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杨秀国:我的小组“我的家”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杨秀国,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毕业后到河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90年代进入河北经济日报社任高级编辑、总编室主任等职。2003年至今,回到河北大学担任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之后,我所在的学习小组共有9位同学。除了周圆、施培宁两位女同学,王德敏、李新、张俊、罗晓岗、刘强、时云福和我7位男同学,还是一个寝室的室友。
一块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人世间最深的感情,除了家人之间的亲情,莫过于这种由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所凝结的战友情和同学情。有时,战友情和同学情甚至胜过家人之间的亲情。
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求学的4年间,就深深感到了无处不在、亲如兄弟姐妹般的同学情。尤其是我的学习小组,如同我的“家”一样,给了我温暖、关爱,给了我向上的动力和奋斗不止的勇气。
作者和他一个组的同学们。
女士优先,先说说周圆和施培宁两位女同学。
平心而论,在校期间,除了上课和小组活动,我们和两位女同学的联系并不很多,深入了解较少。印象中,周圆戴着一副颜色比较浅的眼镜,脸型像她的名字一样周周正正,还有点“圆”。周圆说话,条理性强,丝丝入扣,属于才女和“学霸”型。
施培宁呢,年龄较小,我们都称呼其为“小宁”——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别看年龄小,乍看上去甚至稚气未脱,但施培宁却常常有不同凡响的见解,称其“少年老成”也不为过。
对两位女同学的了解,在毕业若干年后的多次交往中,逐渐多了起来,印象也日渐深刻和清晰。
2015年9月26日,新闻7713向母校捐赠油画《教授们》之后,我们部分同学在李新、荣牧民的热心组织和陪同下,踏上了游览崇明岛的旅程。其中,就有周圆同学。
也是在这次观光和游览的过程中,周圆讲起了她高考之前在农场插队时的情景:那时,她和许多知青一样,担河泥,插稻秧,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别看周圆是女同学,却没有丝毫的懦弱和娇气。相反,她泼泼辣辣,敢干敢闯,是当时最为时尚的“铁姑娘”。
周圆的这种泼辣性格,使她不甘平庸,大学毕业参加媒体工作不久,就勇敢地跳出“体制”,不但移居澳大利亚,而且跻身于财政学和营养学领域,还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说施培宁同学常常有“不同凡响”的见解,也是有根据的。那是2011年的4月14日,刘强同学组织7713的部分同学到陕西观光考察。在去延安的大巴车上,刘强请每位同学发表感言,以解旅途之寂寞。
轮到施培宁发言时,她的关于人生和处世态度的见解,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她谈到了佛学,话语中充满“出世”的超脱与洒脱。不过,施培宁身上所展现的更多的是“可爱”。
2011年10月,我邀请部分同学到河北的狼牙山、白洋淀、西柏坡、赵州桥等地游览,施培宁同学参加了。在白洋淀,施培宁像个小朋友一样,处处充满着好奇。一片枯萎的荷叶,一颗栽种在地边的萝卜,都能让她“探究”半天。她的“童心童趣”,让我们羡慕不已。
说过了女同学,再来说说我们小组的几位男同学。
李新和王德敏,是我们小组的“学兄”。两人都是上海人。李新文质彬彬,谈吐儒雅,再加上他那件没有口袋的蓝色衫褂,由内到外,透出一股“学者”风度。李新说话语速不快,讨论或聊天的时候,他大多是静静地听着,发表意见时,言辞并不激烈,但却善抓要害,常常三言两语,就说到了点子上。
李新是个极其细心的人。2015年,他参与策划了新闻7713向母校捐赠油画《教授们》活动。作为这次活动的成果之一,印制了重达1.5公斤的精美的捐赠纪念册。
纪念册上,按照每个同学的学号,从7713001到7713059 ,59位同学入学时的照片和手写签名,赫然排列,让毕业30多年后的同学们激动不已,感慨万端。原来,这些照片和签名,都是李新同学从新闻系存档的1977级学生卡片上扫描来的。还有7713的课程表,也让大家找回了当年的记忆。
除了细心、严谨,李新办事还特别公道。捐赠结束后,主要负责“财务”的李新反复征求大家意见;剩余的尾款该如何处理?大家觉得。剩下的钱并不多,索性当作下次聚会的经费或者暂存留作他用。
李新反复申明,一码归一码。最后,还是按照一定比例,由李新分别把尾款退还给大家。由开始时的一笔一笔收,到结束时一笔一笔退,李新不厌其烦,体现了“大管家”账目公开、透明的极端负责精神。
王德敏的特点是沉稳、有气度。作为上海人,也很细致和精明。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记忆深刻:一次去食堂吃饭,王德敏带的钱票不够,向我“借”了一毛二分钱。回到宿舍,德敏立即归还了我。我当时那个吃惊啊,怎么会这样?王德敏告诉我:“亲兄弟明算账”,“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虽然还是不太理解,但也从这件小事上,感受到了上海人既讲友情、更讲“原则”的处事风格。
王德敏同学和我的“互动”比较多。洗澡时相互搓澡,买饭时相互就伴。在我眼里,这个“大哥”很是随和,亲切。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有亲和力。
再来说说我们小组的罗晓岗和刘强。
罗晓岗来自四川雅安,刘强来自陕西西安。
罗晓岗知识面宽,文学功底尤其深厚。在我的印象中,晓岗好像“无所不知”,口才也很棒。并且,他的一大特点是爱“较真”,凡事都要辨出个“子丑寅卯”来。在宿舍里,我们常常会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的“胜利者”往往是罗晓岗。
大学毕业后,罗晓岗被分配到四川日报社。一路干下来,最后担任了报社集团总编辑一职。我想,晓岗同学的成就,和他特别敬业、事事追求完美的性格和修养是密不可分的。
刘强比我小几岁,但交往能力却比我强得多。尤其让我“吃惊”的,是他“万金油”般的各种课外知识。当时,彭德怀还没有平反,刘强就多次为彭德怀鸣不平。讲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在朝鲜战场上喊出“38军万岁”等,刘强都是一套一套的。刘强说话并不“强势”,但特别有主见,属于“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这一点,在后来的多件事情上都得到了验证。
来自山东阳谷的张俊、来自江苏新沂的现役军人时云福,与来自河北吴桥的我,都属于北方人。生活习惯更接近一些。平时的交往也更多一些。
星期天,我们常常就伴到五角场去玩。五角场,那时还比较破旧。在其西北角,有一家低矮的饭店,主要经营阳春面。阳春面一毛三一碗,没有什么特殊的佐料,就是清水煮面,然后撒上些小葱,浇上点醋和酱油。就是这碗阳春面,让我对上海小吃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俊同学阅历比较丰富,分析问题头头是道。在宿舍讨论问题时,他和罗晓岗论辩较多。可能也是缘于这种平时的历练吧,张俊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一直干到副秘书长(正厅级)。从一线退下来后,张俊毕又担任山东省行政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策划组织了沿海省份经济合作等许多大型活动,在山东政界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时云福是军人,走路昂首挺胸,步伐铿锵有力。时云福还是个“诗人”,常常吟诵几首自己创作的“小诗”。大学毕业后,时云福常驻安徽芜湖,为总部设在上海的一家媒体工作。现在,时云福的日子过得很潇洒,工作的事情,他只要动动嘴安排安排就可以了,不必亲力亲为、劳心劳神了。
本文作者。
最后说说我。在我们小组,我是比较“弱势”的。我出身农民,来自农村,虽然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好,同学们之间没有攀比,没有歧视,但在一个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的集体里,我多少还是有些压力的。比如,我们组“学霸”较多,大家的知识面都很宽,一个个谈吐不凡。
怎么办?知耻而后勇,我就拼命学。早上,我学英语(刘强学英语最用功),背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那时,宋词一百首我可以倒背如流。晚上,我一头扎到图书馆,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悲惨世界》《茶花女》《红与黑》等等,我一连读了几十本。我暗暗下定决心:现在我最“弱”,将来我要“强”。
毕业后,我没有进入新闻媒体,而被分配到河北大学新闻专业当教师。这让我心有不甘。10年后的1992年,我历经挫折,来到位于省会石家庄的省政府机关报《河北经济日报》工作,终于圆了我的记者梦。期间,我担任总编室主任(正处级),评上了高级编辑。11年后的2003年,我又被引进到河北大学,现在是新闻学院的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40年前的高考,让我进入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新闻系。4年的求学,让我从尊敬的老师那里,从每个同学那里,学到了许多许多。今天记下的我的小组,只是“管中窥豹”。尽管如此,也足以让我铭记一生、受益一生。
选自复旦大学校友网,图片来自网络
附:
新闻学院受赠油画
《教授们》背后的故事
六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一张1988 年拍摄的老照片,一幅2015 年再创作的油画,展示了一代宗师巨匠风采,带着厚重的历史感。2015年9 月25 日,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校友将他们自愿捐款完成、再现首届新闻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场景的油画《教授们》,无偿捐赠给新闻学院,向教授过他们的老师致敬的同时,更希望将大师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油画《教授们》再现的是1988 年7 月我校首届新闻学博士答辩会的场景。端坐台前的是五位答辩委员会教授:我校教授余家宏、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钱维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隆栋、我校教授舒宗侨、我校教授宁树藩(自左二至右)。他们都是新闻教育史上德高望重、桃李天下的大师。
而坐在桌子一侧的老者则是博士论文导师、我校教授王中。当时,他已经74 岁高龄。他是1984 年教育部首批授予的两位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之一。
由于这张意义非凡的照片底片已无处寻觅,新闻系77 级校友决定自愿捐款,将照片用油画的方式再现,邀请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黄超成教授创作。
为了这次捐赠,30 多位新闻系77 级校友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赶回母校。回忆起当年的学风,校友们都感慨万千:“无论我们毕业多久,但从未感觉离开过,我们与复旦的缘分也不止是4 年、10 年,而是一辈子。”
来源:《复旦》第10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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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