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陈中惠：我推迟了半年才拿到报到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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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惠，1952年生人，1968届初中生，1969年从北京上山下乡到云南瑞丽农场当知青。1978年参加高考被昆明师专录取；1981年毕业分配到四川成都峨眉机械厂（现成都飞机公司）子弟中学任教；1985年调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先后任干事、《四川统一战线》杂志编辑、副主编、部宣传办副主任、主任；2012年退休。
原题：
我的高考
1977年8月底，我向碗厂领导请探亲假，回家探亲。
这次探亲是我上山下乡到云南边疆农场后的第四次，此次回家已经没有了前几次探亲的兴奋和激动，更多的则是失意与惆怅。1969年5月我们北京知青一起到云南瑞丽农场勐卯分场（一分场）的有300余人，之后不断有知青通过家照、病退、推荐上大学等各种各样手段离开农场的已经超过一大半，整个分场的北京知青已经不足百人。我们学校（北京铁路一中）一起到瑞丽的16个同学，仅剩下我们6人。
这年到云南边疆农场已进入第九个年头，虽然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已快一年，但我们生活却依然如故，整天依旧是繁重的劳动，对于前途、命运将来如何，我不敢去想，更不愿意去想。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恢复高考的文章。
探亲在家一个多月，我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我打算1978年元旦过后再返回瑞丽农场。父母和我都不愿意谈论将来如何的话题。到了10月20日，晚间广播里忽然传出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听到后心头一震，似乎看到一丝希望的光亮，有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听完广播，我对父亲讲：“我想回去参加高考。”父亲听了我的话有些意外，说；“好呀。”
我知道父亲对我决定参加高考多少有些怀疑。我虽说是“老三届”，但却是最后的一届——初68届，“文革”开始时初一还没有上完一年，数学刚刚学到二元一次方程，英语的音标还没有学完，物理、化学一点没有学过（初中二年级开始学）。怎么参加高考？
我和父亲商议后决定报考文科。数学这几年我自学到高中课程，而且学着还非常有兴趣；历史、地理本身就是我平时的爱好，自信不是问题；而语文恰恰是我的短板，尤其是文言文在学校没有学多少，自知困难重重；政治内容繁杂，真不知会考些什么，只有努力去争取吧。
几天后，我告别了父母，坐上了回云南的列车。不曾想，这次告别却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我回到瑞丽农场已是11月初，离1977年高考仅有一个月的时间。报名高考后我就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准备中去。虽然有关文件中提到要给考生提供时间温习，但单位没有人会关心你的高考，你的工作没有人代替，自己的工作还要自己干。好在那时年轻精力充沛，每天工作完后就捧起书本来看，每天晚上看书都要过12点。我们碗厂坐落在山麓上，只有我一个人报名参加高考，没有人可以请教和探讨，复习备考只能全靠自己。
1977年我的高考准考证。
一个月时间转眼即逝。12月10日，报名的考生们开始在瑞丽县中学进行1977年高考考试，参加高考的全县数百名考生把若干个教室挤得满满的。这次高考全国各省自己出考题，3天考的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5门。我早已不记得考的内容，只感觉云南考题并不算难。
高考后不久，我被通知初选上了，并填写录取表格，参加在县医院的体检。由于1977年高考不公布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加之我的消息闭塞，我们勐卯分场（一分场）初选具体有多少人、哪些人初选上不得而知。后来在体检时才知道好像是十多人。
再后来，就听说有人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等到1978年春节我还是没有被录取的消息，心中充满失望和郁闷。后来得知我们分场只有两个北京知青被录取，一个是分场学校的老师李家康（原3队北京4中高68届），录取到成都地质学院；另一个是3队的诺木罕（北京4中初68届），好像录取的是昆明师范学院。
我听到高考这么低的录取率，心里已经凉了半截，心想高考怎么这么难呀。后来我才知道，1977年由于不是全国统考，而且不公布考试成绩，加之左的影响继续，在高考录取中行私舞弊、私下交易的行为非常多，引起许多考生和家长的不满和投诉。之后我在县政府教育局工作的一位熟人告诉我，1977年我的高考成绩是平均将近70分，已经超过了重点分数录取线，没有被录取的原因却不得而知。
1978年春节过去半个月后，我突然接到三姐的来信，信中她告诉我父亲正月初一上午突发心肌梗塞，中午在医院病逝。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原本有多年的高血压，“文革”中被莫须有扣上“国民党特务嫌疑”的罪名，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
父亲在病逝前还提到我高考初选上而十分高兴，谈到我如果被录取就解决了将来的出路问题。我看着来信，思念着病逝的父亲，想着自己高考落选的冤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教育部编发的1978年高考复习大纲。
不久，1978年高考方案公布。这一年高考为全国统一考试，张榜公开公布考生的考试成绩，并且在新华书店出售由教育部编发的高考复习大纲。我看着1978年高考复习大纲，才发现自己很多用于复习的书籍根本就没有，而且无法找到。我手里只有一套文革前的初高中数学课本、几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青年自学丛书等一些与高考关系不大的书籍。实在没有办法找到高中课本，我心里对怎么复习实在没有底。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我把高考看作是离开边疆农场的唯一希望，每天起早贪黑全力以赴准备着7月举行的高考。云南旱季雨水很少，分场的发电机基本上到晚上九十点钟就因水量不足停止发电。停电后我就点起备用的煤油灯放在蚊帐外，自己躺卧在床上继续看书。
3月的一天晚上，屋外刮着很大的风。大约11点，我起床出去解手，等我回来时发现蚊帐烧了一个大窟窿。同宿舍的老边说：“你的油灯离蚊帐太近了，你刚出去，一阵风就把蚊帐点着了。好在刚开始火还小，我赶紧跳下床过去把火拍灭。”
我当时确实吓了一大跳，我蚊帐上面就是竹芭子，旱季风大、天干物燥，如果老边当时如果不在，很有可能引发一场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我越想越后怕，背上冒出不少冷汗。
好像是这一年的四五月，农场开始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贯彻党的十一大会议精神，农场每个连队、单位都派驻有工作组。我们碗厂工作组的两个成员都是四分场某连队的复员军人，姓什么我已忘记。这个活动具体怎么回事我并不关心，一门心思全都是准备高考。
我准备高考不知怎么引起了旁人的妒忌，有人就把我几年前买外国手表的事情，买的两只表的牌子，托哪位知青带回去都告诉了工作组。工作组或许看我对活动漠不关心正找不到理由敲打我呢，这下可算找到了机会。他们事先找到帮我带手表的人确定我买手表的证据，然后找我谈话，让我交代买外国手表的问题。
这件事很多知青都知道，我就痛快地承认自己买了外国手表。在瑞丽购买外国手表本来是很普遍的事情，平时谁也没有当回事。运动来了，而且还有人举报，买外国手表自然就成为一个“罪状”。我最为担心的，就是工作组如果有意抓住这件事不放，上纲上线到时不准我报名参加高考麻烦就大了，“文革”中这种事例非常普遍。
那段时间我既要看书准备高考，又要考虑如何应对工作组，是我精神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过后工作组看我态度不错，而且表示要上缴买的手表，就没有再进一步找我的麻烦。
1978年我的高考准考证。
7月20日，1978年高考在瑞丽中学开考。我提前一天住进县城的旅社，旅社里住的全是来自各个分场的知青考生。20日上午考政治，自己感觉考的并不理想；下午考历史，考场里已有人退出考试，我感觉考的还算满意；21月上午考数学，不少考生开考一会儿就交卷离开考场；下午考地理，考场里人数又少了不少；22日上午考语文，我虽然考题全都做了，却心里茫然无法断定答案对错；下午考英语，本来可以不必参加，成绩也不计入总分，我之前自学了几年英语，因此参加考试想看看都考些什么。
三天的高考终于结束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碗厂，如同大病过后一般浑身无力，晚饭后早早上床休息。
半个多月后，高考成绩公布，瑞丽县初选上的考生名单和成绩在县城中心百货贸易公司的墙上张榜公布。全县初选上的好像有20来人，基本上都是知青。文理科成绩前几名基本都是我们一分场的北京知青，理科高考成绩第一名的是北京知青蒲家蔚（原北京四中高68届），成绩好像是410多分，文科高考成绩第一名的也是一分场的北京知青袁宁（原北京四中高68届），成绩好像是380来分。我的成绩是323分，位于全县文科的前几名。
我还记得，一分场高考初选上线的除了蒲家蔚、袁宁、我之外，还有场部学校老师潘德震（原北京四中高68届）、场部学校老师罗志成（原北京铁二中初68届）、场部学校老师冯桂仙（原昆明中初68届）、5队北京知青邱铁刚（原北京四中初68届）、总场干事高加林（原北京四中初68届）、总场中学老师吴清熙（原北京56中高68届）、场部学校老师陈桂枝（分场老干部子女，原瑞丽中学高中毕业生）。勐卯分场上线人数也是最多。
高考初选后体检顺利过关后，我就静等录取通知。那时我对高考录取分数线根本就不懂，由于前一年录取率低，我心头并不敢有多乐观。到了9月，比我分数高的人接到了录取通知，后来比我分数低的人也收到录取通知，我心头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
瑞丽距离昆明有5天的车程，实在无法前去省招生办询问。于是我先是给云南省招生办写信，并没有回音。我有高考300多分的成绩，底气足了，再不会像前一年那么不吭不哈吃哑巴亏了。我给《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云南日报》写去申述信，反映我的情况，这些信件有些被转到省招办。
后来我请被录取到昆明上大学的知青到招办去询问，招办的人员才讲，我的档案里有在边疆“买走私手表”的材料，因此我没有被录取。后来我得知这种原因后，肺都要被气炸，遭人暗算被人陷害的愤恨差点让我失去理智。
后来我的心态慢慢平静下来，心想，事情已经如此，生气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想办法努力争取上学。于是我一面继续写信申述，一面到场部找到有关领导，要求分场帮我澄清买外国手表的情况。在瑞丽买手表本不算多大的问题，况且我已经把手表上交。分场很痛快地为我寄出了单位证明。
就这么反反复复不停地写信申述，时间就到了1979年初。一天我到县城邮电局打长途电话到省招办询问我的情况，省招办的一位负责人就说：“现在全省高考招生基本已经结束，你原本志愿中填写的院校没有了名额，由昆明市教育局办的昆明师专还有名额，你愿意上这所学校吗？”
我一听，没有犹豫赶忙答应同意。因为1978年高考的学生还是带薪上学，而下一年就取消了这项规定，况且我几个月一直在忙于申述告状，根本就没有想过再参加下一年的高考。省招办的那位领导见我同意，就讲；“我马上和瑞丽县的教育局讲一下录取你的事情，你过后去县教育局，找他们开个证明就可以办理相关的手续，然后到省招办来拿报到通知书。”
我听到这里才“哎”的长出一口气，多日被压抑的心情犹如云开日出。几天后，我顺利办好各项手续，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离开生活了10年的边疆农场，踏上前往昆明的求学之路。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种在档案里被陷害的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昆明师专的同学中，相当一部分高考成绩比我高出不少的同学，也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录取到这所学校。瑞丽县的北京知青考生还有吴清熙、邱铁刚、罗志成也是如我一样，经过一番磨难后才被录取，只是每个人的具体原因我不知道而已。
高考，不仅改变了我此后的命运，而且悟出许多人生的道理。感谢邓小平，感谢高考，感谢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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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