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袁晞：1978年那个炎热的夏日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袁晞，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工作，高级编辑、文史学者。出版有《〈武训传〉批判纪事》《社论串起来的历史》《冷战时代的我们》等专著。
本文作者
考过大学的人多半不会忘记自己的高考，而1978年走进大学校门的人可能有更难忘的记忆。
1．往事
我是在四川成都上的小学，1966年正好小学毕业，考中学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还去中学看了考场，结果到考试那天，中学红卫兵封了考场，说是要砸烂旧的教育制度。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几派群众组织文斗完了再武斗，一拖就是三年。
1969年进中学混了三年，天天跟工宣队念毛主席语录，英语只学了“Long live Chairman Mao！”等几句。三年初中毕业，有关方面规定少数不满16岁的学生升高中，我们这些大部分过了16岁的，不是到云南支边就是插队落户。
1972年春天我下乡到四川北部山区。由于那里地少人多，哪个村儿都不愿要知青，多一张吃粮的嘴，只好一个村摊一个。我住的村子当时叫广元县上寺人民公社桅杆六队。下乡第一年国家给粮食，第二年旱灾吃救济粮。下乡快两年时，听说大学中专都要招生，大家挺高兴，等政策下来，插队两年以上才能考大学，我们这批差点两年的只能考中专。好不容易考完了试，又出了张铁生，县里要重写推荐材料，再找全村贫下中农人人盖了手印才算数，总算回了成都上了中专。
那时的中专每学期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在工厂劳动。上课的教材都是改了的，只教一点工厂眼前用得着的知识；工厂劳动倒是车、钳、铣、鉋、磨各个工种都学了个遍，连铸造翻砂都学了。三年毕业，文化没学到多少，但能当个熟练工。
1976年上海，一群小学生在表演“打倒四人帮”。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那几天正好中专毕业，我被分到离成都50公里的工厂开铣床。工厂在双流县境内，属第四机械工业部，是待遇高的“国防厂”。中专三年相当在工厂出徒，直接当一级工，一个月挣31.5元。但没有师傅带，自己独自开一个大立式铣床。在工厂的第一年，正逢华国锋“抓纲治国”，好几位同事生的男孩叫“治国”。日子过得真快，现在想想这几个“治国”都四十而不惑了。
那时候，在工厂白天上班，下了班还要学一小时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个星期工厂食堂只卖一回肉菜，星期天可以几个人合伙买一只农民的鸡改善伙食。整个1977年，我是全勤，也是全车间唯一没有出废品的工人，因此被评为全厂的先进个人，也顺利通过考试，升为二级工，月工资提高到39元，除了吃饭，每月还能有十几二十元的节余。比起下乡时，条件好多了，一切都还满意。
2．准备
听说恢复高考，我们几个中专毕业的同学都很兴奋，除了技术科的老大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是工人中文化高的，自我感觉良好，都跃跃欲试。
同车间要好的师傅劝我，考大学干吗？国防工厂工作稳定，现在已升了二级工，你技术好，过几年升三级四级，比上大学强多了，要是再来文化大革命，大学生还没准儿下放农村支援边疆，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
我从小是在大学院儿里长大的，同屋同事的父母是中学教师，上学读书对我们都是根深蒂固的概念，别人的话没有作用。
我们几个人立即开始准备，到处找教材。那时候，文革前的中学教材成了热门货，连废品站都被人翻了个遍，同事父母在中学工作，总算找到了全套教材。
文革中学文科的人普遍遭殃，学理工科的还好点，加上华国锋时代号召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受到重视，周围想考大学的人都准备考理工科。一伙人整天用工余时间做题。
在北京的广场上纳凉+复习的高考生。
数学物理我中学还学过一点，化学压根没学过。我上中学时，有一门课叫“工业基础知识” 其实就是物理和化学，我们学校的化学老师文革受迫害自杀了一位，只剩了一位年轻女老师能教化学，她只能对付几个班，物理老师还多几个，我们一些班的工业基础课只上物理。
等到四川省考试章程一公布，我们一帮中专同学都傻了眼，章程说，像我们这样中专毕业生，必须工作满两年才能考大学。写信问分到外省的同学，别的省都没有这条馊规定。大家的第一反应都一样——给邓小平写信！
虽然大家精心策划，又分头写了十分恳切的信，结果还是泥牛入海。
好歹是半年后就是下一次高考，到那时我们工作就满两年了。
看到第一次考试的题，我发现化学还是一窍不通，反倒是文科的题好应付些。参加考试的水平与我差不多的人物理化学都考得不好。
有了教训，我决定改考文科。于是又到处找历史地理的旧教材。
工厂里找不到高明的老师，只能同学几个对对题。工厂离成都50公里，只有星期天能回去半天，没法儿听成都有些中学开的补习课。正巧同车间李师傅要在成都做眼睛手术，车间支书和车间主任对我不错，让我去成都半个月照顾病人。
李师傅的夫人通情达理，只是要我每天上午替她一会儿，让她有空出门办些事。下午不用去医院，能找地方听补习课。
除了照顾李师傅的半个月，我还用了全年加班攒的十几天倒休，前后在成都有一个月，对复习功课大有帮助。
姐姐认识的郑老师帮了我大忙。郑老师是成都最好的中学——成都四中的数学老师，数学是我最差的一门，没人指导很成问题。
老师辅导高考学生。
郑老师很有因人施教的心得和方法。他拿出一张数学试卷让我做了一遍，大概知道了我的水平。然后告诉我，你的初级代数、平面几何还可以，认真做一些题，巩固巩固，争取不丢分；还有合并同类项之类的小题一教就会，我教你掌握；至于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这些你完全没学过的，个把月从头学起也来不及，干脆不要了。这样算下来，也能得个50分左右，对考文科就很不错了，起码不拉低平均分。
我按照郑老师的方针复习数学，每过几天找他解答疑难问题，复习很见成效。
3．考试
记得那年夏天，仅四川一省就有近50万人参加高考，全省凡是能用上的校舍都成了考场。
我考试的地点是工厂附近的农村小学，开车要十几分钟，工厂用两辆大卡车拉大家去赶考，中午还用车拉大家回厂吃午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开车去。
考试的时候正是盛夏，四川盆地的天气又热又闷。乡村学校不要说空调，就是连电风扇也没有，窗户还特别小，我座位顶上的日光灯还一闪一闪的，修了一阵也没修好。
我坐的位子靠墙，不通风不说，墙上石灰早被小学生抠没了，胳膊肘顶着土墙，每天考试一身汗，考试出来，总是一胳膊黄泥。
一天下午去考场路上，突降倾盆大雨，卡车没有顶篷，全车人都淋得透湿。到了考场，发现其他考生也没几个身上是干的。进了教室，监考老师宣布，男生可以脱了外衣长裤、穿短裤赤膊上阵，女生就只好自己克服了。
那天考完试，一身的雨水、汗水加黄泥。不过总比那些穿着一身湿衣服做题的女同胞强点儿。
参加高考的女生。
试题中最难的还是数学，扫一眼卷子，后边儿好多题不会，脑袋都大了。定了定神儿，想起郑老师的教导，按既定方针办：不看后边的难题，认真做好前边会做的代数平面几何什么的。
考试才半个多小时，考场里的考生呼啦啦地起身交卷，弄得我很紧张，心想是不是我最差，老做不完。到一个钟头时，整个教室只剩了我一个人，这时两位监考老师都走到我身边儿，其中一位女老师小声对我说，他们都是基本不会，没怎么做就交卷了，你不要着急，慢慢做，能做多少是多少，不到铃响千万不要走。这让我静下心来，做完了会做的题，又仔细核对了一遍。
几门考完，回成都找郑老师对题，郑老师说，你基本完成了任务，数学多半能有50分，按你的水平相当好了。等拿到成绩单，我数学考了51.3分。郑老师真是料事如神。
郑老师又带我找了四中其他科的老师估计分数。几科估完，郑老师说，如果你复述得基本准确，各科算下来能有300多分，你肯定能上大学了。
那会儿大家学业荒废，考试出了不少笑话。我们那年全国统考的历史题中，有一道填空小题让填“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有人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现在想来也有一定道理，毛泽东是“党的领导”、朱德代表“人民军队”、周恩来负责“统一战线”。
很多考生多年没上学，对考试的评分标准一概不知，对文科的题，大家都认为自己考得不错，有人甚至估计自己的地理分在94分到96分之间，等成绩下来才知道不及格。
高考考场。
4．插曲
说到高考还有一个插曲。用倒休在成都家里准备高考那会儿，听说电视台首次要转播两场在阿根廷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比赛，我从小就是球迷，自然高兴极了。那时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巴西和意大利争第三名那天，我要去邻居家看球，妈妈拦住我说：“别去，看球要影响复习，你如果因此没考上大学会后悔一辈子。”我只好悻悻然地回到复习资料中。
转播阿根廷与荷兰决赛时，爸爸见我实在忍不住，就对妈妈说：“他不看也安不下心，还不如让他看看，就算休息俩钟头吧。”妈妈勉强同意了。
我急忙拎着小凳子挤到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前。盛夏酷热，一群看客大多光着膀子，摇着蒲扇，电视上双方队员一登场，有人惊叫“他们的棉袄怎么那么厚！”（那会儿我们还从没见过羽绒服），呼出的寒气清晰可见。于是有人问：“阿根廷怎么这么冷？”
我爸是有文化的人，答曰：“阿根廷在南半球，我们这儿的夏天，那儿是冬天。”说着又叫我回家看看墙上贴的世界地图，比赛地点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纬多少度。我看了回来说是30多度，我爸说，北京在北纬40度左右，两地季节差不多正相反，我们这儿夏天，那儿是冬天。
比赛开始了，双方踢得紧张激烈，90分钟战成1比1平，加时赛中，肯佩斯一记漂亮的凌空射门，为阿根廷打入致胜的一球，接着贝托尼接肯佩斯妙传又射进一球，阿根廷终以3：1获胜，为阿根廷第一次夺得世界杯。
1978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
没过几天高考，打开地理试卷一看，最后一道15分的大题竟是：“北京夏至时，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我大喜过望，看一场球赚了十几分！同去考文科的人，基本上都说不利索“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字。
等到考试结果下来，应考的两卡车人中，只有我一人榜上有名，不少人问我怎么能考好，我就说看球的事儿，有家长悟道：“看电视还是有好处。怎么这半年就没让孩子看一回呢？”我也不知是帮了人还是坑了人，反正长头发的肯佩斯从此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不仅是我眼里的球星，也成了我心中的福星。
5．后来
那年代很多事情是百废待兴，高考也是刚刚恢复，一切都是试着来，改卷子远不是现在这样程序化，全是人工一张一张地看，加上考生数量又大，两个月了才听说评完卷了。
左等右等，总算等到拿成绩单的日子。全厂的成绩单都由厂子弟校的教导主任去县里拿。他早晨坐厂里的班车去成都，再换车到双流县城，然后再照此路线回厂。那会儿别说手机，就是电话也找不到地方打，只能等。
从成都回来的班车要下午五点多才到，我们这些参加考试的工人，早早关了机床，四点不到就去路口等着，子弟校学生、老师、家长也早已聚在路口。
记得那天班车到得特别晚，见教导主任最后一个下车，愁眉苦脸的。对着大家第一句话就是，“今年全厂都考砸了。”然后说：“我看了成绩单，都是200分多一点，一个也过不了体检线。”那会儿也没考试成绩是“个人隐私”一说，他随便拆信封看。
我有些吃惊，忙问，知道我多少分吗？他说，“我看的是子弟校平时成绩最好的学生的，你们待会儿到办公室自己看吧，多半也好不了。今年第一次全国统考，太难了！”他边说边叹气。
到了学校办公室，拿到自己的成绩单，一看是341.3分（快30年了，这个分数随手就能写出来，可见记得多牢）。
我小声对教导主任说，“我是341分。”
“341！”他大叫一声。
一屋子的人都围过来看我的成绩单。
1978年，一所高校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生入学典礼。
全厂只有我一个人过了分数线，不仅过了体检线，还过当年四川省文科的重点线。
我本来是进厂不足两年，没几个人认识的青工，一夜之间成了全厂名人，有人来祝贺，还有不少同事和学生家长来找我讨教高考经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1978年四川实行的是看了成绩再报志愿，我的分数不够北京上海好学校的招生线，于是报考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
1978年10月，一个金色的秋天，我幸运地走进了四川大学的校门。
大学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识到大学对人生的意义。
（本文作者授权推送。配图选自网络，文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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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