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珊伊：我在燕园留学生楼的文化冲击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78级毕业照片。
原题：
燕园忆旧
我是在1978年秋天进入北大的，那时国家刚刚从长期混乱中稳定下来，人们都在期待着新时代的到来。多年来北大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我从未想象自己有一天能身在其中。当我提着行李走进校园，如同梦境。然而，不消一会儿，我又回到现实，要与那硬邦邦的学生宿舍和食堂打交道了。
在北大最初的两个月，我仍没有感受太多新的风气，人们还是讲文革时代的语言，伙食也是工农兵学员时期的包伙制，衣着突出依然招来非议。到了10月底，我突然被指派到留学女生楼陪住，于是生活猛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在那时体会到别人在出国时感受的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
初次接触对外国的文化和物质，我的感觉既新鲜又非常美好，就像从沙漠走进了绿洲，我对北大的感觉也浪漫了不少。我的同屋是一位日本留学生，名叫浅井千惠。她是我第一位认真交往的外国人。她带给我数不清五花八门的外国舶来品，如意识流、卡拉OK、洗发精、山口百惠、迪士科、摇滚乐、带花边的的衬裙、日本成人杂志、时装模特儿、弗洛伊德、咖哩牛肉饭、寿司、生鱼片、干果蛋糕，等等。
我在几个月内将它们一股脑儿全接收下来，好在依然故我，没变到那儿去。但我很喜欢这些西方杂碎，曾很冲动，要为得到它们出国。我怎么没想到，在20年后的中国，这些杂碎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必需品，我当年对它们的憧憬实在是显得可笑了。
1980年夏，我们全班同学与日本留学生浅井（前中）、菲律宾留学生吉米（前左2）合影。
我记得，那时北大的校园动态已是西方记者的镜头焦点。学生们稍有动作，就是西方各大报的新闻。在我搬进留学生楼不久，住在留学生女楼的几个中国外国女同学共同举行生日会，一时兴起，跳起了迪士科舞。中国女同学不会跳，就由外国男同学带着跳。结果，这事成了国际新闻，又上了内参。北大留学生办公室大概因此挨了批评。不管怎么说，这是西方迪士科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现，那几位女同学算是最早跳迪士科的勇敢的中国人。
这次舞会后，学校当局很不高兴，好像是说过一下。不料，新年前夕，校方突然180度大转弯，又组织我们这些在留学生楼陪住的男女同学突击学习跳舞，规定所有的人都要参加由留学生办公室组织的新年舞会。我们事前学的是老式的交际舞，但到了舞会上，跳着跳着就成了迪士科。几位非洲男同学把持了舞会的音响，放的全是最撩人的迪士科舞曲，于是，全场不分中外学生都欢动起来。至今，我仍很怀念那次留学生舞会上无拘无束的气氛，因为当时我玩得真是非常高兴，如此尽兴的时刻在我一生中真是非常少。
我相信，当时北大的欢欣、活跃的校园生活，给许多学子留下的美好印象是终生难忘的。我的一位同班男同学，在许多年后，他与我在异国他乡相遇，十分感慨地说，他一辈子好时光实在太少，只有北大那几年是开心的。仅仅4年后，他就很不情愿地、匆匆地离开了人世，时年仅44岁。
这位同学姓徐，是个湖南骡子，出自书香门第，相貌、学习都挺不错，曾是北大篮球队的优秀后卫。他当时曾陪住一位瑞士来的留学生。这位留山羊胡子的瑞士嬉皮士，有个中国名字，叫舒东文。我认为徐同学当时对老舒的放荡不羁作风并不接受，好像比较古板。因而以为他对北大的感受不会与我完全相同。万万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北大竟是与我如此的一致。
这张照片是舒东文拿浅井的照相机为我们拍摄的。当时我穿了浅井的和服，拍摄时间是1979年的春天。
我是通过徐同学认识老舒的。那时住在留学生楼的中国女同学与外国男同学单独交往的并不少，当然让校方十分不满。我记得，有几个女孩子在交往中真的动了感情，闹得学校和家长都干涉了。有一位北京的女孩子，属于现在所说的阳光少女型，健美秀丽，是中外同学公认的美女，被一位来自美国的中美混血男孩迷上了。他们的相爱确实很美，但结局十分不幸，在校方和家长共同干预下，俩人被迫分手。男孩子提前回国，女孩子也搬离了留学生楼。除此以外，还有几起闹得很大的中外婚恋事件。
至于我和老舒的交往则是异数。因为我们那时年纪都比较大，思想成熟。他当时已32岁，与中国所谓老高三同届，我是28岁。他吸引我的，是他对艺术的造诣和兴趣。我当时是如饥似渴要吸收西方艺术的养分，虽然自己并无任何天分。至于老舒为何愿意教我这个笨学生，我也说不清楚。从开始，我就将与老舒的来往设定在艺术交流上，政治与爱情免谈。
然而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首先，我周围的中国同学就不能理解我们的关系，他们怀疑的眼光和小心翼翼的试探使我非常不舒服。我和他从来没有约会。但我在校园散步时，有好几次与他不期而遇，于是同行的人，常常是浅井千惠，便知趣地将我留给了他。
这种不是约会的约会让我很为难，两人走在校园里，不碰上熟人几乎不可能。他很高兴，但我却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此外，老舒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很有西方男人的多情，与女人交往，没有挑逗等于生活里没有了盐。那时的我毕竟是刚从文革走出来，父母挨整、上山下乡、丧父、失恋弄得我心凉。
我实在没有精神准备回应老舒的多情。我在外界压力和老舒的情感攻击下显得无奈难堪，幸亏自己也算是在老丹炉里炼过的孙猴子，临危不乱，化险为夷。最后，我如愿以偿，与这位喜欢穿蓝色中山装的瑞士学生一直维持没有爱情的良好关系，直至他离开中国。
2016年春天，我们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数位女同学与舒东文在瑞士阿尔卑斯合影。
但是，当时我这么做确实伤害了他。所以，后来我们虽仍有来往，却没有开始时的直截了当，老舒在我面前变得很拘谨，少了许多风趣和幽默。我记得，他有一次气不过，在我面前发作过。他痛斥中国人（包括我）的莫名其妙，明明是女人，却拒绝男人献殷勤。
奇怪的是，我从不动情。大概是我从开始就设了防，再往后，要改也难。我至今仍非常感念老舒这位西方男子对女士的宽洪大量，他容忍了我，从没有伤害我，其实我们在一起有过许多快乐时光。
他曾问我，为什么你和其他中国女孩子不一样，是不是你们家庭与别人不一样。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告诉他我自己家庭的真实背景。不过，老舒很坚信他的猜想。他曾很认真地说过，我要记住你，过了很久，还会记住你。
老舒的文化修养很高，精通音乐和美术。他是摄影高手，在中国拍了许多照片，把1970年代末的中国表达得淋漓尽致。盛宴必散。老舒尽管在中国呆得很有收获，不要说在瑞士，在欧洲像他这样泡中国的西方学者也是少有的，但5年毕竟太长，他终于决定回国了。我也觉得老舒住在中国时间太长，早该回去了。
那时，好像很少听说留学生有留在中国工作的。只记得有一位名叫吉米的菲律宾男生，受马科斯政府驱逐，在北京住了许多年。老舒离开中国，感情非常难舍。他在中国交结的好友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并不鸳鸯蝴蝶派。他深爱中国的老百姓。
老舒回国后，返回中国工作时，我见过他一次，他显得不那么开心。为了让他高兴，我许诺他再来中国时，我还会来看他。但他郁郁地说，你要结婚的，你丈夫会同意你来看我吗？我语塞，不再言语。此后，我没有再见过他。确实，我没有刻意去与他联络，连他的瑞士文姓名都没留，更别说地址。
从1978年到现在，四十载的同学情。
我刚进北大时，女同学们的衣着仍是文革味十足，主流是蓝褂子和军装。1979年春夏，校园里很少人穿裙子。我因为从南方来，再加上一点小叛逆，穿着一条产地上海的咖啡大圆点半腰裙，上身是自制的白地淡黄紫相间的小格子短袖衬衣，走在校园里，居然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后来，浅井送给了我几件洋服，弄得好多女孩子都羡慕。图书馆系的张亭同学，出了名的爱漂亮，看上了我的一件咖啡与黄灰色相间的毛衣，先是借，后来干脆送她了。张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充满精力，活泼好动。没想她人刚到中年，就丧失了宝贵的健康，令人叹惜不已。
1979年后，北大校园里的女孩子开始讲究衣着，向留学生楼里的外国女同学看齐，却又苦于在商店里买不到合适的衣服。有不少人都自己动手缝制衣服。我自己就做过好几条夏天的裙子，虽然做工粗糙，但很出格，心理十分满足。记得一次我在宿舍里扯着长线缝裙子，同班的一位老夫子上门拜访，他十分惊奇，张口发呆说不出话来。
浅井看我自己动手做衣，大受启发，用面口袋做了一条连衣裙，把面粉商标放在胸前，又是一件别出心裁的服装。那时，中文系的一位女才子，来自江南小城，爱穿下摆镶阔荷叶边的连衣裙，让好些北京城里姑娘们看不上。我倒觉得，她这么穿很有特点，十足江南秀女的味道。
再后来，深圳开放，许多服装舶来品由香港流入中国。女孩子又穿开了从广州和深圳买来的百褶裙、喇叭裤和T恤。那时还不兴跑单帮，广州的同学度完假回校，行李中都夹着不少为同学义务代买的衣物。我也充当过圣诞老人的角色，为别人带过衣物，甚至还有录音机。
2017年，我们相聚在日本山梨县，右1原北大日本留学生平田，右2作者本人，右3浅井，右4日本友人山田女士。
我毕业离开北大时，校园色彩斑斓一片，女孩子们的服饰已是今非昔比。诚然，也有不少女同学继续坚守蓝绿本色。同系的一位老三届女同学，4年里坚持穿蓝色中式对襟小袄或是白衬衣。还有一位青岛小同学，坚持穿了4年的绿军装。她对我不很满意，因为我穿着时髦。她给了我一个外号“美加净”。
除了穿衣，女孩子们也开始注意头发。最初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留着短直发或梳着辫子走进北大。我当时没有梳辫子，而是烫了头发尾巴，再扎两把刷子，已很引人注目。据一位男同学说，当我拖着行李走进学一食堂报到，他就在人丛中看到了我。我记得，校园里先是时兴烫发。我曾用街上买来的烫发剂，为几位从没烫过头发的女孩子卷过头发。
烫过头发，女孩子们又兴起用护发素。我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她拍了大腿、咬了牙，才买下一瓶两块多的护发素。不过，最后还是披肩长发在校园里扎了根。其实，那时的北大风气很自由，每个人按自己的风格行事、穿衣，并不感觉校方有什么干预。所以，同学们毕业后，分配到工作单位，才发现衣着与当时社会不协调。一位同系的女同学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她的牛仔裤和披肩发被单位领导命令改正，才允许上班。
后记：
以上文稿完成于我走入北大校园大约20年以后的某一天。
37年后，我终于找到了瑞士留学生舒东文。去年，我和数位北大同学作为舒同学的客人，到了他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度假屋做客，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今年，受日本浅井同学的邀请，我和另一位北大同学到日本旅游。我们搭乘日本新干线，从关东到关西，再到四国岛的濑户内海沿岸，同样是一次无法令人忘怀的愉快旅程。
能与两位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北大留学生建立几乎40年的友谊，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也是我人生的一大惊喜。
（本号获许可推送，老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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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