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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香丨徐建:"勿忘我"​ ——忆纪刚同学

2017-03-31 徐建 新三届

        老编注:清明将届,本号特辟 “馨香”专题,陆续选发一组追忆故人的文章,以此缅怀那些远逝天国的新三届学友。   


年轻时的纪刚。


音频版

朗诵:一丛苇


        纪刚走了,他是人大法律系78级同学中,第一个离开我们的。


        那是2004年12月30日,正值我52岁生日。从深圳来北京出差,从万春那里得知纪刚患肝癌的消息,我心里一惊。毕业二十年同学聚会时,有人说“再聚就不一定齐了”的话,不幸言中了,死神已经向同学逼近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今日轮到他,明日轮到谁呢?伤感油然而生。


        当晚,我去了纪刚家里。他显然老了许多,带着病容的面孔十分憔悴,但还是强打精神接待了我。当我问他得了什么病时,他直率地回答“肝癌晚期”。我问,“确诊了吗?”“最多活半年。”他若无其事地回答,像谈论别人的病情,没有一丝的畏惧,我服了,这就是纪刚,太老实,太正直,不会说假话。


        然而,他能如此镇定地面对死神,却是我始料不及的,看来他已经度过了恐惧期。


        使我难以理解的是,在大学时代,纪刚是非常注重卫生健康、养生之道的,他从不在街旁吃东西,每次在食堂吃饭都要用开水烫过碗筷,不少同学在为温饱犯愁时,他已经注意营养搭配和每天一支活力宝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得癌症呢?我不由说出心中的疑惑。纪刚说道,“正是我太注意健康,才招来杀身之祸。”


        原来,他大学毕业分到贸促会法律部后,为了提高外语水平,报名到北外进修,恰逢流行乙肝,为增强免疫力,他要求校医给他打丙球蛋白。开始医生不同意,后来他欺骗医生说全家都有肝炎,医生才答应。没想到,一支带菌的针将他打成了乙肝。这就是纪刚,活得太仔细,太认真,反误了卿卿性命。


        后来,他去新西兰进修法律。国外高昂的医疗费使他难以承受,加上学业紧张,耽搁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回国后,他去了金杜律师所,四十多岁才学做律师,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他又不甘人后,常带病加班。这就是纪刚,工作太较真,太投入,不觉之中病情加重了。


        半年后,他去301医院检查,发现肝癌指数达到十九,濒临危险界二十,但医生却说是血压引起的波动不必在意。没想到四个月后去复查,指数已经达到五百,癌症晚期,没治了。“庸医,庸医害人啊!”说到这,纪刚显得愤怒和无奈。我也恨不能将庸医绳之以法,渎职治罪。


        冷静下来后,我才发现家里只有纪刚一人,就问:“怎么没见你夫人和孩子?”纪刚说:“老婆在澳洲,找份工作不容易;孩子在澳洲上学,我怕影响她学习,就没让她们回来。我做饭、洗衣、看病都没问题,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再让她们回来吧。”这就是纪刚,自尊太强,自我太封闭,从不愿麻烦别人甚至家人。


        我说:“你是癌症病人,身边没有个人简直不可想象。起码要找个保姆吧?”他说:“保姆不可靠,还要花钱,我反正不行了,省点钱给孩子上学吧。”这就是纪刚,太节俭,太会过,近乎迂腐。我赶紧拿出钱包,里面有五千多元钱,全部摔到他的桌子上,我几乎吼起来:“这钱专款专用,留给你请保姆,不够再寄。我要发动同学来帮你。”


        他说:“这钱不能要,更不要告诉同学。除万春外,还没同学知道。我找他问个高检的案子,说漏了嘴。千万不要告诉同学,让大家为我担心,我死都不安心。”我说:“这事由不得您了。”


        就在准备离他而去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一走也许是绝别。于是我拿出相机,提议与他合影,纪刚欣然同意。我就把相机放在桌上,我俩凑着镜头,自拍了这张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张与同学的合影。


本文作者(左)与纪刚合影,2004年12月30日。


        回到深圳后,我把纪刚得癌症的消息告诉了同学,之后陆续听到同学们去看望他,为他请保姆、找医找药的消息。后由杨松提议,海星、耀华、春田、孟洲等发起成立了“同学互助基金”,募集到十万元款项,大部分用于纪刚的治病和生活,也为同学间互助友爱的法制化开了先河。


        2005年5月10日,就在纪刚去世前三天,我和老班长玉胜、老支书春田去看望纪刚,此时,他躺在病床上,头发稀疏,肌肉萎缩,与5个月前相比判若两人。他夫人20天前从澳洲回来陪他最后一程。


        病苦中的他为了不给亲人和同学带来痛苦,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忍受着噬骨般的疼痛。他伸出手来握住我,也许是回光返照吧,他显得异样的精神,喃喃地说,“我以前总以为君子之交淡如水,与同学们来往不多,得了病才知道同学的重要,友情的可贵。看来咱班38个同学中,我要第一个走了。”


        听完这话,我觉得眼睛朦胧、嗓子哽咽了,深深感到生离死别四个字的含义,只好安慰他:“如果你真的第一个走了,也是你的福分,你走后老婆、孩子有人照顾,最后一个走的最倒霉,连送花圈的也没有。再说,人总是要走的,你不过是去天堂打个前站,我们37个同学都会跟着你走的,等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全班同学还会团聚的。”


        纪刚听了,脸上抽搐地笑了笑,欣然点头,艰难地说:“我想开了,不害怕了,人总是要有这一天,有你们这些好同学,我也值了。老徐,在校时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不像有些人,连支烟也不给我抽。”


        这时老韩打断他:“纪刚,什么时候了,还在说别人的坏话。”纪刚忙说:“不说了,不说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看出他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春田提议我们回去。我轻轻地将他紧握着我的手放在一边,看他最后一眼,我深知,这定格的瞬间将化为永恒。


        三天后,2005年5月13日,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纪刚50岁的生命,带着不舍和眷顾,他只身一人为我们到天堂打前站去了。


        在他的葬礼上,海星代表全班同学将他生前希望得到,但一直没有得到的一支派克钢笔和一副远近视眼镜放进他的骨灰盒。远在深圳的我没能参加葬礼,只能对着我俩半年前的合影默哀。


        哀思中,我忽然想起了26年前大学毕业时,每个同学在留言簿上都互赠一句话,我急忙从尘封的柜橱中找出留言簿,所有同学的留言都是勉励之词,唯独纪刚在俊俏的照片旁的留言竟然是三个字——勿忘我。难道冥冥之中,纪刚早有预感,他要先我们而去,让我们不要忘记他?


        纪刚,三十年前,我们38位同学聚集在母校人民大学,如同一母所生。你虽然英年早逝,相信全班同学都不会忘记你。你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将永远活在大家的口头上、心坎里。放心吧,纪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在天堂团聚。


人民大学法律系78级全家福。


         作者简介

        徐建,1982年毕于人大法律系,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1983年赴深圳,对外律师所律师。1984年任深圳经贸律师所主任,1985年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1990年任司法部派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董事副总、香港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1年任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003年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2010年回到母校,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兼职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全国律协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选自《七七八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大学同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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