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丨龚炽荣：一起去北京上学的伙伴
作者简介：
龚炽荣，上海人，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业经济专业，毕业分配回上海工作。1992年10月从国企辞职，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如今丰衣足食，安居上海，乐天知命。
9月25日晚之前的两周，与太太在美国东西海岸走马观花，由于时差关系，较少上网。回来后，前天中午，一位现在在美国的上海同学MSN上告诉我，他在人大新闻系79级同班的上海籍同学唐为忠，现《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16日在宁波出差期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
震惊之余，立即上网证实了这个噩耗，内心油然而生悲痛的感觉。当年我和老唐同学并不是一个系的，但我和他的缘分，可能是大学里同年级十几个上海校友里最早的。当年，是我和他两个人结伴，由上海同行去大学报到的。
当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的一天下午，有一位并不认识的女士来我家找我。她介绍自己在长宁区某小学当教师，从长宁区教育局的系统里，就找到了一个与他弟弟被同一大学录取的学生，就是我。她想让我与她弟弟结伴去大学报到，我当然很愿意。
记得之后我去了他们在普陀区华阴路的家，第一次见到这位即将一起离家同行的伙伴。瘦瘦的他喜欢低着头，记不得当初谈些其他什么了，只是记得他告诉我，他76届高中，由上海某农场参加高考，被人大新闻系录取。
我们俩到了北京火车站后就分开了，因为学校各系都分别有人在北京站外接新生，到校后忙报到体检等等，都是一头忙乱。比较寡言不善交际的的他，与我差不多是同类。
之后的大学时代，文法类专业的同学都住在红楼，而财经类的专业都在东方楼，公共课也没有相遇的机会，故不会常见到他。但时常也会在上下课教学楼附近和饭点在食堂，以及在校园路上看到到他的身影，如恰巧相遇也是点个头，打个招呼匆匆而别。
记忆中每每见到他，总是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手拿一个大大的搪瓷水杯，低头弯腰走在校园的路上。之后每年的假期回上海，以及上海再回北京就再也没有与他同行过。
大学同年级的上海同学就那么十几个人，年龄不一，分布在各个系里，一个系最多两名，相互间未必全交往，但差不多都认识。其中八九个应届高中毕业考进大学的同学，会有比较多的交往，放假一同回家返校，一起玩之类的。
但他似乎不太合群，几乎不与当时沪籍的同乡交往。与他同班应届高中的沪籍阮同学，与我们这些沪籍的同乡就有比较多的交往。大学后期每每在校园，阅览室或食堂相遇，都会见到他与他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结伴一起……
毕业分配情况，都是从他同班上海阮同学处知道的。他分配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报》社，其间有一个事故，让他工作和事业受到冲击。这次从有关人士的悼念文章里，也证实了该事件。
毕业后，我就再未有机会与他见过面，几次去北京母校，都以班级活动为主，忘了特意去找他，现场好像也未见到他。岂知再次得到他的消息竟然是噩耗，以及他人生所获得的成绩。
就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勤奋和刻苦的人，他不属于那种有口才文才，或天赋才气逼人的人。因为在大学时代，新闻系就他们一个班。他们班比较活跃，有不少活跃和聪明的人，他完全与大学时代新闻系的事件无关，他就像一个默默的过客。
他也不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他的存在似乎就是让人忽略他。从悼念他的文章里可以完全证实这一点。
“好人”、“谦虚”、“热心”、“真诚”……这些是报社同仁悼念他的言语，那是符合他人格的评价。他是一个小心而细心的人，他有今天在报社的地位，或者人生的成就，让我想到人生成功三分天赋七分努力的说法。他是那种谨小慎微做事做人的人，他是那种用尽七分努力的人。
但是，这种用尽七分的努力，却是以52岁的生命为代价。不知道这个世道还有多少那样用心尽力、谨小慎微的“老实人”。勤能补拙，但生命毕竟是无法补回来的。他同班阮同学告诉我，他是他们班第一个早走的人。
每每在有人离去（或英年早逝）的时候，总会令人反思人生的目标、生命的价值等这些问题。我们想明白了吗？这些问题对每一个尚且活着或者苟活着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终极问题，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有把第二只脚迈进天国之门的那一刻，才会终于想明白了。
我们应该都属于那个绝大多数。否则我们还会有那么多我们自己人生与生活的烦恼与忧虑吗？我们会放弃那七分命中的努力和生活的追求吗？
借用《中国青年报》的一句话：“老唐，走好，到那边不用上夜班，也不用操心了。”
2011-9-29
（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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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