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朱学勤忆杨小凯：有一件事我抱憾终生
人物简介
杨小凯
2004年7月7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今天是其逝世13周年。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1988年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1990年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一壶清茶追故友，抑或云淡风清谈往昔。什么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永远没有最好的答案。有人唏嘘落泪，有人笃定前行。
2014年7月，杨小凯逝世10周年，他的好友韦森、学生孙广振发起“纪念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朱学勤教授在会上讲述的二三小事，触动了在场的学者、亲友。他说，自己完成了小凯交待过的、没交待过的几多嘱托，但仍有一件事使他终生抱有遗憾，这遗憾“就像一团火始终焦灼的内心”。
以下为朱学勤教授的讲话实录：
今天很高兴参加大家的聚会，我是一个经济的外行人，说一些外行话。有缘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主要是因为杨小凯的关系。我们这代人凡是说到杨小凯几乎无人不知，这话要说回1967、1968年，从小凯的成名作，属于“杨曦光”的那篇《中国向何处去》说起。
现在这篇文章已经被收进关于文革历史研究的各种集合，小凯自己对这个文章也是一个反思的、扬弃的态度。他的这种反思是让我比较佩服的，但是这篇文章本身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不是简单能够抹去的。
我和小凯相识很晚，是1997年冬天在波士顿见的面。那个时候恰好我正在哈佛做访问，我们两个相互神交已久，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他，结果他主动找上门来。我一直记得那个风雪弥漫的波士顿的冬天，敲开门，一个非常谦和的中年人走进来。我第一句话说“你是小凯吗”，他说是，我就是。根本就不是我印象当中的这种经济学名人的那种架子，以后我们在波斯顿经常往来，一起漫步，谈了很多问题。
我只讲一个小事，有一次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一位朋友，邀我们两个人见面，那个朋友我们今天也可以说了，没关系，就是文革后期在思想史、思潮史上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1974年的广州出现的那个71张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那张大字报的作者，叫王希哲。（编者注：1974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为笔名，在广州市中心的北京路口贴出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个人名字合起来，他就是王希哲，取了他最后一个名字的“哲”。
我们两个人跟他见面了，就看得出同样从文革的叛逆思潮走出来的人，最后有没有反思，能走多远。王希哲见到我们两个人，他首先问我文革当中经历如何，我说文革的时候我还小，我只不过是一个观众。他说，文革的时候你在群众组织当中担任什么职务？我说什么职务都不是，我也不是司令，也不是什么，他就真的没多少好说的了。他就转向小凯，他说得也是非常的坦率。这代人就有这代人的可爱之处，他很坦率。
他第一句话就说，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没有战斗力。我当时一听就傻了，这是什么话。我刚刚讲到小凯文革当中的文章，他已经经过反思了。实际上小凯后面的文章，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在公共领域，他的价值远远地超过了文革当中的水准。
结果这个哥们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说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没有战斗力。小凯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听了这样的话，他也没有反驳，他就对我两个人笑了一下，我们就沉默了。
最后出来我们俩到查尔斯河散步。小凯就叹了一口气，他说，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这一代多少人，大多数人都冻结在那个时代了，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够走出来。
这是一件小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问他，我说小凯，当初你走出来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很知名的叛逆人士一起出来，我说记者都包围了你们，后来你们走上不太相同的道路。那个朋友当年是哈佛的博士生，他放弃了哈佛的学位，去进行公共领域的斗争了。而小凯，他没有放弃公共领域里面的光坏，但是他一头扎到普林斯顿去念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再出来，就走上了一条跟刚刚讲的、前面的那个朋友完全不同的道路，做的贡献也不一样。我说小凯当初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你完全有可能像那个朋友一样，走上后来众人皆知的这条道路。
小凯给的回答我感触非常深，后来我把这段东西在大陆的思想杂志中想办法把它转述了。小凯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
我们反对职业革命家搞的这种极端政治。但是我们应该用“在美国这样民主社会里面站住脚”这个经历建立一个公信力。这时我们争取民主，争取法治，但是我们还都有自己正当的职业，我们并不是那种灭了所有的职业，只剩下自己的一种职业的职业革命家。
那么怎么建立这种公信力呢？要以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来建立公信力。
否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就跟上一代的职业革命家一样，跑到国外吃政治饭，吃革命的饭，回去还是成为第二代职业革命家，以第二代职业革命家来取代第一代职业革命家。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所以当时我就下决心要避开传媒，一屁股就扎到普林斯顿去，然后就是学成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的公信力来争取我们的公共领域应该争取的权力，这才能和以前的那种红色极端政治区别开来。
1983年的小凯能有这种认识，我觉得很了不起。
后来小凯跟我谈了很多很多，我觉得我作为韦森刚刚介绍的“他的挚友”，经济学以外的挚友，我完成了他的一些嘱托，但也留下一些终生的遗憾。10年之前，小娟（编者注：杨小凯妻子）第一次到上海来，那时候在我家住，她把小凯最后的遗嘱复印件给我。小凯关照她“转告学勤，有机会让我的遗嘱在大陆的杂志发出来，这是很艰难的事。”
小娟走了以后，我有了一个机会。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创刊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为他们写一年的专栏，帮他们建立影响。我答应了，但是我答应的条件只有一个：我写一年的专栏，但是最后一期要发我的一个文章，而且是我以纪念杨小凯的文章的形式发出他的临终遗嘱。我说你们答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我第一篇就不写了。然后他们就答应了。这样，我就从年初写到年终，他们兑现了诺言，冒了一些风险，终于把小凯的遗嘱，全文登了出来。
所以今天小娟在这里，我也对她有了一个交代。当年这是小娟交代我的事。面对亡友的作品，那正像鲁迅讲的，捏着一团火，你发不出来，它整天地烧灼着你。这是我完成小凯遗嘱的一面。
另外我还完成了一件小凯没有交待，但是我相信他希望我做，能够做成的话他会很高兴的事。大家都记得小凯自述式的那个著作《牛鬼蛇神录》，里面讲到他被捕入狱，黑咕隆咚推进一个房子，进去以后，有一个老人蜷缩在角落里，抬起头来对小凯说了一句，你是杨曦光吧？他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我是杨曦光？老人说我算了算你也该进来了。从此这个老人就对他进行劝导，说你们不应该再沉浸在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这样一条红色极端的思想框架里了，你应该去学英国史、经济史，学高等数学，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这个老人就是著名的湖南的农民报的主编，1957年打成右派的刘凤祥，后来活活被枪毙了。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花了很大一个篇幅，讲了刘凤祥对他的启蒙。那一段记述，小凯写的极朴素，但是非常有镜头感，“算算你也该进来了”，然后开始彻夜长谈。这个刘凤祥一直没见天日，人枪毙了，始终不被人知晓。我多次问过小凯，他怎么样，他的后人怎么样了等等。他说刘凤祥从此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人过问。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把刘凤祥怎么启蒙杨小凯的故事，告诉了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这个年轻的记者是一个有心人，我以为对他讲完了就完了，结果他记在心里了，记住了这两个名字。
有一天他在湖南，突然打来一个长途电话给我，他说朱老师，我找到刘凤祥了。我问他你怎么找到刘凤祥了？他说，你告诉我刘凤祥和杨小凯的故事我好几天没睡着我就记得他们。过了一年，这位记者有机会到湖南高等法院去采访一个案子，他借这个机会向管理人员要出来刘凤祥的卷宗，他在里面一页一页地看，把卷宗看到了底。
他当时的一个想法是，等到把它看完了，就跟当时要处理的案子的卷宗一起复印出来，那么刘凤祥就可以重见天日了！“谁知道，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等到我最后一天要复印这个东西的时候，突然管理人员说我们接到了指令你可以复印那个案子的卷宗，但是刘凤祥的材料是绝密材料，一页都不能复印。”
这个记者真的是一个有心人，他在卷宗上面看到了刘凤祥的照片，那照片很惨，估计是进监狱第一天拍的囚犯的照片，穿了一个中国农民式的老棉袄，面无人色，长头发。这个记者把这张照片从卷宗上面撕了下来，他悄悄放在了口袋里，他带出来了。所以那天他很兴奋，说我找到刘凤祥了，我看到他照片了，我把他照片带出来了。我说太好了，小凯在天之灵就可以为之欣慰了。
这个照片千转万转，经历了很多曲折，我拿到手之后把它交给上海一个著名的画家（编者注：此画家为李斌，1967年插队北大荒），这个画家在创作一个大型的史诗般的油画，叫《审判四人帮》。他不主要是说四人帮，而且说文革造成了多少人间冤狱。凡是能够找到受迫害的人，他都千方百计找到他们的肖像，一张一张的画出来。
刘凤祥的故事我跟他讲过，他就有一个印象，他也想把刘凤祥画出来。他最早画的照片，关于刘凤祥的照片是这样的：杨小凯在审判庭的后面，就是在四人帮的后面手里举着刘凤祥的照片，但刘凤祥照片是空白，因为找不到。
现在突然出现了，我把他找出来了，就交给了他，最终这幅画画出来了。所以我相信刘凤祥这样的一个先烈人物，他不会被历史埋没的，他终于见了天日。我想这件事情我对小凯有一个交待，虽然他没有交待我，但是我能交代他。
朱学勤
最后一点就是我对小凯抱有终生遗憾。小凯跟我说过，小娟也转告我一次。他说，学勤啊，有什么办法把《牛鬼蛇神录》出一个大陆版。从那以后十几年，我大概接触了十几家出版社，这里也有出版社的朋友，拿过去看了复印稿都说好，三下两下最后都回来了——不敢出。
所以一直到现在，小凯最重要的这本经济学之外的著作在中国大陆没有发布，我觉得很对不起小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亡友传给我手里的这把火我还没有把它变成现实。今天我们有心纪念小凯的时候，我感到终生遗憾，对不起小凯的地方。
这就是我讲的故事，谢谢大家。
让我们为小凯的在天之灵干一杯。
原载凤凰财经2014年07月08日
版权事务请与后台编辑联系。
致敬：1980年代
每天讲述最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