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周大伟：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6年）和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法学院（1993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特邀访问学者。1980年代中后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1986年，担任教育部法学统编教材“民法”撰稿人之一（佟柔教授主编）。
目前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从事法学教研工作以及企业投资顾问业务。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周刊》《法制日报》专栏作家，在共识网、爱思想网等学术网站列有特邀专栏。著述甚丰。
1983年毕业照
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高中毕业开始走进社会时，那个荒唐失序的动乱岁月刚刚落幕。我对那些70后和80后的人们说，自己的少年时代并非“阳光灿烂”，而是在社会政治动荡中虚掷了不少光阴。不过，那些比我大几岁并经历了艰苦生活磨练的人们却特别认真地对我说，你其实还应该属于“基本上没怎么耽误的一代”。
我以为，所谓“基本上没怎么耽误”，大致和我后来参加了高考并在大学里读了法律专业有关。
回想起来，当初选择学习法律专业，纯属偶然。
1977年1月初，我和一百多名北京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作为1977年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应征入伍的新兵，身穿着中国海军当时特有的深蓝色冬季军服，一起登上了一列开往青岛的军用列车。我和一个名叫王朔年轻人都在其中。我来自北京第31中学，王朔来自北京第44中学。
1977年秋天，我们结束了在水兵训练基地的专业训练。我被留在训练基地的航海操舵教研室担任助教，王朔等战友们被分配到了停泊在青岛军港码头上的一艘艘军舰上。记得王朔当时在一艘军用消磁船上当卫生员。
然而，就在这个时刻，也就是当我们离开北京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们今后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国家正式恢复了高考。
我相信，这个消息在包括我和王朔等战友心目中，已经引起明显的波澜。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我们表面沉默着，但内心里在跳动。此时，一个鲜明的人生信号在我们面前掠过：高考的出现，给我们这些人的前途带来了新的选择，也增添了新的压力。
2017年，我在北京理工大学。
此时此刻，即便像王朔这样一个含着宝玉来到这个世界的天才，他也必须面对自己今后的前程。军队生活毕竟是暂时的，回到北京后，我们这些人马上就会面临人生的新的选择。这就是：要不要去赶赴“高考”这趟人生的高速列车？
如果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会毫无悬念地回到北京。不少人可以在一家国营企事业单位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像很多在城里的普通人一样，大家都吃差不多质量的饭，穿差不多质地的衣服，过着差不多平淡的日子。彼此之间不会明显拉开距离。现在，高考恢复了，它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新的亮点，而且使有些特权家庭拥有的权势、关系等不透明因素变得爱莫能助。
就我个人而言，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高考已经成了自己未来的绕不过去的首选之路。
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初夏，经所在部队推荐，我在青岛参加了地方大学的高考。在和地方考生同等竞争的条件下，如果考中，就可以带军籍前往地方大学读书。在等候考试发榜的日子里，我去了一次去青岛市区。在经过位于青岛馆陶路北海舰队水兵招待所的时候，正好看到王朔穿着一身深蓝色水兵服走出来。我们站在路边随意地聊了起来。
王朔好像从其他战友处得知我参加高考的消息。他问我：“听说你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感觉怎么样？”我回答说：“还不知道结果。能不能考上还很难说。”王朔说：“能考上就好。实在考不好，总还可蹭一考场经验吧！” 王朔说话时，似乎若有所思，神态特别认真。
大学同学春游，后右1是我，前右1是我的同桌谭晓玲（2005年英年早逝）。
不知道为什么，王朔当时的认真神态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几乎成为王朔本人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的定格。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有人提起王朔的名字，王朔站在青岛馆陶路上和我交谈时的神态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副神态在他后来成为名人后，我再也没有发现过。
的确，刚刚离开北京两年，整个国家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我们这些人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城里后，何去何从，还充满悬念。这一点，我很清楚地从王朔的眼神中看到了。
我自己算是个幸运儿。当年，高考的录取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1979年大约是6%左右。在填报重点大学的志愿栏目里，我优先选择了几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大多是北京的名校），又在重点大学名单的最后一栏中，填报了一所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的法律专业。没有料到，我真的接到了这所属于全国重点政法学院的“绝密专业”录取通知书。
不过，打开通知书后我还是深感惊诧：这是一个我事先并没有申请的“刑事侦查专业”。我不能理解，学校为什么不经过考生同意就擅自为考生调整专业？在极度困惑中，我几乎决定放弃这个学校的录取。我向父母发誓，如果我明年再参加高考，一定会考得更好，并考取我向往的经济学专业。父母建议我慎重考虑，这毕竟是经过艰苦的高考获得的入学通知书。
1980年夏，长江三峡轮船。左起：何超明、我、王爱华、谭晓玲。
随即，我在北京拨通了给这所学校的招生办公室的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我提出了自己的抱怨，并告诉校方我可能决定放弃这次录取。接电话的是一位态度温和的女教师，她在电话里告诉我，那个由校方擅自为我安置的“刑事侦查专业”，是这个学院临时受公安部委托增加的学科。如果我坚持要学法律专业，唯一的可能就是找到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和我调换。她说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可不要轻易决定放弃，还是先来学校报到为好。
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来到学校后不久，校方果然找到了一名愿意和我调换的同学。就这样，我开始步入了学习法律专业的殿堂，这一刻便成为我今后在这个世界上安生立命的定格。更有趣的是，那个当初和我调换专业的同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公安部，从此步入仕途并升为正部级的政府官员。
后来有人说，你和这位部级官员有这么好的缘份，应该去联系联系他啊！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在劝告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人来做点儿什么自己的私事儿。比如去做点捞捞人或者捞捞货的生意。
不过，说句老实话，尽管我们当初在校园里关系很好，但自从我们二人在大学毕业后到现在的3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我有时在想，如果偶然在同学聚会上遇到，大家可以互致问候。作为老同学，如果你喜欢这个人，就千万不要去害人家。无论如何，尽量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1982年春，重庆两路口，在街头为市民免费法律咨询。
后来有人总是和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初你去学了刑侦，说不定也能弄个部长级干部当当。我自知之明地讲，我不适合从政，如果当年学了刑侦专业，估计现在充其量也就是在警官学院里当一个副教授。这么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觉得，人生苦短。如果可能，还是尽量选择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无论走到哪儿，这一点大致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983年春天，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参加了研究生的考试。后来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录取，录取我的导师是中国民法学界德高望重的佟柔教授。
算起来，我在海内外的法学院里先后学习和工作了了十几个年头。可以说，今生今世恐怕也不会离开法律这个专业了，无论是工作，还是写作。
不过，对法律专业前景的疑惑始终纠缠着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使我们这些法律从业人员一度感到自豪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马克思和列宁最初都是学习法律的。不过，后来他们都深感到法律这个行业还不足以拯救这个苦难的世界，他们的兴趣最后都转向了更为宏大的主题，比如唤醒劳苦大众并掀起世界性的暴力革命。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差点去学法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和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他在长沙求学时，曾一度失学。有一个同乡劝他去读法政学校，说这是一个将来容易做官挣钱的专业。毛泽东一度动心，还交了一块大洋的报名费。最后，他还是去决定投考湖南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
毕业20年后同学聚会。
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生涯不断在提醒他，他当初幸好没有选择去进法政学堂学法律。即便他当年进了法政学堂，估计迟早也会退学；即使毕了业，也早晚会失业。早在1927年，他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到：“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法律学科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不被重视的。那些早期革命倡导者们希冀以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来解决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制度演进和知识积累过程。这样一来，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战争和动荡的年月中，中国的法律人士们成了历史这面镜子中最尴尬的一群人。
不过，今非昔比，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终于结束了。上个世纪的末期，当和平发展的“集结号”再次在我们中国人耳边吹响时，法治的种子又开始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这些，都和我们今天发誓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毕业20年后同学聚会。
我们这一代人，连同我们的父辈们，头脑里始终对往日的社会失序和灾难记忆犹新。我们总是担忧像文革这样的噩梦，或是像党派血战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在这块土地上重演。然而，我注意到，我身边的那些青年的一代人并不相信这类东西，他们身上始终保持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工作单位里，我看到他们坐在电脑Window操作系统前专心致志地看动物们在Youtube上作各种各样滑稽可笑的动作，他们不时熟练地用手机“转发”或“批发”着各类健康或不健康的段子，他们早已对这个国家往日的苦难浑然不觉。也许，这也算是个好的兆头，因为单纯或者天真本身就更接近人类的本性。
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之余，写作了大量法律随笔作品，它们是我这些年里日积月累的思考记录。写作这些文字，占用了我大部分业余工作时间，有些文稿是在数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完成的。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包括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叙述，可以帮助人们在传统文明和现代世界秩序的缝隙中，看到中国自身法律在价值、制度以及技术层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法治是个极其宏大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自己深感卑微，也许连一颗螺丝钉或一方砖瓦都算不上。然而，假如能在这个宏大的事业中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做一个具有耐力的思想者，为这个事业的年轮增加点滴记录，也是非常值得的。在这个不少人已经打算将“后现代”奉为时尚的年月里，我这些文字里还在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些“启蒙”的东西。这是因为，我总是固执地相信，法治启蒙的工作在我们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借用他书中人物的口吻说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 河流不是一直流到这里来了吗？那就暂且把这里作为现在。流到这里之前、还在上游的时候便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呀，将来要从这里流下去的下游，是可以改变的。”
2007年12月初稿于北京东方广场
2010年10月修改于美国加州硅谷
2017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文图由作者授权推送）
卌年：恢复高考记忆
每天讲述最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