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蔡晓鹏：人大新三届校园往事钩沉
2015年12月，本文作者在巴黎。
法律七八
1978年10月，我离开安庆，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报到。我先约安庆另一人大考生方平到合肥家中碰头，在合肥赴京的火车上，又结识了到人大建经班报到的任淮秀，自此结为同窗挚友。
方平，1990年代曾任安徽省蚌埠市委书记、皖能董事长，十余年前不满仕途买官卖官的黑暗，毅然辞职下海，现是中国远红外遥感芯片制造领域的龙头老大。任淮秀，合肥八中毕业，和李克强六年同班，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他现在被誉为中国现代投资学的奠基人，人大资深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合肥一中“老三届”校友，考入人大78的还有高三（4）的陈锡华。
恢复高考后，77、78、79这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被称为“新三届”。“新三届”的核心是“老三”。但新三届范围更广，几乎集中了1947年-1962年出生的历届精华。“”在1980年代开始登上社会舞台，1990年代以来，这批人中的精英，逐步取代文革前的“老五届”，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人大法律系，第二志愿是北大法律系，第三志愿是复旦国际政治系。那年，人大的平均取分比北大高十多分，比复旦高二十多分。安徽省招生办的谭主任，文革中是省教育厅的P派，也是我的忘年交。我考分那年名列全省文科前三甲，又是党员，按政策有两次选择权。他再三劝我改选北大。我犹豫再三，还是选择了人大。
我们法律班共招收了38人，我按年序排名老八。最大的是邱贵生，辽宁沈阳人，1947年生人，当过区检察长，1990年代初辞职下海，现为沈阳房地产大老板；其次是现在人大任教的权威教授刘春田，专长知识产权；韩玉胜，专长刑法，是1948年出生的“老高二”。男生中最小的洪道德，1960年代生人，现是中国政法大学著名刑诉法教授。
总的来看，我们班同学在法律界、政界“仕途”平平，只有姜伟从黑龙江省检察长任上，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又转任最高法副院长。还有两位党外民主人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位是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女律师何悦，一位是中国社科院的刘伯驹局长。
我们班在律师界最有名望的，是团支部书记、退伍军人徐建。徐建毕业时分配在人民银行总行法规司，1984年主动请调深圳“拓荒”，任深圳司法局副局长。他率先把深圳合伙人律师业搞得风风火火，引得我们班黄世林、常韦、杨松、张永明、任湘清、卫毅、刘瑞起、薛庆予、杨建东等一批在全国人大法工委、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任职的同学辞职下海，跑到深圳当律师。
徐建在班级演讲。
徐建首倡由司法部牵头在香港创办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司法部任命他为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开创了中国法律境外执业的先河。徐建又首创深圳律协领导差额选举制，成为深圳律协首任会长。前几年，又组织本班同学集资500万元，和人大法学院联办了中国第一家“律师学院”，担任“人大律师学院”首任院长。
我们班女生有“五朵金花”，马小琳、张林、赵奕、何悦、孟扬。孟扬年龄最小，1961年生人，但个子最高，是校女排主攻手。孟扬长期在中国海关工作，担任过中国海关法律法规司司长、汕头海关关长、缉私司司长，专业与威权并重。何悦和赵奕的女生二重唱，一直是我们班在全校文艺汇演的招牌。
公派境外任职的有陈里程、赵向阳、赵奕。陈里程是澳门高等法院首席顾问、赵向阳是澳门政府首席顾问，赵奕是澳门高等检察院首席顾问。三人都是澳门政、法界的头面人物，在澳门定居了。
我们班不务正业，“转仕为商”的有四人：我、王洪涛、王耀华、马小琳。王洪涛1985年下海前是检察官，下海后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商务服务，现是中国国际经济学会副会长。王耀华下海前是中宣部理论局副处长，现是中国特种商标服务业的领军人物。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班四人经商有三人因商蒙冤：我和马小琳，分别冤狱16个月和19个月。王耀华是1990年年初，在中农信下属国际贸易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时，受中农信总经理翟新华、尹蓝天和公司老总邓岗“渎职罪”的牵连，被迫出走美国，几年后才回国创业。
马小琳是我们班的才女，有秋瑾女侠之风。1980年代在体改所参加改革，搞得轰轰烈烈。1990年代初在广西北海开发房地产，摊子搞太大了。北海房地产大形势一退潮，资金链断裂，债务累累。被当地官商勾结，做了“人质”，不明不白被关押了19个月，后无罪释放。
毕业三十多年来，我们班还有一位受到党纪、政纪不公正处分的同学，是诗人、大律师杨松。杨松，山东人，老八路后代，当过兵、入过党，有燕赵豪侠之风。毕业后分在全国人大法工委，1985年辞职到深圳开律师事务所。杨松的古体诗、现代诗都写得荡气回肠；在大学校园，就是人大诗社的核心灵魂。
1989年秋后算账，他被开除党籍、撤消律师资格。但时至今日，每遇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恶疾缠身的杨松总是挺身而出、不平则怒鸣。我们公司最近创出一款“敬军酒”。酒名“铁血军魂·覆盆子酒”。酒瓶上就特意选用了诗人杨松的“临江仙”，以示敬意：
慨当以慷莓做酒，樽前四座群英。
悠然烈火与豪情。
举觞闻鼓角，俯首见霓旌。
饮罢长啸谁共我，难得肝胆相逢。
忧怀寒月与边奇。
冰河多少梦，辗转到天明。
另一首是“七律”，醉军魂：
相聚欣然酹九霄，
金杯殢酒意难消。
丹心肆处嗟天醉，
寒戟飞时铁未消。
回首流离疑沛路，
经年辗转起浮潮。
同胞马革征尘事，
从此春秋不寂寥。
我们有幸得拜中国一流法律名师大家为师。任课老师，都是当时法学界翘楚。包括：“法学理论”任课孙国华教授；“宪法学”任课许崇德教授；“民法学”任课佟柔教授；“婚姻法”任课杨大文教授；“民诉法”任课江伟教授；“劳动法”任课李景森老师；“国际私法”刘丁老师；“刑侦学”张振藩教授、张希坡；曾宪义、张晋藩教授分讲“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刑诉法”任课王作富、程荣斌教授；“民诉法”任课王向明教授，“经济法”任课刘素萍教授；“国际公法”任课李泽沛教授；“古代法律史”任课关怀教授等等。
我们后任班主任，则是中国刑法学最高权威高铭暄教授。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政治、外语是公共课，有必修有选修，也都是人大各学科泰斗授课。其中，我最喜欢听胡华教授讲党史典故。
那时正处于法制重建的初级阶段。建国后的第一部“刑法”、“刑诉法”刚刚出台；1975年宪法尚待重大修改；“民法”、“民诉法”还在起草中；“经济法”更未成体系。这些“治国安天下的基本大法”或不完善，或缺失。连1950年代取消的律师辩护制，也在争取恢复中。
在这种状况下，讲解从“人治”向“法治”转型的法理目标，成为导师启蒙的重点。高铭暄老师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审查原则论，王作富老师力倡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童柔老师力倡的民法、物权法、经济法合一的“大民法论”；许崇德老师力倡的“宪政治国论”都成为我们心中的种子。
但当时中国法学体系和教学体系整体上受“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兴无灭资论”、“社会主义三大规律论”的框架约束，已趋于陈旧、落后，与正在发生的拨乱反正大形势的结构冲突日益突出。1979年，胡耀邦首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思想界空前活跃。传统教育观念和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历史，都受到新思维、新观点、新人的犀利挑战。经济改革和对外关系的每次重大调整、每一步重大突破，都成为促进法学观念、理论、立法在变革中创新发展的推动力。
我们法律系的教学方式是“授课制+自由讨论制”，老师经常就某些在同学中争议大的“议题”，组织班级自由研讨。同学们不同意老师的观点，也可在讨论会上公开质疑。这些讨论议题，涉及内容广泛，主要集中在：法的本质、国家社会职能、“人治”与“法治”、党的领导与民主宪政、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优劣比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言论自由和反革命罪的关系等等。这些议题探讨的共性，实质是想厘清“公权”和“私权”的法律关系。
我今天关于法权关系调整方向应以“严控特权、维护私权、约制公权、解放社会权”为准绳的认知定位，就形成于那个时期。这些议题迄今仍有多数尚未厘清，尚未达到共识。尽管分歧异见并存难统，但“宪法是根本大法”、“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三大治国安天下的法制基石，则成为集体共识。
作者大学期间到香山一游。
校园活动
人民大学是1978年复校的。但77级只招了三个班，哲学班、政经班、党史班，人数少，有一百多人。先由北师大代招，然后到人大上课。人大的78级算是人大复校后正式从全国招收的。待79级入校后，新三届中，78级实际是核心了。
那时，人大校园内自由组合、自由选题、自由研讨的氛围非常活跃。学生自己组织的各类文学社、诗社、摄影社、广播站、交谊舞、歌咏等文体活动百花齐放。有顾小阳主持的“文学社”，自办了刊物《铁与砧》；中文系李黎牵头的诗社；李培禹牵头的新闻系文学社，办了刊物《大学生》；钟康模牵头的“广播站”；中文系吴小津牵头的“摄影社”，都办得生机勃勃。
那时，人大与北大的学教互动也很频繁。人大同学去北大听厉以宁教授的“西方经济学讲座”，北大同学也来人大听胡华的“党史讲座”。1979年、1980年大家学习、研讨的重点是国外新学科、新知识、新方法、新观点、新科学代表人物和被“尘封”多年的西方和当代各社科领域大家的介绍。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法，物理学的“熵”耗散理论、模糊数学、经济控制论、人类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经济地理学、军事地理学、西方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主要流派，各类比较学及方法，还有什么未来学、人才学、边缘学科等等。
一旦突破了“唯马列毛科学、其余皆不科学”的桎梏，真是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令我们大开眼界，目不暇接。这个时期，是人大同学的人文启蒙时期。对我们这批来自“工农兵”的学子，无疑在开阔学术视野，突破旧知识框架束缚，解放思想，形成独立、自由的创新思维、理论联系中国改革实际，具有重大引导作用。1984年初由金观涛主编、有朱嘉明、何维凌、邓英淘、唐若昕、刘青峰等参与撰写的《走向未来》丛书，集约了启蒙初期的主要热门学科和议题。
但更重要的是参与社会实践。人大77、78、79学子，在1979年-1980年成为北京校园“新民权运动”的领潮人。所谓“新民权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概括为：第一，它和文革的群众运动完全不同，它不以推翻或打倒某一个人或某一执政集团为目的，而是以民主形式体现的公民维权运动。第二，它的直接诉求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力求以公开表达诉求的和平形式，恢复自身被剥夺的合法权益。第三，它表达出普通公民实现参政、议政等宪政合法权的进步要求。
第一次首都校园“新民权运动”，发生在1979年10月上旬。
1979年10月，随着79级新生入学，在文革中被“二炮司令部”驻军占据的人大校园，军民在校舍占用领域的矛盾激化。中央批复人大在原址复校，已要求二炮机关尽快撤出，但迟迟未得到积极的响应。二炮一个几十人的体工队，就占据着一个几乎容纳千人就餐的食堂。成仿吾校长巡察时，看到在铺着白台布、摆着鲜花的二炮军官食堂外，79级近千名新生因无食堂，只能在室外打饭就餐。此时的北京已经寒风瑟瑟，一阵阵风沙弥漫，相形之下，成校长不禁老泪纵横，哽咽无语。老校长的泪花，还有“人大是校园、不是军营”的怒诉，像火点干柴，人大师生被压抑已久的维权意识，霎时爆发为抗争行为。同学们一致认为，我们的正当权利是等不来的。
人大复校后第二届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副主席倪小庭主持召开了两次全校各班班长联席会，集体决策。我作为法律系班长，参加了联席会。各系各班的班长们都和我一样，基本来自工农兵，多为中共党员，在维权请愿的这个基点上，共识高度统一。第一次联席会，提出要求二炮分步撤军退舍、特别是率先退出图书馆的方案。我们做出两项决定：一、选派代表与“二炮”军政首长“谈判”；二、谈判不成，组织全体学生游行到新华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请愿书。
第二次联席会议，是在谈判未果后，商讨游行活动组织的具体事宜。会议分工：新闻系负责起草“请愿书”和对社会的传单、标语、口号；工经系负责游行时统一指挥和领喊口号、领唱“国际歌”；法律系、哲学系负责游行时，骑自行车维持秩序，处置突发事件。
游行那天是10月10日。出发时全校老师、员工在校门口列队致礼、欢送；胡华、徐禾等一百多名老教师一直站在门口，静候游行队伍安全归来。食堂也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免费供应。
人大游行队伍，高呼“还我校园，振兴中华”的口号，打着“遵守国法、反对特权”等标语，高唱“国际歌”，到复兴门附近二次集结，徒步通过长安街，到大广场游行一周，然后到新华门前请愿。“慧聪”创投人、工经系78级的郭凡生，在这次活动组织中极为活跃。他在校学生会联席会议上激情洋溢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和感染力，又在游行队伍中前后奔忙，组织领呼口号，领唱国际歌的热情和活力，令我印象深刻。
游行途中，作者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
人大这次突发的“学潮”，组织有序，要求有度，国内外影响极大。游行队伍还没有回到校园，外媒已广泛传播了。中央责成方毅、耿飚副总理善后处理。他们没有上纲上线，没有采取“秋后算账”的政治惯例，而是通过中央领导主持，促进军民协商的方式舒缓了矛盾。人大校长成仿吾，主动承担政治责任；胡华教授和徐禾教授，也受到不公正压力和追责。但学生无一人被党纪政纪追责。冲突平息后，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布置，“二炮”分期分批撤转，几年后，最终“二炮”将校园全部归还人大。
“撤兵兴学”，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复兴教育”的决心。
30年后，从这支游行队伍中，从人大“新三届”学子中，走出了一大批共和国政要：马凯（国务院副总理）、肖捷（财政部部长）、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农办主任）、董宏（中央党史办主任）、钱小芊（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雒树刚（文化部长）、杜鹰（发展委副主任）、姜伟（最高法院副院长）、苏宁（人行副行长）等等；还走出了一大批代表社会良心、正义的知识分子，如王小波、胡舒立、周其仁、许小年、杨奎松、吴思、米鹤都、蔡昉、温铁军、白南生、白南风、姜洪、聂莉莉等等；还有知名非公经济企业家郭凡生、康建、李风、李山泉、李振宁、王忆会、程十庆等等。
人大78级在澳洲的一位校友，最近在微信圈发文：《四十年来，我们从没有走错》，忆及1979年人大学运说：“这是我们的青葱岁月，朴实中渗透着一种反抗精神。1979年人大罢课和‘还我校园’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上天安门游行的大学生队伍。我们很长时间都以为它是一个偶发事件，孤立事件，但今天看来，它是对不尊重知识，军队霸道和缺少民主沟通的一种反叛，它的精神是为整个国家和民族争取民主自由，是五四精神的发扬和继承。它后面的人大选举，其实是一个姐妹篇，共同构成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骨干。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离民主自由似乎越来越遥远，因此，我们更加怀念当年的激情和意志，也更加坚信，四十年来，我们从没有走错！”
1980年的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是北京各高校青年学子联合发起的、又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民权运动”。海淀区高校云集，以人大、北大、清华三大名校为首发动，各高校联手发起以“民主推荐、公开竞争、差额选举”为特征的民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运动。
在这次“新民权运动”中，人大学子也是首创先行者。政经78的姜渔和研究生韩宇宏等率先倡议和参与。法律系没有人报名参与竞选，但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支持。我组织法律系同学们汇编了中共194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民主宪政的文献以及领导的文章、讲话；陕甘宁边区关于选举“参议会”的法律、法令；以及多篇新华日报当时发表的新闻报道。搜集这些资料，旨在论证差额民选的法律必要性和合法性。我们汇集成册，在校园发放。北大的张炜、李克强、王xx、胡x，清华的林炎志，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陈xx等，都找我们要了一批这个汇编的小册子。
这次大学生民选的中心，在北大。各高校学生间互动频繁，有的竞选演讲，吸引上万“粉丝”旁听。不仅有大学生，有教师，还有市民、新闻记者、公安人员和各部门派的动态观察人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亲到北大调研，并持开明、开放的政治立场。这次选举，有多名各高校学生代表，合法成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各校共提出各类改革议案1300多份。人大中文系研究生韩宇红也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
这次首都各高校大学生发动的“民选”运动，引起中央一部分人的高度警觉。此后，“民主提名，公开竞选，差额选举”这个选举制度就被取消了。从而导致今日贿选成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更加高高在上，完全失去人民性，彻底官僚化。而当时入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各校学子，上峰有令，毕业时不得留在北京。人大韩宇宏毕业后发配新疆，销声匿迹很久。
人大代表竞选结束后，恰逢高校学生会换届。我们法律系首倡按民选区人大代表的形式，公开竞选新一届校学生会。这个“小民主”动议，得到各班“点赞”和校党委批准。我作为法律系代表，参加全校差额普选，竞选演讲主旨是“走向学生自治”，题目是“抱在怀里的孩子，永远长不大”，获最高票，当选新一届学生会成员。按校党委分工意见，经民主程序，我出任复校后第三届学生会副主席，学生党组副书记，分管新设的勤工俭学部、学术部、文体部。主席是农经系78级孙明，另一副主席为党史系79级的董宏。
同期，北大、清华和多数高校学生会换届，都仿效人大，实行了差额民选。张炜，民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林炎志，民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陈xx，当选中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会主席。
民选的人大新一届校学生会，自主组织的各项活动比以前丰富多彩，反映效果不错。但民选学生会这种形式，仅为“昙花一现”，还是后来成为高校新制度被传承？离开学校后不得而知，估计“民选学生会”早已是昨日黄花了。
在北京高校“新民权运动”中，各高校同学跨校联系空前紧密。1981年以后，人大77、78、79级学生的关注焦点，已从启蒙期转向“探讨期”。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探讨改革发展现实对策，成为校园学术交流和研讨的中心。1981年，中国男排在香港首次击败韩国，全国振奋。北大学子们首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中国的新三届大学生中，形成了一波热切参与改革的浪潮。
游行途中，作者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
赤子情怀
人大校园当时已形成许多自由组合的“小圈子”，最活跃的有两个跨系的“小圈子”。一个“圈子”以政经系周其仁为首，以陈锡文、罗小朋、白南生、白南风、张阿妹、温铁军、崔鹤鸣、杜鹰、黄小京、孙方明、高小蒙、高王凌、马苏元、杜晓山为骨干的“农村发展研究组”。这个组与当时已调任为紫阳秘书的人大信息系78级校友李湘鲁、以及校外的陈一咨、王小强、邓英淘、何维凌、白如冰等社会精英联合，自成体系。1981年，在邓力群支持下，“农村发展组”挂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名下，正式成为体制内、编制外的“农村发展研究组”。在1980年代促进农村改革的事业中，发展组做了重大贡献。
另一个“圈子”，是以经济系研究生姜洪、政经78姜渔亲哥俩为首，以人大78级的肖捷、张晓山、党小捷、秦永楠等为核心的“就业组”。这个组的姜洪、姜渔是“西单墙”核心人物之一。这个组与校外的西单墙核心人物陈xx、王xx、李盛平、胡x以及体制内的唐若昕、李三友、陈元联系密切。“就业组”先挂靠在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联办的青年研究所名下，在1982年扩展为“国情研究组”。当时，国情组的组长是姜洪、副组长有陈xx、石小敏和我。
这个组先后分为三摊：一摊是姜洪在陈元、马凯、李三友主政的西城区委名下，成立了北京经济研究所；另一摊是陈xx在研究所名下成立了盈利性的教育、培训、出版机构，后脱钩独立。第三摊是我在毕业后牵头组织的“农村就业组”，后将关系转接到九号院杜润生门下，更名为“农村市场与流通研究组”，成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所辖的计划内、编制外的又一支农村调研智库型机构。
那是一个“鼓励想、大胆讲、有人听”的年代。在这种氛围下，人大学生会学术部组织的研讨活动，更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学术部部长是哲学系78级的王忆会、副部长肖捷、任淮秀。工作主体是学术委员会，有王忆会、马凯、周其仁、姜渔、姜洪、肖捷、罗小朋、白南生、白南风等参与。学术委员会人员构成，兼顾了各方面代表性，有利各圈子、各学科间的交流讨论、互动互补，同学们参与热情很高。
学生们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有这样几种：一、组织校内或跨校系的以学生为主讲人的主题演讲或研讨；二、特邀专家讲座；三、论文分类征集和评选。这类学术活动都是自由发起，规模、形式、地点不一，主题广泛。一类以介绍研讨经济学学术流派为主题，如数理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地理经济学、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一类以介绍中西的著名人文学者及其思想体系为主题，从欧洲的黑格尔、康德、洛克、拉萨尔、罗素、萨特、弗洛伊德、克奈尔、波普尔到中国的胡适、傅斯年、林语堂、张闻天、顾准、“四陈”（陈独秀、陈望道、陈翰笙、陈寅恪）。
1984年作者参加莫干山会议。
研讨被历史尘封的“四陈”，是我发起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共创始人，被戴上“托派”帽子后，打入了政治冷宫。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位中文翻译者，从莫斯科回国后，逐渐默默无闻。陈翰笙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后，率弟子孙冶方、骆耕漠、钱俊瑞，在长江、黄河、赣江三大流域踏勘调查，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定性，提出“土地革命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石。陈寅恪的“陇东集团说”，对中国秦、汉、唐从西向东横扫的规律，做了突破性诠释。其在晚年高压政治下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当代儒家风骨，令我们这帮人大晚辈弟子，莫不钦佩不已、感慨万分！
读懂“四陈”，对理解“五四”以来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演变、分化，实际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我们热点研讨的议题，还有美国汉学界费正清、白鲁恂、拉铁摩尔的中西比较差异学派。他们针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起源，制度沿革，循环逻辑，率先展开深层结构比较，提出“中美五大差异”说。
一、内陆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保守自闭）VS航海贸易文明（流动、扩张、创新）。
二、古老文明国家（天下共主、四方朝贡）VS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条约体制）。
三、家国系统（重视血缘关系）VS契约社会（突出个人权益）。
四、大一统王朝的千年循环VS西方现代性的持续裂变。
五、科举官僚制、儒家治国传统VS欧美科学、民主与法治。
同学们对这个问题研讨时，可谓是歧见纷争，但争论之下，各方均深感自身学识浅薄，正反方都说不出更多的真知灼见。相对而言，还是“五大差异说”的粉丝为多。无论如何，文革后接触到的这些新颖视角，对我们这代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具有重大启发的作用。
还有一类是“名人讲堂”。如我们组织同学们到北京理工大学，听金观涛、刘青峰的“熵耗散理论”；到清华大学，听温元凯的“世界科技革命与后工业社会”；到市委党校，听于光远演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请刘xx、舒乙、王蒙等名家到校园讲学等。
那个时期，官方对学生们的这些活动也并非放任自流。校内学生学术交流活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实际都在官家“鹰眼”的严密监视范围内。尤其是在“四五”运动和西单墙运动，人大代表竞选、学生会竞选运动中的活跃学生，更是监控重点。虽然校党委领导偶尔也会给我“打招呼”，提示、提醒某人某事，但不做强制性规定。这是当年开明的一面。另外也在学生中布置“眼线”，收集学生活动中各类信息；当然也有同学喜欢从国家安全角度思考问题，当时就有这方面的传闻。
不过，校外校内的当局一般不直接出面干预学术活动，比当今要宽松百倍，但也并不是不干预。典型事例是新闻系奉旨强令从新闻系墙报栏撤下了张善炬写的《谏拆墙书》。张善炬被公认为新闻系78级第一支笔。1979年秋，西单墙被官方取缔。张善炬仿李斯《谏逐客书》，在教室墙报上，发帖《谏拆墙书》。这篇被点评为“大胆文章、切中时弊、一片忠心、光可鉴人”的短文，一时名动校园。此文很快就被新闻系领导奉旨“摘下”。原文被一些校友珍藏。2009年8月，张善炬病故。同窗胡舒立在追忆这位力行“上善如水、大真无争”诤友的悼文中，公示了这篇“旧文”：
“值今樊笼方开，言路初通，‘文革’创伤，余悸犹存之际，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塞堵言路之门，将使民望而却步，退而不敢开口”；“区区西单小墙，长不过百步，宽不到三米，纵其全文大多‘反动’，亦不必如此惊惶失色。数百报刊、十万尖兵、九亿人众皆‘愚民’乎？”“且人之有心，思也；人之有口，言也，拆其墙，毋能禁其言；禁其语，毋能鉗其心。昔‘四人帮’堵耳、鉗口、蒙眼、割颈、砍头，何术不用其极,然终无补于事。古人云：‘只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前车之鉴,宜应戒之。而今公仆治国，理当胜越古人，现文件宪法，无不大书民主，电台报章，亦在鼓吹鸣放。望言必信，行必果，莫学叶公之好龙，贻笑后人。诸位立法委员得闲暇时，似可探究西单墙之社会根源及根除之法，拆墙法虽尽善尽美之至,仍属舍本逐末、饮鸩止渴之小技耳。万望三思。”
当时，人大校园的文体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曾经多次请李德伦率中央乐团；谷建芬率远征、苏小明等流行歌手；刘秉义率卞小贞、邓玉华、耿莲凤、苏凤娟等民族歌手，到校园巡演。贝多芬、肖邦、肖塔科维奇的交响乐演奏，我都是在人大礼堂首听的。每场演出酬劳，总费用约计百元左右，每个名角一场演出费，也就10元、20元，很微薄。学生每张票1毛，教工每张票两毛钱。若不足的话，则由秦永楠领导的勤工俭学部收入弥补。
人大的排球队、篮球队、足球队、武术队，都进入高校强队。武术队长王治平（浙工大经济学教授）多次在高校比赛获金牌。他和陶骅（现《求是》杂志总编辑）对练的鹰蛇拳，还有七八哲学聂莉莉（东京女子大学社会学教授）、七八法律马小琳仿孙大娘的剑舞，都颇有味道。田径，分校王一鸣男子跳高成绩1米97，是北京高校男子跳高纪录保持者；人大教授苏长青、胡宏杰，当年百米11秒多点，可进高校前六。新闻系78级的谢一宁，个子不高，弹跳、速度极好，跳远高手。后来一跳越过太平洋，当了美国《侨报》总裁。
人大游泳队合影，作者后排右3。
我参加了校游泳队。女队有许明清、饶立华、杨劲桦、张庆妮、刘小平、凌红、左红、贾晔等校园名媛。男子主力有我、方平、许小年（著名经济学者）、徐世平（上海东方网CEO）、顾晓阳（著名作家、《不见不散》作者）、张伟光（旅英达人）等。外校游泳高手的成绩可达专业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水平。人大男子队员都是业余体校水平，最好二级、一般三级，整体水平仅居高校二流。所以高校游泳决赛时，一下水差距就出来了。我、顾晓阳、张伟光、许小年还是龚冰，有一年组队参加高校4X100米的混合接力赛，曾奋力拼搏，倖幸得了个第八名。我们每人捧个磁奖杯，还都美得滋滋的。
往事如烟，青春犹忆。
（原载作者微信公号“蔡晓鹏闲侃江湖”，本号获许可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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