在香港也就是一部电视剧而已，不会引发别的联想。看来，教育环境不同，所带来的电视剧效果也完全不同。

那时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一方面延续了前30多年中日友好的民间传统，而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又加深了政治层面的互信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所需的外资主要来自日本，于是，大街上处处可见日本商人，日本公司的广告更是举目皆是，日货无处不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日本留学生和学者，日本旅游团也不断涌来，鉴真和阿倍仲麻吕是文艺创作的常见形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是我们人人都会背诵的诗句。

反映在电视台，就是日本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轰动全国，人人争看，《血疑》《阿信》《姿三四郎》《聪明的一休》《排球女将》《犬笛》，加上电影《追捕》《人证》《啊，野麦岭》《砂器》《望乡》《华丽的家族》〈阿西门的街》《生死恋》《绝唱》《远山的呼唤》《狐狸的故事》等，所有中国观众都沉浸在日本影视剧的文化之中，高仓健、中野良子、栗原小卷、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等，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偶像，而且大家由此才明白，原来资本主义国家不怕自我揭露啊！

不过，我在日本NHK当主持的朋友天愿光雄来寒舍做客，看到我们全家正围着一台14吋的日立彩电看《血疑》时，大为惊讶，“怎么，这么假的电视剧你们也看呀！”

除了日本电视剧红透之外，还有几部其他国家的电视剧也值得一说。

美国《大西洋底来的人》在1970年代末播出，全国的电视观众为之兴奋不已，从前没有看过电视剧，更没有看过科幻片，而且那位眸子透明的男主角还令人感受了电视剧明星的魅力。其实，这部电视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对中国大陆来说却是划时代的。

《加里森敢死队》也是那一代中国观众不能忘记的电视剧。一集一集焦灼地等待，是电视机前人人的心态，那时的电视机可是每台前面都聚集着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人啊。当然，也有人看出了不安定因素，不少人给电视台去信，说孩子们因为看了加里森敢死队，所以在那里模仿着溜门撬锁。

这些人在写信表示不满时不知考虑过没有，这样的归结只能证明，多年的教育原来如此不堪一击，在一部不入流的美国电视剧面前一下子就缴械投降了；而家长居然都管不住自己的孩子，难道不能不让未成年人看么？

巴西电视剧《女奴》，第一次让中国大陆观众领略了漫长的力量，上百部地演下来，人们还能瞪着眼睛在那里一次次落泪，这在过去真是匪夷所思。

1990年代：

心态在调节，生存最重要

有报纸发表文章回忆说，1990年的冬天，有三件大事中国大陆百姓最为关心，一是海湾战争怎么打，二是大美女挂历为什么臭遍满大街，三是全国一起等待电视剧《渴望》的结局。还有消息称因为大家都在看《渴望》，所以降低了犯罪率。其实，无论从《渴望》创作拍摄的时间看，还是从内容看，都应该作为1980年代的产物，由于一段痛苦的岁月而造成两家人的悲欢离合，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毛阿敏演唱的这首主题歌，尽管听起来有说不出的辛酸，但更好似为1980年代的反思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度过了一个时代，开始迎来了另一个时代，可惜，过去那个时代的反思基本都是浅尝辄止。

《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过把瘾》等等，这些199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无不让人感到，观众的口味已经来了个彻底的转变。

经历了政治的惊涛，又面对市场的大浪，大众的心态开始调节，艺术家的心态也在调整，对痛苦岁月的反思逐步退出舞台和荧屏。随着私有化步伐加快，人们开始拥有了财产，对生活的看重渐渐高过了对政治的关心；人们逐渐掌握了赢得财富的各种途径，赚钱正在成为多数人的第一要务，当下的生存考虑远比思想质疑更能诱惑人心。

不过，1980年代的余热尚未散尽，所以，那时的电视剧在咀嚼生活、去政治化的同时，调侃直至嘲弄曾经拥有的意识形态也成为时髦。王朔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他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他也直接参与电视剧，与他相关的电视剧都可以走红。在1990年代，他的小说和电视剧推动了生存话语的颠覆，这种颠覆适应了当时的市民心理：厌倦了以往的叙事，向往全新的存在方式。

到了199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10多年的留学、移民、到海外打洋工、出国投奔亲朋好友的狂潮，也到了该回顾的时候了。于是，《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等电视剧应运而生。当初的美好梦想在化作现实时，人们才发觉，原来并不那么美好，困窘、疲惫、思乡、离异、感情线紊乱、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几乎成了多数出国闯荡者抱定的回顾基调。

以出国闯荡为题材的电视剧，或者在电视剧里有出国闯荡故事的，往往还都存有一种情绪，叫作出国爱国者情绪。所谓出国爱国者，是一位学者的说法。这些人当初都是拼了命地要出国，等到真的出了国，又变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其典型表现是：明明出国赚了钱，还总是觉得受了欺负，好象国内就没人欺负他们似的；这边拿着绿卡甚至外国身份，那边听起来看上去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天天嘴里喊自己在外边是“二等”，可就是不回来做“一等”。

我经常遇见这种人，他们每每指着我的鼻子厉声呵斥，你不要以为什么什么。我也总是回答，我从来就没有这么以为过，所以我一直呆在国内。

曾经有评论称《北京人在纽约》等电视剧表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实际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还有人说是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那更是无稽之谈。真正表现中西文化冲突的是台湾导演李安的作品，比如《喜宴》、《推手》等，因为里面所说确实是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当代世界的差异。

而大陆的电视剧所表达的冲突，更应该看成是经历了文革和各种政治运动后的那种思维方式，与世界现代文明的冲突，是今天而非传统的中国人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至于说东西方文化中的所谓东方，应该也包括韩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各国，但好像我们的电视剧并没有这类内容。

拍名著也是1990年代电视剧依然延续的传统，但当时最值得一提的是，拍出了一部已经无声无息40多年的名作《围城》。作为学者的钱锺书，绝大多数人没听说过，作为小说的《围城》，也埋没了多年，连文学史里都没留下只言片语，近半个世纪后作者和小说却因电视剧而红遍全国，是喜或是悲，似乎无人在意，不过，从“普及钱锺书”的角度而言，电视剧实在功不可没。

电视剧让许多人、许多小说和许多历史出了大名，从此，电视剧成了大众获取历史、文化、思想、军事以及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可这种来源也为历史带来了无穷的曲解。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从1990年代起如潮水一般涌了上来，持续至今，从清说到明，从汉讲到唐，帝王、宰相、王朝，前面经常还非加个大字不可。小说、电影、戏剧纷纷以此为主题，其中以电视剧最多最盛。过去天天号召要写工农兵，到了文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被完全禁绝，受到猛烈的批判。可是文革还没过几年，不但恢复了热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风气，而且更甚百倍，由此可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老百姓中间有多么大的市场，文艺家们又有多么大的瘾头。

其实，今天的平头百姓喜好窥测领袖逸事，基层喜好打探高层秘闻，普通读者喜好阅读李嘉诚、霍英东的故事，市井男女喜好传播富家子弟的分分合合，也是一个道理，这是人类的心理，改也改不掉的。千百年来舞台上流传下来的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代代相传，百看不厌，正是这种心理的明证。

《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无论将相争霸、打家劫舍，还是鬼怪神妖、公子小姐，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但还是为普通读者所钟爱，这也告诉我们，农民未必爱看农民，工人未必爱看工人，所以，号召写这个题材写那个题材，是对文艺欣赏心理的无知。

新的世纪：

帝王加抗日跟着市场走

新世纪的10多年，我国大陆的电视剧总产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拍摄的题材五花八门，紧随市场需求成为主导，全方位迎合了观众不时变换的各种情绪，这既显得题材单一，相互模仿，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为了收视率可以任意取舍，直至扭曲历史本来的逻辑。

美蒋敌人，这一过去文艺中的反面人物，正在成为正面，或者起码不那么反面。阶级仇已经被民族恨所取代，国家利益走到最前台，好象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新的阶级政权，仅仅是为了民族独立，而这种意识在30多年前曾遭到过严厉的批判，被认定是将无产阶级政党混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乔家大院》、《大宅门》这类电视剧让我们深切感到岁月的变迁与矛盾。阶级斗争终于完全退隐，剥削阶级以另一种形象登上了舞台，但在历史教科书里他们并没有被正名，以消灭他们为目的的革命和政治运动还是正确的，在重新播出的样板戏和翻拍的红色经典里他们依然属于反面人物。

于是，我们的现实记忆里出现了同一种人的四面形象：政治历史中的反动派、文化传统中的传承人、红色经典的革命对象、当今经济发展的中坚。

一方面，依然在继续红岩的历史，一方面，又承认中美合作所在1945年以后的形象属于伪造；一方面，仍在重拍、赞美“红色经典”，一方面，又不得不淡化或抛弃意识形态；一方面，还想恢复“收租院”的面貌，一方面，又明确地知道了“收租院”是虚假的艺术、捏造的历史。在这充满矛盾和自我对立的岁月中，各类作品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底线。

1980年代曾经被反省的一种历史，在新的世纪被当作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金婚》里，一个曾经让无数人困苦不堪的年代也被有意无意地美化了，起码在那个六口之家的饭桌上和居住条件中，观众会感觉到他们过得还蛮不错呢。是人们在忘却，还是作者没经历，或是迎合了一种社会的情绪？

大量的都市生活剧、言情剧，其中的背景，我们实在看不出是在哪里？香港、台北还是韩国的某地，或者是1930年代的上海？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表明了80后、90后作者、导演、演员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时尚圈子里，他们心中只有写字楼、商厦和酒店式公寓。

谍战片是新世纪的宠儿，不管是国共之间，还是抗战时期的敌我之间，敌人的形象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敌人不再被丑化，甚至还允许被“美化”，敌营的女性变成美女，而且很清纯，可以和中共地下斗争的勇士眉来眼去；敌营的男性也成了器宇轩昂、英俊潇洒的干练之才，都有其人性的一面。意识形态已经大大弱化，双方无非是人各有志，各为其主，信仰不同罢了。

只是，每当我看到那些中共地下党的铁血男女们出生入死的情景时，总在为他们万一迎来黎明后而担心，他们可以躲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吗？他们不会也成了潘汉年吧！那种结局才是最终的悲剧，也是文艺作品最应该关注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故事。

重拍也是新世纪的最爱，古典的，现代，革命的，不革命的，金庸的，只要是过去拍过的，都不妨再来一遍。凡是重拍，你会发现，作者、导演在旁枝末叶的创新上有着无穷的想象力，而在主题上却是乏味的矮子。

伴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反日厌日情绪日益高涨，日剧也变得寥寥无几，而抗日题材却蜂拥而至，源源不断，有近一个月时间，我每天晚上看到二十几部抗日戏在同时播出。

抗日剧的新特点十分明显，或许过去那种正正经经的抗日已经不再叫座，意识形态风光不再，所以土匪抗日、伪军抗日、老财抗日成为热门；而国军的形象在抗日剧里也都改为正面，不是与八路军同仇敌忾、奋勇杀寇，就是大义凛然、慷慨出征的热血儿女。

可是，值得回味的是，在过去的那些抗日文艺里，为何伪军的戏写得比日军足，显得比日军更坏，地主富农和国军都是些破坏抗日、与日军勾勾搭搭的准汉奸或者汉奸。如《沙家浜》、《白毛女》《东进序曲》这类反映抗日时期的作品，干脆连个日本人都没有，如《铁道游击队》这类的抗战文艺，正面人物负的伤还是国军干的。

2008年前的抗日剧，就像中日关系一紧张，出租汽车司机可以拒载日本人，小学生都可以去抵制日货那样，剧中的日本人也没有好人，尽管相貌已经不是小丑，但个个兽行十足。

而2008年以后的抗日剧，或许因为现实中的中日摩擦已成家常便饭，或许因为人们渐渐了解了历史，知道了原来曾经有一批日本人舍生忘死地为中国传递情报，原来延安还有所日本工农学校里面培育了几百位反战的人士，原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就住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原来日本有个反战同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过血汗，原来不少日本人参加过新中国的初创。

于是，日本人作为正面形象，或是不那么反面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剧中。现在的日军男人的形象也不再是“猪头小队长”或鸠山，女人的相貌正在向不是日本人的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看齐，与国共对抗戏中敌人形象的变化几乎同步。

手撕鬼子，裤裆藏雷之类的抗日神剧大行其道，其真正原因应该是，只要立场正确，其它一切都不妨忽略不计，历史事实，艺术质量，与政治相比，无非是不值一文的道具罢了。

延安的“抢救运动”还远远没有被深刻反省，王实味冤案的根由在哪里也逐渐被淡忘，尽管这是后来一次次荒唐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浩劫的前奏，但“延安锄奸”却已经被热情讴歌。看了锄奸，你会觉得，啊，抢救运动也是事出有因，王实味也是咎由自取。“延安爱情”的最大成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江青，当然，这也可以视而不见。

一部部以政权更迭前后为背景的反特片编得惊心动魄，演得惊竦无比，但似乎没有人思考，正是那时的敌情观念加阶级斗争的深入人心，才造成了从电影《徐秋影案件》原型开始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徐秋影，也就是邵玉魁案件，实际才是一部最值得拍摄的电视剧，不但跌宕起伏，还发人深省，冤情时间持续长达30多年。

与古代公案小说不同的是，近现代真正的探案文艺必须发生在法治健全的地方，因为侦探的魅力在于推理，不在于顶住权钱压力和破解关系网，所以侦探文学的鼻祖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的故事出现在19世纪末司法制度成熟的英国。不然，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外来干扰恣意随便，法官、检察官、警察老服从法律之外的命令，推理和逻辑也就派不上用场了。

从如今大量的侦破片看，不如称之为公检法英模片更恰当一些，里面正面人物的智勇事迹最后都是政治的结果，不在于探案本身。

从不厌其烦地歌颂王朝的大这大那，到借古喻今的古代反腐，古装片好像在《甄嬛传》之后，又开始热衷于宫闱争斗，一部接一部，看得观众废寝忘食，还一直传播到海外。看来，尔虞我诈才是人们的最爱。而且，配上明星的脸蛋，帝王家的你死我活，才更叫座。

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在市场面前，显得一钱不值，票房、收视率和产品定价主导一切。不过，这也难怪，几十年来，这观那观不知来回颠倒了多少次，早已支离破碎，让这些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作者、导演，还能有什么观值得坚守呢？

然而，当韩国家庭伦理剧婆婆妈妈地一集集吸引了亿万人时，也不得不承认，老百姓的心灵深处，依然怀念着那些曾经属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可惜的是，今天的电视人连过去最基本的礼仪都不知为何物，“我府上”在荧屏中盛行多年即是明证，要他们拍出韩国这样的伦理片，实在强人所难。

看过韩国的历史剧，你也不能不感叹，历史就是历史，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在他们那里是个常识，这可以让写的人、演的人、看的人都比较自如；而在我们这里，基本是笔糊涂账，不然，电视剧就不会老用“经过详细考证”、“真实再现历史”作为广告推销词，导演和编剧也不至于总在那里以历史学家自居了。

不过，经过“萨德”事件之后，韩剧退出荧屏，恐怕也是今后的事实。

新世纪的10多年，电视剧创作领域的思维日益贫乏、想象力越来越枯竭，无论古代历史、民国历史、谍战、抗战，还是父亲、母亲、继父、继母、小姑、嫂子之类的家庭生活，一种题材一旦叫座，趋从之风立即刮遍各地，但其间缺少了真正的历史感和平静的社会思考，缺乏真正的传统伦理道德依托，没有现代文明的基本素养，弥漫的是大量政治运动洗刷后产生的意识、观念和浅薄的情绪冲动。

这些电视剧表现出，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后果，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今日的社会，浅陋、无知、二元思维、非理性，成了时尚。因为现在的老年人都是那个年代培育出来，现在的中年人都是那个年代塑造的，现在的青少年的道德伦理、社会认知、历史知识都是那个年代造就出来的父母、祖父母和老师言传身教的。只不过，那个年代是跟着标语、口号和意识形态齐步走，如今是跟着市场需要和大众口味瞎转悠罢了。

30多年过去，人生不过一瞬间。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过去之后，早已随风飘散，如过眼的烟云，但却能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生动地折射出社会思想的底色，让每个10年都很清晰！

（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来自网络。）

陈原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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