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赵凡：那年16岁，我跳级参加高考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16岁上大学的本文作者
原题：
我的高考
1977年10月时，我在乌鲁木齐一中读高二。有一天，班主任何敬远老师一进课堂便神色庄重地说，今年高中生可以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何老师是语文老师，一向要求严格甚至严苛，但我喜欢她。何老师嗓音清脆，讲起课来，有点老夫子般的陶醉。乌鲁木齐一中在新疆远近驰名，原因之一，其任教老师不少来自内地名牌大学，何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高中生参加高考，这消息对我的震撼程度，远远不及父亲。父亲听说后，怔了一下，立马去查报纸。等确认了这个事实，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快，抓紧复习！
当时中学教育制度是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明年我将到哪里？那时，应届生的人生下一步棋，就是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如同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谁能确定这馅饼不会转瞬即逝？
离考试只有两个月。复习在校内外同时加紧进行。学校动员高中各班级尖子生参加报名并摸底分文理班学习。同时报名参加高考的，还有我们的很多年轻教师。
报文科还是理科？文革刚结束，社会上最盛行的是崇尚科学，大家信奉一个真理，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是，出于从小就对小说的狂热爱好，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科。
生于1961年，在我成长过程中，学校经常不上课，学生常年不读书也无书可读。那时候，只要是能找到的书，不管什么内容什么领域，我都读得如饥似渴。但这些都算野路子，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大学生何老师第一次让我们明白，考试是要训练的。
语文课明显加快了进度，并有针对性地在阅读理解和命题作文写作上增加内容。就在高考前，学校进行了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得了年级第一。现在看，那就相当于押题了。
本文作者（后排中）与大学同学。
那年新疆考生共考语文、政治、数学、史地四门。语文是我的强项；数学凑合，但没读完高中数学，隐患大；历史地理没上过课，几乎是荒草地。听说有历史教师住在附近，周末几个考生都去他家。那位老教师并不嫌烦，真把家整理成了免费辅导教室。
剩下的政治课复习，就靠自己临近两周的死记硬背了。父亲四处搜罗，找了不少材料。我在如山的纸堆里伏案。每天熬到深夜，有时困得眼看就要睡着了，父亲索性大声念，希望女儿能在睡意朦胧中留住声音记忆。
高考在12月中旬进行。乌鲁木齐的冬天，零下30多度，一场大雪接着另一场大雪,尽管各单位都组织人力在街口路边扫雪，道上还是积了厚厚的冰。考场在新疆教育厅附近的实验中学，因为要连考两天，父亲打听到有位老乡家住附近，提前拜访，说能否高考两天让这孩子中午能去家里休息。那叔叔不仅爽朗地答应了，而且让妻子专门准备丰盛饭菜款待我这个小考生。
考试那天，天阴冷。我穿着厚厚的棉衣，由姥爷领着乘公交车去考场。多年之后，我都记得那天脚踏在雪地里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因为本身就是学生，对考场的气氛并不陌生，只是考完之后，感觉突然轻松。最令我自信的是那个二选一的作文题《每当我想起敬爱的周总理》，因为何老师在课上恰好讲过缅怀周总理的文章和诗歌。（另一篇的作文题是论说文《抓纲治国》）。
12月底，分数出来，在我的高考成绩中，语文和政治分数最高。
时至今日，我甚至想不起来当知道自己“考上了”的那一刻，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第二天早晨，我独自来到乌鲁木齐广场，一圈一圈漫无目的地走。又下雪了，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飘在空中，沾在脸上、身上，好似很快会将我塑成雪人。对于我，那每片雪花都挂着某种心绪：对成功的欢欣、对即将自立的憧憬和对未来生活的迷茫。
那年我16岁！
本文作者近影。
（文图由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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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