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友琴：130万个罹难者的名字

2017-05-22 王友琴 新三届

作者简介

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中文系；1988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教授中文，现为美国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 。

本文作者王友琴。

——关于俄国人在光碟上刻录了1,345,796个受难者的名字

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出版前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拿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当初拒绝删去一些名字的坚持感到欣慰。虽然 “可读性”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还是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则正相反。有人说，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个批评，我完全接收。我总是回答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我从不反感这种说法，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很远。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

2004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130万个名字，这些人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英文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迫害的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130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130万个人，是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鲜活生命。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最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像一个身份证号或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130万”的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44500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时期最高领导层的人们手写的批捕文件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活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批又一批人送下地狱。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捕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叫做Lily Brik女士的名字勾去，他对专管逮捕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 。这可以说明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130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130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是他要手下完成的杀人、判刑、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枪毙，“第二类”送劳改营。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控制，需要亲自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第一类囚犯）比杀死猫或狗还轻松简单。

上图：斯大林签名的条子“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名”。

下图：苏联杀人和逮捕人的计划，各个加盟共和国有指定的人数。第一纵栏是要杀的人数（第一类），第二纵栏是要逮捕的人数（第二类）。制定日期是1937年7月30日。

这套光碟的标识，是一支燃烧的蜡烛，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识的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的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那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规模，反而使人更能感受到人民实实在在的悲痛和留在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资料来源的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其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出版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有的遍地出现，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极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间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所遭受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3卷的《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继续。有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他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高中时他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他立志学习历史。成绩优异，他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

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及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10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有关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说他已经收集了12.3万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25万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3万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在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刻有60万个受难者名字的光碟。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2003年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300多篇。

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也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134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10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做。

谁是做这项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做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道德的自救。

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需要在很强大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类似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许多细节。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或没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也是为肯定生者的存在。他们所完成的，他们的努力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的伟大的人文传统。

（写于2004年9月）

附记：

这篇短文写好不久以后，学校里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样子，20来岁，穿牛仔裤和T恤衫，说英文有口音。他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读了本科后，到芝加哥大学来读研究生。他对中文这样一种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语言感到非常好奇，于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做中文教研室主任），来探讨中文是怎样一种语言。我很高兴和这样一个聪明而有求知心的学生谈话。谈了一阵语言问题，我拿出了这两张光碟。我说我的俄文知识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帮助解释一些东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国人怎么看这样的历史。

他说：听说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时候被杀害的。

我说：那我们就到光碟上搜索吧。光碟有“搜索”功能小窗口。他在我的电脑前坐下来操作，犹豫着说：我怕会有拼写错误。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说的“曾祖父”，实际上是他妈妈那一边的，是他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尽管都是父系社会，孩子们都用父亲的姓，但是英语亲属称呼不区分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父辈和祖辈，不像中文把母亲的父母称为“外公外婆”。他有点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亲的姓名。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看了光碟上的文字，他说：“不会错，是他”。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职务。他说，那是一个小地方，就是他外婆的老家所在地，不会有一样的名字。他的曾外公是那里一个矿上的视察员。

我读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年12月被逮捕， 1938年2月处决，法律根据是58条之二和之四。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说明。我在《古拉格群岛》里读到过这个法律“第五十八条”，是关于所谓“反苏维埃罪”的法律条文，其中有14个分条。第2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第4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帮助。第58条中最为广而无边的是第10条：包括号召推翻、颠覆或者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

这名数学研究生指着光碟上的名字说：“他的女儿，是我妈妈的妈妈，她还活着。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不是那么久以前，跟活着的人依然紧密相关。于是我建议他复制光碟，寄给他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妈。我们马上就动手复制。应该说这也正是光碟的制作者的愿望。后来，我还给另外的人复制过这两张光碟。

我受到的震动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受难者的广度和密度，自从收到这两个光碟之后，我只和一个从俄国来的人谈起这个事情，他妈妈的外公就在其中，这当然有偶然性，但是想想总人口和受难者的比例，就知道这是规模非常大的杀戮；第二是关于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索尔仁尼琴多次指出这个“第五十八条”的荒谬和残忍，犯上这一条的，至少都是10年徒刑，如这名研究生的曾外祖父，因为“第五十八条”就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还应该看到，在我们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决定中，一份写于1967年的死刑判决书写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处反革命犯XXX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份写于1968年的判刑15年的判决书中，只写了“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XXX有期徒刑十五年”；在一份写于1970年的判处13人死刑的判决书里，写的是“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显然从文革的第3年开始，判决书不再引用法律条文。

又过了一些时间，俄国人把受难者的名字列在了网上（www.memo.ru）。标识是一支燃烧的蜡烛，他们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纪念”，搜集关于受难者的资料和物品如日记、书信等。

（原载微信公号“熊窝”，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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