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郑也夫答客问：我是游戏规则策划人

2017-07-31 北京日报 新三届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欢迎赐稿，稿费从免。

本期人物

郑也夫，1950年8月生于北京，1968年-1977年黑龙江建设兵团务农；1978年4月入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9月入读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获哲学硕士；1982-1994年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1994-1998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1998-2004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04年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代表著作《消费的秘密》《被动吸烟者说》《城市社会学》《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神似祖先》《众生的京城》等。

郑也夫教授

摘要：从社会学角度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个博弈的社会，规则必须随博弈的变化而调整，否则会越玩越糟……

“我的灵感都是

被新鲜问题诱发出来的”

客：我们注意到，您完成了多部学术著作，又写了大量时评文章。那么，您认为学者的主要贡献在哪方面？

郑也夫：专业上作贡献是当然的。但学者同时应该是个有责任感的公民。爱因斯坦、乔姆斯基都是“双肩挑”。美国学者布罗维提出“公共社会学”，帮了我的忙，使我的杂文获得了学术意义。其实没这个意义我也照做，性格使然。

客：普遍认为学者对社会的贡献是他的创新。您怎么看？

郑也夫：我不认为创新是学者的唯一贡献。但在创新上社会学家占便宜，我的灵感都是被新鲜问题诱发的。

客：请您一一道来。

郑也夫：你要听个长故事。我首创的观点有一箩筐。咱们按时间走。

1994年8月，我发表长文《轿车文明批判》。我是最早的和最彻底的反对者。能源、污染只是部分原因。我鼓吹“体积革命”。都市中每个人都驾驶这么个大家伙，非堵死不成。都市交通只能在两个方向展开：要么合乘地铁、公交，要么工具小型化。支柱产业，提高GDP，都是商家骗人的说辞。

我提出的指标是空间和时间。空间上轿车要占用都市的一半地皮，还要破坏地面上的散步玩耍、露天茶座。美国开车人在买车、买油(要花时间赚钱去购买)开车上每日平均耗费4个半钟头，遑论生产力滞后的中国人。

我是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我一直对管理者说，少讲抑制，多提公正。只要政府不偏袒轿车族，养路钱都摊在他们身上，买车开车的人一定减少。

1995年2月，我撰文谈独子的性格问题，提出两个办法：办更多的寄宿学校，减少兵役年限扩大服役人数。以后进一步完善这一观点，提出多数学生应该中小学阶段各寄宿一年，小学最好五年级，中学最好初一。除了兵役，还应扩大服役的种类，比如修铁路，到边远落后地区支教，等等。

1998年1月16日，我发文《沙葬的设想》。我不看好推行多年的火葬。火葬在节省资源、纪念死者、保护环境上都欠缺。“沙化”已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挑战。 “沙葬”——将都市人的尸体埋葬在沙漠中，极可能是治理沙漠的有效手段。文中说：“当我们将祖先的骨殖放置在沙漠而下决心与沙漠决战，当至爱亲朋为每一个‘沙葬’者种上十棵、百棵树木时，我们必将赢得一块神圣的绿洲。”

2001年4月26日，我发文《有限匿名制刍议》，提出：“匿名制的初衷是良好的：消除投票时情面之顾虑；避免投票结果导致的纠纷。但它是双刃剑，掩护君子，也掩护小人。学术机构中评定职称、研究生答辩投票，几乎统统受‘关系’左右，又统统得到匿名制的掩护。”

我提出的取代办法是：“事先准备的选票上写好了投票人的姓名。投票人按照规定方式将选票折叠后填写；唱票时，投票人的姓名被折叠和隐匿在里面。投票结束后选票封存。期限一过大家都有权查看选票，看后可以披露。如此自然会衍生出舆论压力。”

2001年4月，我撰文《水价的思考》，提出：传统理论均将水视为无偿资源，仅从水的提取、处理、输送来确定水价。不短缺的天然物不会有价格。但是水的不短缺的历史早已结束。水本身，而非其开发，要有价格。提价是节水的杠杆。建议城市中每人享有一定额度的低价水，大幅度提高额度外的水价。只搞南水北调，不搞节水，是荒诞的。

2006年10月，我将拙作《奢侈的一日一浴》挂在自己的博客上，文中提出：北京生活的人每人每月享受几吨免费水，此额度以上每吨100元，引起轩然大波。我关于节水的三篇文章共1200人跟帖。有网友说我是贪官的代言人，我答复我的猛药官员是不敢用的，但是北京节水到了用猛药的时候了。

2003年4月9日，我撰文《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批判》。我认为多数社科研究不需要大额资金，手中有巨额科研经费的人大多在制作垃圾。我主张以借贷和奖励制度取代现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即研究费用只能借款，借贷比较容易，不作选题审评，但是成果审查极其严格。实际上评判成果可靠，评价选题虚幻。

如果成果被判定不及格，借贷者必须偿还借款之本息。成果及格者，核对支出后注销借贷。成果优秀者，给与资金奖励。成果审查委员会设立自己的网站。学术成果、审查结论，以及评审人的姓名、评语，一同上网，接受社会监督。顺便说，我是一个近20年不申请课题经费的人。

2003年8月13日，我发文《中国无车日倡议书》，指出：无车日不是为了减少一天的用油和排气，而是为了完成一次对比。试验一下离开了轿车一个城市会怎样。而这样的试验不是靠一个人不开车所能达到，必须大家都不开。要系统地组织各项测试，空气状况、公共汽车的时速等，同日常作对照。所以要动员大家积极参与，使无车日成为一个情趣异样的、名副其实的“节日”。

我提倡在禁行区的街道上组织种种活动：歌咏，戏剧演出，秧歌，环城长跑比赛，小学生大型街头绘画或书法比赛，等等。轿车作为主流交通方式有三大弊病：欲速不达，污染，变街为路。街有丰富的社会功能。路仅有光秃秃一项功能。无车日还路为街，让人们充分利用街道、享受街道。倡议至今没有充分地实现。因为交管部门只热衷单双号这样急功近利的办法，没有想像力，不知道改变世界先要改变人心。

2008年12月，我写出长文《燃油税：贵贱与利弊》，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油价大大高于欧洲，一直用无车族纳税人的钱补贴有车族。油价不应补贴，应跟随国际市场。翌年元月，同倪维斗等十名教授撰文《十教授建议提高燃油税：每升3-4元》(此文是我和倪先生商讨后我执笔)。

文章提出：对稀缺物资的消费征收重税，符合市场规律，符合大多数公民的利益，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1元燃油税完全不能向社会提供资源短缺的信号。这一额度不仅低于欧盟国家(约合人民币6元/升)，也低于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唯独接近于美国。

我们不能效仿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燃油税额度。我们认为3-4元/升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燃油税额度。此时正是引入这一中等强度燃油税额的极好时机。

“今天的中国是个博弈的社会，

必须设计游戏规则”

客：这些思路先锋且宽阔，请问贯穿其中的主旨是什么？简单地说，您觉得自己在做什么？

郑也夫：设计游戏规则。今天的中国是个博弈的社会。规则必须随博弈而调整。不然会越玩越糟。

客：您还写过很多体育特别是足球方面的文章，好像也谈到了游戏规则。

郑也夫：少数人还记得(比如《中国体育报》记者周继明)，我是第一个提出取消中国足球常设国家队，联赛改赛会制为主客制的人。文章发在《足球世界》1990年第3、10、12期上。我杜撰出一个高小军和郑也夫争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制度的倡议者似乎没什么荣耀可言。但是这两项制度是必行的。

我写足球的一半笔墨是讨论游戏规则，不光说中国的体制，而且说足球本身。我认为，近十几年来，足球步入困境：进球越来越难，冷门越爆越频；深层的原因是：球员体能越来越强，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大，而球场和球门一寸也没有增长，这相当于贝利时代13人对13人了。

在扩大空间上我提出了两条改革规则的设想。其一，击中球门一概判作进球。其二，黄牌小罚15分钟，红牌大罚30分钟。对奥运规则的改进我也有设想。不应该一个城市主办，超级大国(中美俄)可以几个城市合办，其他国家两三国合办。如此可以节省场馆建设，避免生态破坏，减少竞争申办导致的腐败。

“物质炫耀已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