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复旦78级同学黄山巧遇邓小平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现居澳门，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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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邓小平在黄山》摄制完成，影片反映了1979年邓小平在黄山五天四夜的经历，镜头聚焦他高龄徒步登山，倾听民声，与女大学生合影，为游客解决住宿等细节。
获悉影片里有与女大学生合影的场景，我蓦然想起了那年采访学妹学弟巧遇邓小平的往事。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动提出分管科技和教育。8月初，在北京饭店召开座谈会听取建言，否定原定的高校招生方案，拍板尽快恢复高考。经中央批准，当年12月就在各地举办了大学招生考试。
那时我在崇明岛插队务农，是借了一辆自行车，去县城参加两天考试，获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从最后一批下乡知青的一员成了高考恢复后首届大学生。按考试年份算七七级，在翌年2月入学，比78级只早一个学期。
可以说，那几届入学的大学生，都是因为高考的恢复而改变了人生。所以，当1979年暑期末，听说一些学妹学弟游黄山时巧遇邓小平，完全能想象出他们当时激动和兴奋交织的心情。
事情经过是怎样的呢？
我课余在校报《复旦》当记者，觉得这个新闻值得一写。还没有开学，我约上一位同学，去其中一位当事人刘晓红家登门采访。她从黄山回来不久，对遇见邓小平的过程记忆犹新。
7月11日这天，刘晓红、陶维佳、王东红和陈静溪抵达黄山，一边登山一边拍照。到桃花溪附近，一辆黑色轿车驶过，眼尖的陈静溪脱口喊道：“邓小平！邓小平！”其他三人不相信，认为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若是来了黄山，早就封山了。
邓小平在黄山
第二天继续登山，上了莲花峰再往下走，王东红走在前面，只见一行人沿山路而行。那正是时年75岁的邓小平，陪同的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她向三个同学喊了一声，率先往山下跑，一直跑到邓小平面前。
不知哪来的勇气，她张嘴就说：“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学生，来黄山旅游，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邓小平一下子没听清，问道：“你说你是哪里的？”王东红又自我介绍了一遍。
这时，陶维佳、刘晓红气喘吁吁地跑来，一个向邓小平鞠了个躬，一个不由得鼓起掌来。王东红解释道：“是您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才上了大学。我是从中学毕业直接上大学的，她们是老三届的，所以非常非常感激您！”邓小平听后称赞：“你们不简单哟！”接着说：“你们年轻的在前面走，我们跟在后面。”
刘晓红突生一念，冒昧提出和老人家合影留念，邓小平连说“可以，可以”。她们三人先在峰下石壁前站定，邓小平说背后是石壁不好，转过身来景致要好些。于是，宛如白缎飘舞的百步云梯为背景，三位女大学生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瞬间定格在相片上。尔后，她们又各自拿出学生证，请邓小平在上面签了名。前一天就看到邓小平的男同学陈静溪，因在原地为她们照看行李，失去了这个机缘而成为憾事。
邓小平与大学生合影
从刘晓红口中得知，在黄山遇见邓小平的，还有同校物理系的学生。开学后，我找到物理系无线电专业那几个二年级学生，听他们讲述经过。
七位同学暑假结伴在黄山游览时，听说新闻系的女生见到了邓小平并合影留念，一面感叹她们运气真好，一面相互提醒睁大眼睛，看看是否也有机会碰上老人家。不料就在7月14日，他们从排云亭下来，突然听到前面响起一阵掌声，原来是游客们欢迎邓小平一行也来观览排云亭。
邓小平向游客问道：“你们到哪里去？”听了回答后，他挥挥手，兴致勃勃地向前走去。虽然见到了，但仅那么一瞥，他们觉得不过瘾，商量后决定在原地等候。
过了20分钟，邓小平一行从原路返回。大家公推的代表徐浩洵跑过去，递上一支钢笔和七本学生证，请邓小平在上面签名。一位随行人员疑虑道：“是不是太多了？”邓小平说：“签，签。”他在每本学生证扉页写下名字，还有时间、地点。
邓小平给大学生签名
写时间时，他自言自语：“7月14日，今天是法国的国庆节。”声音很轻，但他们都听见了，马上想到老人家年轻时有过在法兰西勤工俭学的岁月。万里在一旁笑道：“怎么又是复旦大学的？”
邓小平离去时，他们七嘴八舌：“谢谢邓副主席！”“祝邓副主席身体健康！多为党和人民工作！”“邓副主席好走！”邓小平一行向前走，他们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前行……
预定2014年10月份上映的《邓小平在黄山》，不知道会否再现上述这些场景，但可以确信，当年的那些学妹学弟们，不论如今身在何处，中国、美国抑或法国，肯定还保存着与邓小平的那张合影，珍藏着邓小平签过名的那本学生证。毕竟，这已成为他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邓小平在登山途中歇息
（原载《澳门日报》2014年9月6日，
本号获许推送，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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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8岁的王东红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1979年的7月，王东红和几个同学去黄山旅游。途中，王东红先遇到了邓小平夫人卓琳，“卓琳还问我，你认识邓副主席么？我说，我当然认识了”。
见到卓琳后，王东红知道，邓小平一定就在前面，她加快了自己追赶的脚步。
“我当时19岁，是我们三个人中岁数最小的一个，另外两个同学比我大10岁，都29岁了。我的体力比较好，我就先跑上去，见到了小平。她急急忙忙跑上去见到小平同志时，说话说得很急，小平同志一开始没听清楚，就亲切地问了一句“你是哪儿的啊？”王晓望又自我介绍了一遍。
当王东红提议，小平同志能否在这里休息休息，等等她的同学时，边上的人都笑了，小平同志非常体谅，他说：“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会儿，等一等吧。”
当另外两个同学赶上来，介绍自己说，她们当过工人，生活非常艰辛，但是从来没放弃过学习，是十年后恢复了高考，她们才获得考大学的机会，圆了自己的人生梦。
听完他们的讲述，小平同志说：“你真不容易”。
暑假结束回到学校后，她们内心仍然十分激动。在系里欢迎新同学的晚会上，由她一个同学执笔将这件事写成了一首叙事诗，她上台表演，将这件事告诉了全系的同学，大家都很振奋。
不料，她们却受到了学校党委的批评。“因为我们是新闻系，当时是有新闻纪律的，中央领导的出行，是不能由非官方的口径来报道的。”从此，这事也就再也没提起过了。
如今，《邓小平登黄山》已经上映，把当年这一幕搬上了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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