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追忆逝水年华：北大经济系77级点滴回忆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一
忆1977年参加高考
易纲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
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北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 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有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是6分或6.5分，壮男劳力的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五六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高考我迟迟没有报名。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是1977年12月10日-11日。高考是两整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高考前夕我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
记得高考第一天早晨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早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大亮。
四门课考下来后，我感觉良好，只是对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了1976年，从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说：“你跑题了，题目中的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1年12月，北大经济系77级毕业照。
二
一句玩笑成就了我的大学梦
潘慕平
在经历了6年的农场生活以后，我回到了北京。到了1977年，也就是我进入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工作的第4个年头，29岁的我终于迎来了大学恢复高考的日子。
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只不过当时也不敢想，此生是否还有机会实现我的大学梦。现在，机会真的来了!
我兴冲冲地走进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办公室，向马书记提出报考大学的申请，却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马书记说，他不能批准我的申请，理由是工作需要，离不开。我反复请求，也无济于事，只好悻悻而回，可是心里一直也放不下。
我当时正担任工厂机加工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而机加工车间60%都是年轻小伙子，其中不乏爱闹事者。我隔三差五要去公安局的拘留所领人，颇难管理。在厂里为数很少的男党员中，据说也就是我能同这帮小伙子“打成一片”，并同他们达成默契：厂内一律“和平共处”，要闹事，务必请到厂外。说也怪，上任一两年，竟也无事。如此，马书记如何舍得放我去考大学呢。
直到大学报名截止日的那一天，马书记带着当时的团总支书记小王来我车间视察工作。在汇报了工作以后，马书记表示满意。我顺便说了一句：“马书记你看，你把我上大学的事都给耽误了。”看来，马书记当时的心情还不错，居然笑嘻嘻地同我开了一句玩笑。他说：“谁说我不批准，你去报吧，只要你考得上。”说罢径自笑着离开了，真不知他是否知道那天是报名截止日，而且所有的报名表都已经在上午就交到区里了。
我想，这不过是一句玩笑，也就没有当真。可是一起来的小王并没有走，他当时在厂里负责大学报名一事，把马书记的“玩笑”听得真真切切。在我转身要去干活时，他一把拉住我，说：“现在是三点二十，五点钟区里截止报名，没准儿还真来得及。”我说：“是吗?”小王说：“让我试试看吧。”说罢他立即奔出车间，跨上自行车，向着区里的报名点骑去。
差十分四点，小王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报名表。一进车间就对着我大喊：“小潘，快来填表选志愿！”弄得全车间的人都听到了。小伙子们凑起了热闹，开始起哄了。他们把刊登招生目录的《北京日报》铺在钳工的工作台上，帮我选志愿，我则在一旁填表。就听他们吵吵嚷嚷地说，复习数理化肯定是来不及了，就报文科吧。第一个是北京大学，再捉摸报哪个学校也没时间了，就报北大吧。如此，我就填了两个志愿：北大新闻系和北大经济系，连第三个也来不及挑了，匆忙间，看着小王跨上自行车又向区里奔去。
几天后，小王真地把准考证给我了。马书记见事已至此，也就随我去了，只丢下了一句话：复习别影响工作。我生怕他反悔，连忙立下保证。
后来，我考上了北大经济系。
就这样，一句玩笑成就了我的大学梦，当然，也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三
特殊年代的高考回忆
焦天立
1977年10月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山西昔阳出差，中央新影驻山西记者站站长李秉宽也在那里，我们很熟。他告诉我，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决定要恢复高考了。我听后感到十分激动和憧憬，恨不能立即飞回太原去着手准备考试。
11月3日我才完成任务返回太原。从11月5日开始脱产复习。我没有读过高中，高中数学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到高考前整整30天，我安排用15天学习数学，3天复习初中的，12天自学高中的。学到三角函数时，我都不认识“α”“β”“γ”，就读成英文的“a”“b”“r”。
迎泽宾馆也有一位北京知青名叫索广胜，他是老高三的，也报名参加高考。有一天他来看我，我有道三角函数题不会正好请教他，读三角的音时就犯了傻。他说：你连这都不会读，快歇了吧。在那些日子里我连晚上睡梦中都在背数学公式和做题。
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爱人胡丽珍，在山西财经学院会计系上学，她给我很大帮助。一是借书，她为我借来了当时中学的全套课本。二是抄复习参考题，她在大学里比较便利。那时没有复印机，只能靠手抄。有时她得到复习参考题，连夜赶抄，次日给我送来。三是每周日都来帮我搞卫生，帮我背题。我能考上北大，我算了一下，有33.3％是她的功劳。
12月5日-6日的高考，我感觉很顺利。发榜公布初选时，我的名字排在了太原市南城区柳巷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考区文科考生首位。那一年高考报志愿是在考试之后。我问省教育厅的一位姓韩的同志，我的志愿能够报哪里，他说如果你在柳巷公社排第一名，你想报哪里就可以报哪里。于是我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大学——这所令我魂牵梦绕的神圣殿堂。
录取通知下发的那几天，许多考生都拿到了，我还没有。直到第三天上午9点多，邮递员已经来过了，可还是没有我的信。我十分沮丧地回到了宿舍。将近11点时，传达室的老大爷给我打来电话，说有我的信，我飞快地跑去，拿到了渴求已久的《入学通知书》。
我立刻骑车跑到山西财经学院，告诉那个最关心我的人。我们在一起时，她尽管也为我高兴，但还是不时流露出一丝的伤感。我很兴奋，也没顾得上想什么。
几天后我们再见面时，她对我说，有人说小焦是北京人，这次考到北大，就不会要你了。我说，你放心吧，我已经在给北大填的表上，把你作为我的“主要社会关系”——“未婚妻”填上了。
四、
“屠夫状元”
任保山
1977年11月份的一天中年吃饭时，我习惯地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国家准备恢复高考的新闻，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1966年初中毕业参加工作。第二年冬，我参军到部队。初中毕业的学历使我在那些“高中毕业生”面前有点“抬不起头”。1973年，我们连的一位高中生被推荐到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深深勾起了我想上大学的念头！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大学呢?
“现在机会来啦，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我想。
但是要做起来实在太难！一是时间有限。那时离高考仅仅还有一个月左右；二是课本难找。我跑遍了所有的书店，找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也没有凑齐所需要的课本。
记得那时我是把一些要点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上班路上，一边骑车，一边默默地背着要点。有时记不起来了．赶忙停下车，掏出小本子看一下。上班时，车间开会，我总是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捧着那个小本子看。有一次被一个工友发现了，他非要看我的小本子，我死活不给他看。他说我是在看大姑娘给我写的情书。
我也曾去一些中学听他们的辅导课。辅导课是在大饭厅里，饭厅中央架着一块黑板，听辅导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把老师围得严严实实。我去晚了，只好把自行车停在人群外边，站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仍然看不清黑板上的东西。
高考的那几天，我反而过得很轻松。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也不像现在的考生那么难熬，对结果既不抱大大的希望，也不十分悲观。倒是因为自己人生中已经经历了高考的场面而心满意足。
报志愿时，从内心里讲，我非常想学政治经济学，因为在部队我就看了不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有一些问题一直无法弄懂。比如，为什么马克思说，空气和水不是商品?为此，我曾接连几宿睡不着觉。但是看看报纸上刊登的各大学在河南录取的专业，仅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招收政治经济学。想想自己的初中学历，只好望而却步。
最后，我填报了河南师范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政教系、郑州大学政治系。又看到吉林大学哲学系在河南招生，心想：吉林大学在东北，那里生活艰苦，整天吃苞谷面，可能报考的人少，把握性大，就是它了。我提笔填上了第三志愿：吉林大学哲学系。
随后我去见一位老师，他听了之后说：“吉林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应该放在第一志愿，放在第三志愿等于白瞎了。没用！”唉，我哪知道大学还分重点与非重点啊？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非重点我也不知道啊。
很快，卷子改出来了。我找到地区教育局的一位熟人打听我的成绩。他高兴地对我说：“你的各门成绩都是高分啊。”出来后，我给我同考场的两个学兄说，我考了多少多少分。他们听了，都直摇头，不屑一顾地说，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分数比他们高出50分以上，他们怎么能相信呢?
我看到他们的表情，只好默默地走开。我独自走进一间教室，躺在课桌上，望着天花板，心想，是不是教育局的熟人把分数搞错了?但转而又想自己在考场的情况，信心油然而生。让他们议论吧，最后的胜利者还不知道是谁呢！如果我能考上，再过几年，回忆今天我躺在这课桌上的情景，会是什么样呢?想着想着，我对自己的过分冷静笑了。
那年录取是从高分到低分由重点大学先挑选，个人志愿仅供参考。我的档案一开始被武汉大学提走了。后来北京大学在河南没有录够，就在高分学生中寻找，发现了我，提出要我的档案。武汉大学考虑到兄弟院校的关系，就把我的档案转给了北京大学，现在想来，若不是武汉大学“顾全大局”，我这辈子可能与北京大学无缘了，至今我心里仍十分感激武汉大学！
当公司管人事的同志把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交给我时，那一刻，我心里十分激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看到他的小女儿在旁边，赶忙摸摸口袋，把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掏出来塞给小女孩说：“拿去买糖吃吧！”
很快，我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消息就传开了。因为我是许昌市食品公司冷冻厂的职工，说白了，就是一个杀猪的“屠夫”。所以大家伙都戏称我是“屠夫状元”。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们已是满头华发的“老者”。回首30年前，有多少感慨、多少喜悦，用言语是无法说清的。也许，只有我们才有这样传奇般的经历吧。
五
上北京大学的第一天
易纲
从1997年底高考完，我就一直呆在我插队的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当时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无论刮风下雪，生产队每天都给我记10分，观在回想起来，对插队生活我还有几分留恋。1978年初，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2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插队的所有行李从西王路村直接到北京大学报到。
到北大后，很快就办好了入学手续，一位女同志领我到了我的宿舍，北大37楼213房间。37楼在北大校园的最南端，我走进213房间，见屋里已经有一位军人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经过寒暄和自我介绍，得知这位军人同学叫寇奎阁，他正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我心想，北大的同学这么厉害，真能抓紧时间学习。
213房间不大，共有三张上下铺床，看来这间房要睡六位同学：，我看有两张下铺已经有行李，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另一张空着的下铺上。我显然想要一张下铺，因为睡上铺上下床不方便。我把我的行李略打开些，放在床上，意思就是我占领了这唯一剩下的下铺。然后，我就出去办其它事去了。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办完事回到宿舍，见屋里多了几位同学，但我的行李被挪到上铺去了。我有些不高兴，便问：“谁把我的行李挪上去了？”这时有一位年纪略大一点的同学回答：“是我挪上去的，我叫张文祥，我年纪大，上下铺不方便。”我当时刚从农村来，火气特别大，我说：”这下铺是我先占的，你若想换，也得等我回来商量后才行，你怎么搬上去的，怎么给我搬下来。”于是我俩便吵起来，互相揪着脖领子，谁也不让谁。
这时，旁边的几位同学有些尴尬，正不知如何处理，寇奎阁过来劝架了：“你们别吵了，我看这样吧，老张岁数大，老张睡我的下铺吧。”寇是我们六人中第一个来报到的，他的下铺靠窗，位置最好。于是这场风波结束，老张把他的行李搬到小寇的下铺，小寇睡上铺，我的行李回到我占的下铺。后来我才知道，老张比我大11岁，是我们班上年纪最长的同学。
这是我来北京大学的第一天。我们宿舍（213房间）有六位同学：寇奎阁、张文祥、张占刚、何小峰、胡元礽和我，我和张文祥是二班的，其余四人均是一班的。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相处得很好。
六
我的北大路
何剑
我曾经和进北大读书的机会失之交臂。那是1976年，我当时所在单位北京市交通局推选末代工农兵大学生，是北大哲学系，师傅们推选了我。可是因为我当时正“以工代干”，替各级领导起草各种总结、报告，是个相当出活儿的劳动力；加上出身不大好，属黑五类外围，故单位领导把我的名额给了局团委副书记。
那年咱们党已经开始整顿党风。记得上边还来人找我谈过话，问是否在推选过程中有走后门现象。那位团委副书记和我私人关系不错，我也不想自己去不成再拉个垫背的，就向来人汇报说，问题是有的，属于本位主义，不存在走后门现象。后来团委副书记如愿以偿，我则找到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先生大哭一场，心中认定此生与北大无缘。
1977年恢复高考。作为一个文革中刚上初中的学生，中学阶段基本全在抓革命中度过，自知希望不大。但我的人生哲学是“宁可失败，不能后悔”，所以也报了名。单位领导一开始仍是不批，并许愿说要将我列入第三梯队培养。后来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加上1976年那次”有愧”于我，拖到1977年秋终于同意让我报考，那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当时的本职工作尚是“以工”阶段，到交通队去开出租车，三班倒。每天八小时，一公里收费两毛，每日定额27元人民币。我们的候车点一是北京站，一是和平里。开票的师傅得知我正在备考，尽量派给我一些拉往返的活儿，这样等客人的时候还能看点书。结果有一次等客人时，因为看书太专心，客人居然脚底抹油——溜了，害得我自己倒贴了几块钱，只好算在考大学的投资成本里了。
虽然中学的学业因文革而荒废，但因从小喜欢读各类杂书，文科方面还差强人意。唯有数学，差距甚大。男朋友文革前就是清华工物系的学生了，当我的数学老师绰绰有余。周末从房山石化总厂回城给我恶补，倒也颇有成效。
1977年是恢复高考头一届，全国各省自行命题，考试时间也略有先后。离北京的考期还有三天的时候，传来了南方的考试题目，数学不仅有解方程，还有几何三角。那时候我只知道有糖三角，哪懂数学的三角？这艰巨的任务就又落在了男朋友的身上。
临考前，先生把三角公式抄了一遍，让我死记硬背，考场上我把三角公式的正负符号忘了，就在纸上推演，监考老师站在我前面，脸上是让我捉摸不定的笑意，可能在纳闷儿，“就这水平也敢来考？”或者是同情我，想帮一把，也说不定。
后来先生告诉我，考数学的那一天，临出门我撂下一句话，“考不好赖你！”让他紧张兮兮了一整天。
高考过后，听了我的描述，全家人一致认为“没戏”。男朋友家里意见，“试也试了，没啥希望，就赶紧结婚吧。”我念在先生辅导尽心尽力，就同意了。高考结束后不久，我们就领了结婚证。
人生真的很奇妙，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和先生结婚两个月后，居然接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从单位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是三步并作一步跑回家的。从那以后再也没对老前辈范进有过嘲讽的言行。怎么说？理解呗。
记得到北大报到，每人要填张表，上有“婚姻状况”一栏。我如实填了“已婚”。第二天系里董文俊老师找我谈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考试前确实是未婚，没有欺骗学校。但北大有北大的规定，就是已婚男生可以录取，女生不予录取。
这话要放现在，就凭性别歧视这一条就能猛敲北大一大笔。那时候哪有那觉悟？不过，董老师说，我们即然录取了你，也不想把你退回去。但有一条，你得保证，在学期间不生小孩。说来还真后怕，要不是系里通融，我的北大之路又泡汤了。
七
回首北大
李少民
北大给我的记忆是丰富多彩，而这丰富多彩，主要是在同学之间。我们这一年级，用笑波常用的口头禅，正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年龄上，老的(如两位老张(文祥、佃敏)，老李(铁军)，和小的(如小郭)相差一轮。 经历更不用说，从开三轮的(何剑)到当官的(老陶)。
回头看所学的东西，哪些对我一生影响最大?课堂上所学的对我没有什么印象(我老不去上课，当然学不到东西)，但厉老师的西方经济学讲座使我受益匪浅，靳老师的高等数学非常有用。更多的收获，是和同学之间的交流和读闲书。当年英淘的新观点最多，我读一些课外书，如《从一到无穷大》，就是英淘推荐的。
我们级的一个成就，不是在经济学，而是在文学上。我们有诗人稼祥，和文采飞扬的朱砚，王敏等。在表演艺术上，我们有红伟，还有伟业的二胡，和“guan-guan"(元礽)的口头交响乐。笑波在语言上贡献最大。我记得“山侃”就是笑波常挂在嘴边的，还有什么“不要与工人阶级玩儿家伙”之类。“山侃”最后在我们级进化成“砍(侃)大山”，以及谁谁的“板斧厉害，砍山都不带掉渣的”云云。现在，这些已是社会口头禅，我认为我们级的贡献最大。
三十年了，如何评估北大教育为我们走入社会所做的准备?从事业角度看，有三条发展途径：经商，从政，做学问。当年的大学体制和我们的心态，可以说是对三条途径都没有准备。77级进校时，改革刚刚开始，我们的思维模式还在计划体制里。
那时对我们来讲，前途只有一个：进入好的公家机关。但后来中国的发展飞速，市场兴起，对77级的同学来说，措手不及。只有少数敢于冒险的同学，抓住了市场机会，如杨滨之成功。红伟能在异国开店有成，也令人佩服。
从政呢?北大毕业有优势。北大学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使命感特强。但当年有无使命感和后来是否成为政治家相关系数不大。而坚持理念则更难从政。如今看我们当年的学习小组中的同学，有政府领导人，有不能回国的，令人感慨。
至于做学问，从北大出来，也有优势，这一优势主要是名牌大学和学生本人的智商高(因为能考上北大)。但做学问可能是三条途径中最下策的选择——英文有“those who can’t do，teach`’(没有做事的能力，只好教书)。
我自己就是例证。出国不知道能做什么，只好念书。我大概是同学中上学最多的，一直上到博士后。虽然毕业后也试着在大公司做，也自己开创过企业(“烧钱”的网络公司)，但都没什么成就，只有经验教训，而且教训多于经验，最后又回到学校教书。当年学的都是经国济世的道理，而且是针对政治经济转型社会。现在在美国教书，有点“学非所用”。借用稼祥形容投资银行的话，我是“把没有用的知识教授给不需要的人。”
既然在学界，就要认真做研究。比起经商，做学问单纯得多，只要有个不太笨的脑袋(像小锋那样的“大脑袋”更好！）再加上勤奋，总会有点成果。这十几年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思考，也使我想明白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法律制度弱的国家为何会有竞争优势。贪污腐化在何种条件下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小等等。我把这些想法写出来，也发表了许多文章，根据2005年一项对国际商学领域顶级刊物发表文章的统计，我居然是入围世界顶尖的几十名学者之一。而北大的拼搏精神，是取得这些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首北大的经历，最珍贵的，是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一点我在几年前的困难之中，感触颇深。套用一句老话：朋友如古董瓷器，摔破一件少一件，再也补不回来。让我们珍惜!
八
《学友》忆旧
王建
《学友》是我们北大经济系77级在校时创办的刊物。作为班党支部宣传委员，我有幸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近三十年光阴流逝，翻开纸张业已发黄变脆的《学友》，同学们风华正茂、充满理想激情的青春面容历历在目，77级昂扬向上、勇于追求、刻苦勤奋的精神风貌跃然纸上。
1、发端与发展
刚入北大，黑板报是大家发表言论的重要阵地，两个班一期期办得还挺热闹。但时间一长，黑板报版面小、保存期短又不易传播的不足让大家觉得很不过瘾。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新生事物的冲击，北大科学、民主之风的熏陶，77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动，都使大家迫切需要更好更大的平台开展交流。
于是，1978年第二学期起，我们开始酝酿和准备创办《学友》。稿件来自同学们的手笔，印刷就找来腊纸钢板、油印机，文革中印刷传单的手艺又派上了用场。1979年初，第二学年一开学，第一期《学友》面世了。
《学友》的文章，来源于同学们学习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学友》逐渐以其清新活泼的风格，敢于解放思想、发表独到见解的创新精神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也得到了系里的支持。从第三期起告别油印而由系里打印；第四期起，由77级主办变为在以铁军为首的系学生会领导下各年级合办。《学友》的影响越来越大，确实起到了活跃学习生活，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和北大一样，1979年前后，全国各大院校学习生活逐步走上了正轨，社团活动也日益活跃。在此背景下，1979年8、9月间，由北大经济系《学友社》与南开、厦大、人大、复旦、暨南、武大七院校经济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学术团体共同发起，向全国各大学倡议创办《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并准备发起成立“全国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学友》第四期刊登了消息，并另发了“倡议书”。第六期刊登了面向全国各院校的创刊号征稿启事。
《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创刊号由《学友社》受发起单位委托主编。来稿是寄给郑学益，一时间，全国42所院校经济类学生踊跃来稿，37楼225房应接不暇。经选择、编辑，“创刊号”收集文章40多篇，9万多字，1980年元月完成编辑，交付原定的出版单位铅印并代发行，但终因一些原因未能付梓。在这种情况下，“创刊号”由《学友社》精选、压缩、油印，于1980年4月内部发行交流。《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刨刊号的发起、组织、发行，成为《学友社》活动可以纪念的一个高峰。
1980年下半年，77级分赴川、沪、苏、京实习并写作调查报告和论文，我受命写综述，拜读了50多篇大作，写了“收获——77级实习调查成果之一瞥”，刊登于1981年5月《学友》第13期。之后，1981年最后一个学期，77级同学都忙于写毕业论文和联系落实分配单位，再也无暇顾及《学友》，各项事务完全由78级等各级同学承担。我的《学友》也就收集到13期为止。
2、作者们
77级八十位同学，基本上都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学友》工作。13期中，77级作者有60多人次。发表文章最多的是英淘、老陶、小锋和稼祥，都是4篇以上。其次是刘伟、笑波、张炜、我、王敏、井泉、老潘和未曼，各是两三篇。但作品最多的是少民，除文章外，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封面画和蔷薇园漫画。
同学们的大作各显其能、各有特色。稼祥文章和诗作富有文采，第一期“编者的话”自然由其执笔；英淘涉猎较广，既有对社会主义政经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又有参加国务院农村改革课题组对包产到户等改革最前沿问题的探讨；老陶、刘伟、星星以理论分析见长；老潘、前进、老姜侧重现实经济问题思考；小雄比较了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利弊；维平提供了破经济学入门难的心得；海林则分析了法律调整经济的有效性；小敏对按劳分配等敏感问题的质疑引发了77级、78级的讨论；张炜率北大学生代表团赴日考察，带回了观感；易纲三年级去美国前，留下了对思想解放的见解；笑波、未曼跟英淘到数学系听课，同样在经济数学方面颇有见地；元礽、小贺贡献了学英语、俄语的方法、体会；王敏、刘玉香则对苏联经济问题提出了看法……
同学们在《学友》上的大作，有的很快在全国性权威刊物上登载。其中，小锋的“劳务价值性初探”发表于《经济研究》；井泉的“农业增支与增收的原因何在？——庆安县农业生产费用的调查”发表于《经济科学》。
从1978年下半年酝酿，到1981年上半年第13期《学友》伴随了我们近四年的北大生活。《学友》可称得上是经济系77级在北大时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集体活动，是我们紧张而又富有情趣的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和重要见证人。
此后，这份刊物由经济系的学生一个年级一个年级接续主办，一直延续至今。
九
在学期间难忘的记忆
林双林
最没料到的是经济学成了以后中国最热门的学科。我报的是北大哲学系，想把哲学学好用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那时人们对经济不那么热悉，听一位老师说，他回老家说自己是学经济的，老乡以为他学“京剧”，硬让他唱。
最好的感觉是粮食标准高，每月男同学45斤定量，而且细粮多、粗粮少，每天有肉吃。快毕业时，大家都去长征食堂”吃早点，豆浆油条豆腐脑儿，吃饱了才去上课。我原来上师范学校时，每月31斤半粮，粗粮百分之八十，12块钱伙食费，经常肚子饿。
最权威的老师。记得许多老师黑板上的字写得很大，很有气派。听老师讲到“从树上往下一跳，猿就变成了人”，我都入神了。听到“垄断”、“寡头”、“魁奈的经济表”、“新大陆的发观”、“美国的小农经济”、“刘晏的理财思想”、“江南造船厂”、“湖北枪炮局”，还有“抱着法币就如同抱着一团火”，等等，我真是茅塞顿开。
最好的同学。同学们不但聪明，而且情操高尚。我最喜欢听同学聊天了。同学见多识广，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及，听他们聊天我学到许多东西。我也得到许多同学生活上的帮助，分享同学从家中带来的美食，到同学家中吃饭，用同学拿来的东西，听同学的收音机学外语等等。
那时候常搞卫生检查。我们屋除我之外都是北京人，东西少，加上有最勤快的同学，几乎每次都是卫生模范。不过也要老实交代，我们屋有高人，他有时将我们的破烂东西用绳子拴起来，吊在窗外，检查完再拿进来。同学中人才济济，给我理发的是位艺术家，每次理发还要绘图，别提多认真了。
最愉快的是和同学下象棋、打扑克、打篮球。大家穷开心，下棋占了上风的同学总不停地催对手快走，“直着往前走，不要向两边看……”打扑克输了的要戴帽子，脸上贴纸条，钻桌子。我个儿高，每次总觉得桌子矮。那时班上经常组织篮球比赛，女同学和不上阵的男同学提开水当啦啦队，场上同学很卖力，有时动真格的。
最“痛苦”的就是要早起。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会听到，“332路，开往颐和园，先下后上。”起来后就出操，绕校园跑。同时听见“东方红，太阳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下来就是“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完了马上吃饭，上课。第一节课老犯困，问一个医生，他说可能是我早点吃得太多。多新鲜，不吃饱能行吗?
最开心的是晚上关灯后聊天。大家开始时聊穿喇叭裤的人数增长情况，议论完校内的，还要让回过家的同学汇报校外的情况。后来聊高跟鞋。高跟鞋的出现给个儿矮的人带来了福音，那个儿高的人怎么办? 天下无难事，我们屋最有想象力的同学也想出了办法。
最难为情的是文艺活动。我们屋除一位同学外(他插队时自编过知识青年之歌)，别的人嗓子都一般。好在没有独唱，能滥竽充数。大三时，西风东渐，社会逐渐开放，允许跳舞，许多同学开始练习。由于男生多，女生少，有的男同学不得不抱着凳子练。有位女同学非常热情，要教我跳舞，我那时思想封建，还不好意思。后来追悔莫及，至今不会跳。
十
我的草絮
何小锋
我在北大本科的四年，最得意的当然是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劳务价值论”的文章。那篇文章本来是为1980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而准备的，但是知道消息晚了，写出来的时候会议已经召开了。我修改后首先想到的还是我系编的《经济科学》杂志，不久编辑说陈岱孙先生要与我谈谈，于是登门拜访。陈先生和蔼地就文章提出了意见，建议我看更多经济学说史的书籍，特别是要与生产“三要素论”划清界限。
于是，我暑假看书、修改，然后再交给《经济科学》编辑部。他们还是退稿了，只说是你再考虑考虑。我想有什么可考虑的，你不登我就投给别人吧。那时没有多少刊物，于是壮胆寄给《经济研究》了。
过了几个月，编辑给我打电话约谈，说你拿回去重新抄一遍。我看原稿上有几个人的修改笔迹，已经难以辨认了；最后有一个领导批示：照原样发表，供讨论用。我还记得谈话的编辑是老校友邢俊芳女士，也是一位和蔼的大姐。
不久，文章在1981年4月发表了，正是思想解放的时候，引起了很多反响。在年纪大的、搞理论研究的人中批评居多；但在搞实务的、年轻人中支持居多。不久，经济研究所召开一次双周座谈会，通知我参加。会上孙冶方老先生和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发言点名批评我们的观点，我记得被点名的有于光远、萧灼基和我。会后我追上了孙老，说感谢他的批评，但我不准备改变观点。
孙先生说，我点名批评你不是压制你，我们是平等的，你也可以点名反驳我。我过一段再开一次会，让你们反驳。不久，孙先生等人的文章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点名批评了那几个人。编辑专门打电话说，你可以写反驳文章。我想，孙先生手术不久，身体不好，说话都有气无力的，我还是不辩论的好。
事情还没完，系里老师中隐约反映出对我有一些评议。我忙于考研，没太在意。在毕业论文分配导师时，系里公布分给我的导师是周元教授。大家都知道周老师对《资本论》最熟，对学生最严厉。大家都有点怕他。
我知道这回要硬着头皮上了，心里犹豫了两天，默念着“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才敢去他家请教。谁知道他也犹豫了。我刚说完“虚心接受指导，但是观点不想改变”的话，他却说，“我刚跟系里说了，我不做你的导师，换成萧灼基教授了。”于是皆大欢喜，我的毕业论文成绩也就顺势得了90分。
还有喜剧性的一幕：全系师生欢送77级毕业的大会上，大家欢声笑语中，突然有位老师站起来严肃地说，有些毕业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云云，顿时气氛紧张起来。谁都知道是指我。
这时厉以宁老师站起来反驳，说有些年轻人虽然人微言轻，但是他的话过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而有些大人物的话十年后无人记得。顿时给我解围。十年后，厉先生还真提起这个场景，我也有机会对他表示感谢！
确实，在本科生阶段，能够得到陈岱老、厉老、萧老等老师的教海。是我们的幸福。 最近大家同学聚餐，谈起77级同学的清高和傲气，认为这都与经济系老先生的熏陶有关。
经济系对我有恩！我深知之。从此，不管我到了哪里，做什么事情，还是想到经济系的温情。因此，最后还是三进北大，以她为心灵的归属。
李克强与北大经济学院部分师生见面。
（来源：北大经济学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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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