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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陈海林:拿到录取通知书前一天,我见到邓小平

2017-06-18 陈海林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陈海林,籍贯山西,1957年生于上海,1974年到四川省广元县下乡插队。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发动机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航空工业部161厂,1988年调入深圳,先后在深圳市工业学校、深圳信息职业学院工作。现已退休。


本文作者  


原题:

难忘的1977

——恢复高考40周年追忆



        1977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正在生产队里出工的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公社去一趟。


        当时我在四川省广元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插队,已有三个年头。从队里到公社有十几里山路,一路上都在揣摩究竟是什么事叫上了我。


        刚过去的一年是中华民族大悲大喜的一年,从年初总理去世,到清明四五运动爆发,被文革折腾了十年的人民已是压抑不住了;而吉林的陨石 37 40498 37 15263 0 0 2319 0 0:00:17 0:00:06 0:00:11 3515和唐山大地震,也似乎印证了天怒人怨的说法;九月毛主席逝世,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前途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终于金秋十月,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被一举铲除,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正如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这大快人心的消息时模仿的电影《创业》中周挺杉的台词:“解放啦!”


        当然,坚冰虽已打破,寒流却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顽固地坚持“两个凡是”的政策,依然延续着极左路线的做法。所以就出现了极为荒谬的现象:一边在揭批四人帮,一边仍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方面极左路线已被人们唾弃,另一方面文革的许多做法仍在执行。


        具体到我们这些已在广阔天地接受了好几年“再教育”的知青来说,锻炼的年限已够,自然盼望着能有机会改变命运。招兵一般是当地回乡知青的事,招工当时还没有什么消息,而自己最希望的读书,因1976年的招生推迟进行,刚有一点风声传闻,说执行了好几年的“推荐”政策会有变化,会不会……


        一跨进公社办公室,领导就发话了:“今年的大学、中专招生计划下来了。”(心里一喜,果然是……)“你们大队有一个绵阳××学校的指标,让徐××去。你去帮他搞一下材料,办理手续。”


        一瓢冷水兜头泼下——如若不知道倒也罢了,命运偏偏如此残酷:刚让你得知你最盼望的消息,立马就剥夺掉你的奢望。而且还要你去干最痛苦的事——为他人做嫁衣裳!


        在招生方面,一切都没改变,从张铁生时代延续下来的所谓“推荐上大学”的政策依旧执行。在这个幌子下,仅有的几个指标被层层瓜分,名额成了当权者手中的筹码,想让谁去就让谁去,没关系没靠山的免谈。徐××何德何能?全大队十几个下乡知青,几十个回乡知青,好事为什么偏偏落到他头上?谁都明白这是因为他父亲是公社干部,全大队唯一一个吃皇粮的。无须理由,不由分说,不管你接受“再教育”的态度如何端正,表现再努力,统统没有用处。


        我在这三年中老老实实在队里干活,从来没有到其他大队、公社的知青中去“串队”(知青之间相互来往玩耍,自然不出工),很少去公社、区里赶场(即北方的赶集),连远在成都的家才回过两次。其中有一年的工分簿上是全勤(未缺过一天),这在知青中绝对是个奇迹!但这些有什么用呢?以前天真地认为,至少会把消息公布出来,大家先报个名吧。没料想当头的轻飘飘一句话,名额就给了他们自己的子弟,你连吭一声的资格都没有!


        强忍着自己无法表达的愿望,开始在大队、公社、区里奔波,替人家搞材料,办手续,把别人送进你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那种心情可想而知。“凭什么?凭什么?大中专就是这样上的吗?”如此这番,我们平头百姓的子女何日能见青天?以前听说过的许多传言都逐渐浮上了脑海:哪位知青为招工送了多少礼,哪位知青的家长为其招生请了谁谁谁的客,甚至还有哪位女知青付出了什么代价……


        后来有报纸证实,就在四川某地,上大学的指标已经排到了1980年代中期,今年你的儿子去,明年轮到我的女儿。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教育革命”!


        春寒过去,进入了割麦子、插秧、种玉米的“双抢”大忙季节,在繁忙的农活中用劳动麻醉自己的神经,在冥冥中期盼命运之神的降临。虽然很渺茫,但好消息还是在不断传来,毕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已经垮台,极左路线正在被纠正。从文艺界最先发出信号,继《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老片恢复上映后,大批文革前的优秀作品重获新生,“八亿人民八台戏”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冤假错案在逐渐平反,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搞生产了,再也不必担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荒唐罪名……国家在一天天好转,个人的命运也会好起来的。只是觉得步子太慢,不够解气过瘾,希望能够有一双巨手把前进的车轮推得更快一些。


        7月的一天,广播里传来消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这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之事。但大家在欣喜之余,都并没有料想到这位三落三起的小个子,能够给整个中华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命运,带来多大的影响。


        我们依旧顶着烈日在稻田里薅秧除草,期盼着丰收后能够多分些大米细粮,少吃些包谷。而京城里发生的事情是多年后才知道的:邓小平复出后第一件事便是自告奋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不用“推荐”,无须“批准”……高考制度恢复了。


        乡下消息闭塞,当时秋收已过,生产队又全体拉上水库工地。我接到家里一封告知父亲生病的信件,连忙爬山路到区上,乘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县里,再坐一夜的火车赶回成都家中。见父亲安好,刚松了口气(当时还不敢声张此事,家里只能把我“骗”回来),得知恢复高考之事,真是又惊又喜,喜的自然是机会来了,惊的是仅剩个把月时间,能够考出什么水平?


        政策一改,风气大变,十多年来鄙视知识不读书的现象倒了个个,昔日被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顿时扬眉吐气,老师们主动给大家补习上课,把文革前的高考试卷拿出来分析炫耀。民间到处传抄着各种题目,一本教材被借来借去。家里通过关系联系到四川大学去听了一次课,生平首次见识阶梯教室。第二次改到川大大礼堂上课,凭票入座,周边站满了人,足足有好几千吧!那种渴求知识改变命运的场面是如此壮观,令人终身铭记。后来在著名的四川美院画派77级画家、与油画《父亲》作者罗中立齐名的程丛林笔下的《1978年×月×日夏》中,重温了那种摄人心魄的震撼!(程丛林的成名作是描写四川武斗场面的《1968年×月×日雪》,同样是具有震撼力的大场面制作。)


        复习了十多天,我还是得到乡下去报名考试(户口在那里啊),于是又返回生产队。独自一人在煤油灯下啃书本,无法提问,无人商讨,在充满希望和丧失自信的交错中迎来了命运的挑战。唯一使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报名时人人只需交上五毛钱,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到准考证,不必塞包袱送礼,无须拉关系走后门,用不着阿谀奉承、低三下四,有了这种感觉,即使没考上,心里也是舒坦的!


       两天的考试一晃就结束了,要说有什么印象,那就是考题的难度确实是比想象的浅了很多,让人感慨万千——“大革文化命”的结果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祸害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份让如今的初中生都笑话的试卷,真实地告诫我们国家再不能荒唐下去了!反映了邓小平的决断是太英明、太及时了!


      考完了继续回水库背土筑坝,虽说没有把握,但心情是畅快了一些。记得是在元旦左右接到了上县里体检的通知,全区首批十个人,比较一下自己还是有希望吧。虽然已基本跳出农门,但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回队里出工,直到临近春节还没有等来消息,只得先回成都家里过年,也许要年后才发通知了。


          1978年2月5日,农历腊月廿八,我陪和我在一个生产队下乡的本地知青到成都市里玩。上午逛了武侯祠,下午到杜甫草堂,突然发现不让进了,门口一些人窃窃私语:邓小平要来!除省委机关发了几百张票,其余的不给进。


          我猛然想起:前两天公布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首次出访缅甸、尼泊尔,这应该是访缅后中途回四川过春节。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趁着时间尚早,警备不算严,我们分头悄悄混了进去。不久,就见军警纷纷就位,戒备森严起来。


          过了一两个钟头,门口传来一阵爆发的掌声,“来了!来了!”只见大门口停下一排红旗轿车,一位神采奕奕的小个子健步走了进来。人们自觉地在过道两旁站好,好在人不多,只站了一两排,人人都有近距离接近的机会,伸伸手就可以握上。但大伙儿当时都没那种念头,也不做声,只是拼命地拍巴掌。邓小平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频频点头。等到他和随行人员进了杜甫诗意画房间参观,大家又在门口重新排好,等着下一次的欢迎。


        当时的邓小平,刚复出半年,虽排名第三,但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正是如日中天之时!首次出访,回家乡过年,自然是精神焕发,红光满面。后随夫人卓琳,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还有一位高个子,身着绿军装,精神矍铄,满面笑容,就是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赵紫阳。也许那时他们已经商讨过农村联产承包的事宜,一场大规模的解决中华民族吃饭问题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如今回想起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单靠一两个人的英明决断,如同指望上帝降临一样,其实是不正常的,我们应当依靠制度的保障。但在当时的确是时势造英雄,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没有如邓小平这样德高望重、深孚民望的领袖,以非凡的气魄果断地拨乱反正,厉行改革,我们的国家要走上快速发展的大道肯定还要相当长的时间。也正是当年的错误太荒唐了,所以当邓小平推出的许多如今看来很正常很自然的改革措施,都能够使广大老百姓深受其益,难怪人心大振,众望所归呢!


        一次次地接受大家的欢迎,时间长了,能看出卓琳等人略显疲惫,在一旁休息了(难为是在出访中途)。而邓小平依然精神饱满,兴趣盎然,健步穿行在杜甫草堂的庭院廊房之间,和身边人谈笑风生。而观众们也默默地跟随、排队、鼓掌,也许那时的人还不够开放、大胆,没有人去上前握手、索取签名、合影留念,只听到固执的掌声一遍遍地响起……


        第二天,我收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第三天,是1978年春节!


(本号获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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