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范东升：重回学校像第二次生命开始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范东升 ，1951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获硕士学位。中国新闻社资深编辑、记者，历任中国新闻社编委、编辑部主任、专稿部主任。1994年创办《华声月报》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1999年赴纽约任美国《侨报》社长兼编委会主任，2006年起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代院长。现已退休。
本文原载2007年05月31日搜狐网站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点击搜狐访谈间。1977年，停止了11年的高考得以恢复，那一年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考场，这场久违的考试对他们来说意义不言而喻。特殊的年代给了他们历史性的磨难，给他们了厚遇，他们中很多人早已经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精英，回忆那段岁月，每个人都感叹万千。高考、大学，是他们心目中刻骨铭心的回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77级毕业生，现任汕头大学中文系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范东升先生将作客搜狐，为广大网友讲述“30年前的高考故事”，欢迎各位网友在线提问。
主持人：范先生您好。请您先跟网友打个招呼。
范东升：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文革”中坚持自学
目的只是知识本身
主持人：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当时不少青少年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您当时多大，那时的经历是怎样的？
范东升：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1977年我已经是26岁了，当时在班里算是比较大了，后来一个班里有很多不同年龄的同学，但是心情都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的。因为当时考上大学，是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主持人：高考之前是做什么的工作？
范东升：高考之前，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到内蒙古土木特左旗的农村插队落户，三年多后进入到呼和浩特市工厂里做学徒工。又从内蒙古回到北京，也是在手表元件厂做工人，是当一个普通的工人。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高考之前您一直没有读书是吗？
范东升：不能说没有读书，我当时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文化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都上山下乡，都离开学校。但是很多同学在下乡期间，在工厂的工作期间，一直在坚持自学。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都停课了，所谓的停课闹革命，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但是很多人都还在坚持自己自学，花的时间比较多，学历史。
主持人：您当时是自学一些高中的教材吗？
范东升：当然包括高中，比如数学，我都学过高等数学的基本知识，都学过。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后来恢复高考才能取得比较好成绩。
主持人：您当时怎么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呢？
范东升：当时应该是通过报纸，有一些新闻传出来，在年轻人里互相都传，因为毕竟是很大的事情。像工厂里一些年轻工人互相都在传这个消息，有不少人后来都去报考。我们是一个挺小的厂子，后来考上两个人。
主持人：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都十分地高兴，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盼到了能够继续上学的机会。
范东升：对，这个时候我们离开学校，从1968年离开到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有十年的时间。原来考大学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忽然又恢复高考，又不限年龄，有这么好的条件，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走进考场。
主持人：大家都憋足了劲，好好复习，一定要考上。
范东升：也不能这么说，当时谁能考上，也不能有把握，因为很多人都报考，这么多年没有上学，重新上学，到底有多大的希望，其实没有什么把握。就觉得试一试看吧。
主持人：当时没有很多复习高考的资料，您是怎么准备高考的呢？
范东升：可以说事先没有什么准备，因为我们只是在差不多文革十年期间，没有放弃自学。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比如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没有电，白天还要劳动，在地里种地，晚上也没有书桌，什么都没有，就是坐在土炕，过去从家里带来一些书，自己在那里看。比如读一些小说，读一些历史，多做一些数学题。实际上看来都是对文化的渴求，形成一种习惯，要看这些东西。
范东升：而且当时没有考试，也没有机会，学校也不会招收，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一批年轻人，真的是当时特别想继续上学，学习这些知识，是自己在学，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还是这样，一直坚持。
主持人：也就是说当时你们下乡的时候读书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对知识的渴求，一直坚持着在读，是吗？
范东升：不能完全说没有目的，觉得年轻的时候对知识本身，讲人生，讲社会，对那个东西确实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是知识本身的吸引力。要说没有目的，也是。因为当时每个年轻人在走入社会的时候，都在想怎么理解社会，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怎么走，这是肯定每个人都会这样想。觉得从书本上，从历史上或者从知识上来丰富自己，会多一些理解。
主持人：但是文革的时候，这种书多吗？
范东升：虽然不多，因为我们很多同学离开家里就带了很多书，实际上是父母过去留下一些书。像我父亲就有很多书，带出来基本没有什么行李，都是书，一些箱子里装着书，一本一本地看。
主持人：没有太多的复习资料，没有太多的信息来源。只靠着大家带来的一些书互相传阅，打下了高考基础。
范东升：像现在的高考复习书，那时候基本都没有。
范东升先生在潮州韩公祠。
受父亲影响报考北大新闻系
险些因出身问题被拒
主持人：当时报志愿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北大呢？
范东升：因为北大有新闻专业，当时人民大学的新闻系现在是全国是最好的，但是当时人民大学在文革当中停办了，人大的新闻系老师都到了北大，北大中文系下面有一个新闻专业。当时国内的新闻院校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好几百所，那个时候只有几家而已。因为我是北京人，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北大的新闻专业。如果学新闻的话，因为受父亲的影响，还是想试一试，就报了北大的新闻专业。
主持人：当年的考试试题还记得吗，难吗？
范东升：比起现在肯定是容易，因为当时的试题，当时是第一次恢复高考，这么多年的学校正常教育都打乱了，不可能像现在考题难度，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比较一般的基础知识方面的东西。
主持人：当时的考试感觉怎么样，紧张吗？
范东升：说不上太紧张，我觉得还可以，整个考试的内容自己都能答得上来，所以题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包括数学题，基本上都拿了满分。
主持人：能取得这个分数，还是挺不容易的。
范东升：觉得还可以。
主持人：下乡干活，同时自学数学，还考了满分。
范东升：没有满分，几乎满分，还有很多错误，总的来说是没有大错误。
主持人：考得还不错，自己感觉也很好。
范东升：自己感觉也不是太好。当时考试考题是一个方面，文革当中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比较复杂。当时在学校录取的时候，也不是完全看考试成绩，比如说拿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们家庭，现在大家比较肯定我父亲做的一些贡献，但是当时并不是那样，因为文革刚刚结束，我父亲还是被认为文化界的人都是认为有些问题。
主持人：您父亲的事情对您录取有影响吗？
范东升：对我有影响，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现在的情况，他会认为是一个难点。因为当时还是有出身之类的家庭，对每个年轻人还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这边多少还有一些影响。
主持人：结果还是顺利地被录取。
范东升：顺利录取。因为北京大学的老师很开明，应该说给我帮助，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当时这个专业的老师，我挺感谢他们。
主持人：还是很顺利就上学了。
范东升：也不是那么顺利，在名额上分了两批录取，第一批录取并没有我，我是第二批录取。
主持人：77级那届招生，我看了一个资料。有扩招和走读。您就是扩招去的吧？
范东升：第一批的时候，分省，一个省可能只有一个人，对北京市就增加了一批。
范东升：走读就是北京市的。当时只是说是走读，实际上是一样的，走读意思就是说不用住在学校里，是当地的。
主持人：您当时既是扩招也是走读？
范东升：对，实际上还是住在学校。
现在大学的条件好，
当年大学的学风好
主持人：那个时候北大是什么样呢？
范东升：当时的北大，刚刚恢复高考以后，跟现在的北大，和现在一些大学情况差很多，在文革期间，北大也受到文革的冲击和影响比较大。北大的正常教学秩序刚刚恢复，教学条件远远不如现在一般的大学。
范东升：比如说跟我现在在的汕头大学比的话，汕头大学现有的条件都比当时的北大要强多了。从师资、设备各个方面的资源来看。当时北大还是不行，因为当时北大刚刚恢复，师资不是太强，正常的一些教学课程没有很好地设立。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不同就是上学的同学都特别地好学，自学能力相当地强，差不多我们都是这样的。利用学校比较好的条件，那个时候觉得上学不容易，在学校里非常用功。
主持人：上学的机会对77级大学生来说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机会，用功读书。
范东升：对，真得是特别珍惜这个。
主持人：1977年这一届考试是积攒了12届的学生全去考了，您班里同学的岁数大约相差多少？
范东升：年龄差距很大。
主持人：你们班最大年纪和最小年纪的同学，您记得有多大？
范东升：我们班最大的30多岁，都有孩子了，已经结了婚，有孩子，我是二十六七岁，最小的是正常的，应该是十八九岁。一个班里同学差别很大。
范东升先生在纽约罗斯福总统故居。
当年没有网络
图书馆就是最大的信息源
主持人：您上的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据老北大人说，北大中文系77级学生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这两个专业在学校里都出尽了风头，文学专业的同学都被称为诗人和作家，新闻专业的学生被称为大记者，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校园生活吗？
范东升：大学生真的是非常用功，跟现在的一些大学生不太一样了。现在社会状况也不一样了，可能学生比较多的时间用于娱乐、上网等等其他活动比较多。
当时来讲没有那么多，大部分同学还是把时间用在看书上面。像图书馆里经常是没座位，图书馆每天要想在图书馆和阅览室找一个比较好的座位，都需要花相当的力量才能找到位置，稍微去晚了，就没位置了，经常这样。
主持人：那个时候图书馆里的书多吗？
范东升：北大图书馆里的书比较多，虽然文革图书受到了一些破坏，但是图书馆里的书基本上是保全的。另外有些书是外面看不到的，包括外文书，我记得我在研究一些理论问题，以及学习一些国外的最新的知识，都是通过在图书馆看一些外文书籍，因为其他地方可能看不到，只有学校的图书馆才有。
范东升：学校作为学术研究和教学需要，有专门的经费从国外来进这些资料，报刊或者外文原版书，在外面肯定是不容易看到的，北大的书比较全。
主持人：当时的资料，书方面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范东升：作为大学来讲，这是最大的资源之一了，你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学，但是没有图书馆的话。而且图书馆不像现在这样，过去的图书馆很限制，非常严的，比如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学生，才可以去看哪些方面的书。有特别的信息来源能够保证。
主持人：现在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在校时都会办一些刊物。作为第一届大学生，你们当时也办过报纸、杂志之类的刊物吗？
范东升：我们同学也做过实验性的小刊小报之类的，但不是什么正规的报纸。
主持人：在大学生活中，还是有一些实践的过程？
范东升：除了自己办一些小报之类，我们还有实习，学校组织学生去实习，我是在陕西日报实习。
主持人：从这方面讲，跟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在校时都有实践的机会。
范东升：可能现在的条件会更好一些，拿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来讲，他安排的实践机会条件还有课程的设置，是比当时的水平还是要高多了，内容要丰富多了。因为当时北大就是组织一段时间去报社实习，但是课程时间就比较少。
回到学校的感觉，
就像第二次生命的开始
主持人：您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大学生的身份，是不是特别地自豪？
范东升：这个当然是了，因为上大学本身这个机会就是很难得。当时大学生不像现在这么多，人数也少得多，像我们新闻专业一班，一个省才进一个人。
主持人：都是天之骄子。
范东升：人数不像现在扩招人数这么多。像我读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一共才两个人。
主持人：您后来又读了研究生？
范东升：我在人民大学住校，我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了三年研究生。
主持人：记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句口号，叫“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话后来经过考证是北大中文系学生喊出来的，就是77级和78级那两年的学生喊出来这句话，您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范东升：具体的过程因为我没有参加，我不太清楚。当时的年轻人经过文革以后，特别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社会，让中国重新走上发展复兴的道路，有这个愿望在1980年代觉得是特别地强烈，所以会提出那种口号。
主持人：这句口号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最强音。你们同学毕业之后，大部分都去了哪里，现在状况怎么样？
范东升：像我们这个专业，大部分还是做了新闻工作，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其他单位，电视台都有。
主持人：是国家分配吗？
范东升：当时和现在不一样，当时因为整个中国还没有市场化，所以学生是由学校来找单位，分配，国家是包分配的，当时还是属于这种情况，也有个别的有自己找的，跟现在完全由学生自己找工作，这个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您那届同学去的单位应该很不错吧？
范东升：当时那些单位都还不错的，给这些同学的的发展机会都还挺好的，有的现在做的是媒体报社的领导，像我们有一个同学是新华社的副总。
主持人：这些同学现在都成了中国各行各业的精英。
范东升：都还是做了一些事。
主持人：有人说77级、78级大学生是最勤奋的大学生，您认同这个评价吗？
范东升：我觉得我们这些同学的确是很努力的。当时在上学期间学习的时候非常勤奋，毕业之后工作都是尽心尽力的，能力比较强。
主持人：大家都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求学机会。
范东升：对。像我们都离开学校，算是失学，我是初中二年级，初三都没有上，就离开学校，就非常怀念在学校的时光，特别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现在终于回到学校，可想而知，可以说是生命第二次开始，有这种感觉。当然很珍惜这个机会。
当年的大学生
综合素质比现在高
主持人：现在回望您当初的高考，它给您带来了什么？
范东升：这个高考可能跟现在的年轻人，高校的同学可能有点不同。因为当时重新参加高考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真得是人生的唯一转折关头。按跟现在不同，因为毕竟考试考得好或者不考，或者考上这个大学或者没有考上这个大学，现在总的来说年轻人的选择余地大了很多。可是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再考大学或者考大学没有考上，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可能再没有任何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主持人：您是否觉得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呢？
范东升：在当时来讲，也不能说唯一，不能说那么绝，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像我们同一个年龄的，不能说唯一的，毕竟来说，有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的，还有一些同学生活得不错。但是上大学的确是很关键的。
主持人：您是说，高考不是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方式，但是高考对人生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范东升：对。
主持人：您当时参加高考您毕业，是包分配，如今的大学生，国家是不包分配的，前几年国家会提一个知识改变命运，而现在有人提出知识不再改变命运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范东升：我还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点还是没有错，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这点应该是一样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学毕业生是不是包分配，包分配有它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包分配觉得我很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不是仅仅给你提供一个工作，而是给你提供一个机会，上大学就是给你一个提升自己的能力，怎么样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在过去来讲，如果给你分配一个工作，当然这个工作可能很不适合你，可能也要做这个工作，可能一辈子也做这个工作。现在是给年轻人更大选择的天地。在这个意义上，当你有了知识，有了能力之后，就会在选择当中更注重。
主持人：学知识，有能力才是改变命运的前提。
范东升：对，这是前提。
主持人：有了这个前提，才会改变你的命运。素质教育，我们国家已经提出很多年的素质教育，改革到今天，我们说教育改革到今天，您觉得现在的大学生跟当年的77级、78级同学相比，他们的素质有所提高吗？
范东升：这的确不是很好比较的。因为可能在某些方面来说，当时我们那些大学生在素质上会高于现在的一些同学，倒不是说我们把自己抬得比较高，是因为在当时那批同学是在社会上，在工厂也好，农村也好，社会其他行业也好，经过一番锻炼，掌握见识。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学习，就和你只是从中学的课堂上进到大学的课堂里，从书本到书本，这是挺不一样的。
范东升：当时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也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就一定是很差，不是这个看法。拿我们学校的同学情况来看，同学当中也有相当好的基本组织，我们在教学当中也比较重视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叫他们死记硬背一些书本的知识，从我们学校的办学方针都比较强调这点。我们不是要求，也不希望我们的同学只会背诵书本的知识，知道怎么去考试。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大学教育的根本意义，主要还是要提高素质和培养他们的能力。这点更重要。
寄语考生：
高考改变命运 但不决定命运
主持人：恢复高考到现在有30年了，这期间国家几乎每一年都要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您如何看待这30年的高考制度变迁呢？
范东升：我不是一直做教育工作，很难全面评价教育方面的情况。我只能说具体到我现在所在的大学，包括我们学院的情况来看，教育方面的改革还是有进展的。拿汕头大学来讲，它也是比较新的培养模式。过去像这种模式也没法实行，现在像汕头大学就是一种比较新的模式，注重和国际的接轨，注重跟社会实践的结合，培养同学的能力。这些还是一种改革的尝试。另外也是有进展的，这方面还是有进展的。
主持人：很多人提出要淡化高考，您怎样认为？
范东升：我觉得高考，你认为中国也好，外国也好，肯定有这种考试，不是淡化的概念，高考总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的阶梯。你如果仅仅把它看作一个为了高考分数或者说进一个名牌大学，仅仅是为了这样一些目的，我是不赞同。因为更重要的是大学会给你提供一个真正吸收学习知识，提高自己能力的机会。不管你是不是进了名牌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不赞成过分地看重分数，过分看重分数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我做新闻很多年，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或者根本不需要看你学校当中哪门课得多少分，那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丰富的知识，是不是有比较强的工作能力。这些东西并不取决于你在课堂上得分数，因为考试仅仅是衡量的方法而已，而那种方法它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总是有一些，人所共知的。
主持人：看得出来，您看重的还是素质教育？
范东升：对，是这样。
主持人：您觉得素质教育该怎样实现的？
范东升：素质教育跟每个学校的办学方针，办学的方法直接有关系，从总体制度上，我不赞成过分地强调分数，拿分数去排队，那是有害的东西。去引导学生和家长都去看重高分，那个肯定是有害的，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主持人：学生还是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能力。不能片面看重分数。
范东升：对，不要太过分看重考分。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范老师做客搜狐访谈间，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再见。
文图选自网络，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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