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翁大毛：难忘我的高考岁月

Original 2017-07-01 翁大毛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翁大毛：主任记者。1947年出生于上海。1966年宁波市慈湖中学高中毕业，当过农民、代课教师、电影放映员和公社专职报道员、广播站编辑。1977年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毕业后先后任浙江日报编辑、浙江日报驻宁波记者站站长，宁波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宁波开发导报总编辑，宁波日报开发导刊编辑部党组书记、主编。政协宁波市第九届、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本文作者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与宁波市教育博物馆决定，联合举办“1977，我们的高考记忆——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征文活动，市教育博物馆副馆长孙国华老师为此专门打电话向我约稿，我当即爽快答应。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我作为有幸搭上“文革”后恢复高考头班车的幸运儿，确实有不少难忘的记忆；二是由于我是慈湖中学63届初中、66届高中毕业生，我当年参加两次高考的考场也都在母校慈湖，而孙老师则曾在慈湖中学任教并担任副校长十多年，我们虽未曾谋面，但大家都有很深的慈湖情结；三是我曾经担任过宁波市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常委，也曾是文史委成员，理应积极支持这项很有意义的活动。

为了撰写这篇回忆文章，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当年与高考有关的实物和资料。经过一连几天的断断续续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当时的两份准考证和一本笔记本。为了能够更好地保存，我高兴得立马拿到照相馆去扫锚、翻印并塑封。

就从这两份准考证说起吧。为什么会是两份呢？我猜想可能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安排吧，当年高考，我确实是考了两次。

第一次，我参加的是宁波地区各县（市）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水平审核考试，只考语文、数学两门。当时发的是《入场证》，证上贴有我的照片，上面盖有宁波市教育局的钢印，考点是慈湖中学，试场是10，编号是25260，时间是1977年11月20日上午7：50进的试场。

第二次，我参加的是浙江省高校招生委员会组织的全省统一高考，时间是1977年12月10日至13日。发的是《准考证》，证上照片、钢印与第一次一样，考点、试场也同样是慈湖中学第10试场。所不同的是，这次有文、理科之分，每个考生除语文、数学、政治都要考外，报文科的加考史地，报理科的加考理化。我报的是文科，报名单位是慈东公社，准考证号为302010，《准考证》后面还印有七条《考生须知》。其中第一条要求：“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正确对待文化考试。”

应该说这一条还带有很深的历史印记。有趣的是，这个准考证号因为特别好记，所以40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甚至还曾经一度把它作为买“6＋1”体育彩票时的幸运号之一。这次终于找到原件，我简直如获至宝。

回想1966年6月，我在慈湖中学高中毕业正准备参加高考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宣布全国停止高考。此后，我在农村当过农民、代课教师、电影放映员，1972年11月我当上了慈东公社（现慈城镇）的专职报道员和广播站编辑，除负责公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外，还经常给宁波市人民广播站、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和报社投稿。

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我立即想到要去报名参加。当时的公社领导和好多同事，特别是绝大多数的亲属都劝我不要去考了，都说你在公社工作蛮好、蛮稳定的，也很有前途；你31岁了，两个孩子都已经快上小学了，还去考什么试呢？

但是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既然我和我全家人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好不容易让我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坚持读完初中，又在文革爆发前夕读完高中，总想要圆一个大学梦。你读高中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考大学吗？等了整整11年多时间，现在终于等来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你能轻易放弃吗？所以我下定决心，即使考上了最后不去读，也一定要去试一试。

第一次考试只是宁波地区高校招生的文化水平审核，实际上是对十年动乱中深受“读书无用论”之害、年龄差距很大、文化水平又参差不齐的广大考生们的一次摸底考。我当时可以说是在没有一点复习的情况下参加考试的。

我还记得，那次语文试卷上有两个作文题目可以选择，一个是《十月》，另一个是《怀念》，我选了《十月》。记得我是从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写起，经过开掘、生发，最后以一首题为《参加高校招生文化考试感言》的五言诗戛然结尾，可谓一气呵成。诗曰：

时过十一年，
风云多变幻。
昔日优等生，
誓交红卷还。
四害霸文坛，
人才遭摧残。
而今从头越，
无险不可攀。

回家后，我还十分认真地把这首诗记录在那本塑料封面印有“新苗”两字的笔记本上。说来也巧，这次我找到的正是这本笔记本。

对我来说，当年高考填报志愿也很有一点喜剧性，一共填了两次。第一次填表是在文化水平审核考试前，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院中文系，第二志愿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现在看来这种填法实在有点好笑，但当时我一心想上大学，心里想不管什么大学，只要能考上就行，离家近一点的大学则更好。

参加宁波地区考试后，我自我感觉考得不错，后来高招办很快也证实了我的判断。于是我就在此后不久的第二次填报志愿时，把第一次填的志愿给倒了过来，即：第一志愿复旦新闻系，第二志愿杭大中文系，第三志愿浙师院宁波分院中文系。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希望所选志愿能和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对口一点。

说起来可能有点自负，应该说当年我是慈湖中学品学兼优的毕业生之一。除体育比较一般外，我的各科学习成绩都很全面，高中三年我还一直担任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兼校报总编辑和校刊主编。这次地区文化审核考试的初胜，更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于是，我决心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开始认真地利用这最后十几天的时间，寻找当时能够找得到的一切资料，抓紧复习，迎接全省的统考。

但是，十分不巧的是，时任中共宁波市郊委副书记的张星棣同志，因其曾在市广播站任支部书记时对我的写作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有所了解，此时的他刚听说我在慈东公社当报道员，就立即点名调我到毛力水库工地指挥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一到热火朝天的水库工地，我就根本没有了一点复习迎考的时间。

后来，兼任工地总指挥的张书记听说我正要参加高考，他也很有人情味，特别破例批准我三天假，让我回家复习。回家后，我主要还是抓住重点，背背已经十多年没有接触的数学公式之类，以及当时比较热门的一些政治时事要点。

然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更不巧也更惨的事接踵而来。因为当时我的老外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卧病在家，而外婆和我的关系更是与常人大大不同。由于我一周岁多点时，父亲就在世界海难史上罕见的“江亚轮惨案”中不幸遇难。母亲不得不带着我和刚满三个月的妹妹从上海回到宁波，此后就一直寄住在外公外婆家里。所以我和妹妹全靠终身不再改嫁的母亲和外公外婆扶养长大。

外公去世后，外婆一直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因为外婆处于病危之际，当时家里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我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当然也就没时间静下心来复习。就在高考前一天，即1977年12月9日上午，记得那天家里的水缸里恰好没水了，我不得不到河里去挑水。当我刚刚气喘吁吁地挑满10多担的一大缸水，正想擦一把汗歇下来复习时，我那80岁的老外婆却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强忍悲痛，还是坚持准时去应试。记得当时上午、下午我参加考试，只能利用中午间隙时间和晚上来料理外婆丧事。

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三天一大早，在蒙蒙的冬雾中，我和家人及亲友们一起把外婆送上山后，我又立即骑车十多里路，急冲冲地赶往慈湖中学去考试。据说，当时市高招办的简报上还曾刊登过我这个佩戴黑纱坚持参加考试的特殊考生的有关情况呢。

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那次全省统考的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只有一个字：《路》。我正是从鲁迅先生关于“什么是路”这一提问写起的，不但能紧扣主题，步步深入展开，而且还能够密切联系当时的实际，写得也比较顺畅。文章结尾时，我还记得好像是这样写的：“路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来的。当今之际，我们有志青年一定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披荆斩棘，高歌猛进，在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大道上，不断地增添新的音符。”

我还记得，涉及古文的考题中有一篇《齐人攫金》的寓言，除了要求古译今外，还要求考生写出这一寓言的内涵意义。我的答案是：这一寓言不仅生动地写出了那个齐人“只见金，不见人”见钱眼开这样一个现象，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齐人的利令智昏这一本质。据说后来在全省的试卷分析中还引用了我的这个答案。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数学试卷中的最后一题是这样一道证明题：“设x，y，z为三个互不相等的实数，且x＋1／y＝y＋1／z＝z＋1／x，求证：x2y2z2＝1。”我经过通分和几次代入的变换，最后顺利地把这道题给证明出来了，当时感到特别兴奋。

考后，慈湖中学一位曾参加监考的老师告诉我，这道数学题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慈中考场上当时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出。他感叹道：“这次的考生可以说是老少同堂，文化层次实在相差太多了，还是你们老高三的人厉害！”

高考结束不久，还有几件重要的事让我终身难忘。第一件事就是我申请多年且一直努力争取的入党问题终于有了结果：公社机关综合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成为慈东公社在党的十一大后被批准的第一个中共预备党员。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高考录取发榜前。那天，和我隔壁办公室的公社教革委主任徐老师对我说：“市高招办打电话来，要你写一篇体会文章。”我开玩笑地说：“写什么体会呀？是工作体会，学习体会，生活体会还是谈恋爱找对象体会呀？”徐老师十分认真地说：“高招办听说你很会写文章，就要你写一篇关于写文章的体会。”

这一说，我的心里不由得一下子有了一点触动，也好像有了一种灵感，感到写好这篇体会一定至关重要。于是我开动脑筋，认真思索，精心构思，调动起多年来自己从事新闻报道采访写作实践中的许多成功经验和个别失败教训，很快写成了一篇题为《鸬鹚与鸭子的启示──关于新闻采访写作的一点体会》的文章。

这篇文章用鸬鹚（俗称鱼鹰）因为潜水深所以能够在深水大河中捕到大鱼，而鸭子由于涉水浅却只能在小河浅滩中捕食一些螺蛳和小鱼小虾作为比喻，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总结采写新闻报道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认真采访，挖掘新鲜重要的新闻事实，确定全新的新闻主题，采用独特的写作角度，运用生动的新闻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把一条条鲜活的新闻“活鱼”奉献给读者和听众。

我还借此机会，将自己这几年采写新闻报道的数量，以及绝大多数都被上级新闻单位采用特别是有些还被浙江日报、浙江电台采用的事实，也实事求是地写进了体会文章。然后很快通过公社教革委送交市高招办。

当时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要我写体会文章呢？当年好像没有听说其他考生碰到过这种特殊的要求呀！这个谜直到我上大学不久在参加一次专门谈恢复高考制度感受的座谈会后，才找到了谜底。记得那次座谈会上我是最后一个发的言。我说，如果没有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像我这样的年过三十，两个孩子今年秋天也要读小学的66届高中生，是做梦也想不到能考到复旦新闻系的。

我发言刚结束，没想到一位戴眼镜的老师马上接上来说：“你就是翁大毛，你是宁波人，你就是我招进来的！新闻系在浙江省就只招你一个人！”会后，这位老师热情地邀我到他的宿舍去坐一会。他自我介绍说，他姓金名同康，时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党总支副书记，就是他负责到浙江招生的。

金老师说我的高考成绩名列全省前茅，他还曾向前来采访的记者作过介绍。他本来是一心想要把我录取到国际政治系的，因为填志愿时我也有过“服从分配”的承诺。但考虑到我年龄偏大，读国政系学外语可能有困难，但当金老师看到高招办为了深入摸底而要我写的那篇关于新闻采访写作的体会后，认为我还是读新闻系比较合适，所以最终下决心将复旦新闻系当年在浙江省的唯一一个招生名额给了我。我也因此成了复旦新闻系77级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

后来，教我们新闻采访写作的著名学者林帆老师在看到我这篇文章后，把它推荐给了上海解放日报编辑部，没想到很快就被该报的新闻理论刊物《解放日报通讯》全文刊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也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高考发榜了！可以到高招办去打听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刚好出差在市农办，主要任务是报送我负责采写的慈东公社参加即将召开的市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一份典型材料。办完事后，我随即向市农办文书张同志询问高招办的具体地址，然后马上赶到位于镇明路迎凤街平桥头的市高招办。

当时，看到有许多人在院子里正围着一位女同志打听，这位女同志手里拿着录取名册，我也急匆匆挤进去上前询问，在报了自己姓名和“302010”的准考证号后，她立即对我说：“你被复旦新闻系录取了！恭喜你！录取通知书明天就会寄到你们公社。”

我当时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趋前一看名册，白纸蓝字，写得一清二楚。我那时的喜悦之情啊，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第二天一早，我刚骑车进入公社大院，只见文书小应就从办公室窗口探出头来，笑眯眯地大声喊道：“大毛哥！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跑进去一把拿来，拆开印有毛主席题写的“复旦大学”四个红色大字的信封，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录取通知书。

这时，公社机关的同志闻讯都围弄来看，大家纷纷向我表示热烈祝贺。我拿着这份录取通知书，也顾不得先到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第一时间跑到公社机关隔壁的公社表带厂，向正在那里上班的我的爱人报告这一喜讯……

当天夜里，我翻来复去的睡不着觉，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冬夜。一是因为高兴。二是因为担心，我上大学后，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就全部压在我妻子的肩上。说实话，我真是十分担心啊！但只有我知道，她是一个内心坚强的女人。自从我决定考大学，她就一直默默支持，从未说过一句劝我不要去考之类的话……时近午夜12点，我拉亮电灯，走到摆在窗前的长房桌旁，拉开中间一只抽屉，又拿出了那份录取通知书，一边看，一边想，此情此景，仿佛就在梦中……

是啊，恢复高考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此举不但圆了我们这些有幸参加高考者心中的大学梦，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和命运，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历史。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悄悄起床了。坐在那张已经有点陈旧的房桌旁，摸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书，回望着还在熟睡中的妻和一对儿女，我的心头不禁涌起一股热流，一种排除万难奋然前行的激情油然而生。随即，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