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丨庞松：党史研究的小风波记事

Original 2017-02-14 庞松新三届

作者简介：

庞松，1949年10月出生，祖籍广西北海。1969年从北京到湖南农村插队，后进工厂当工人。1982年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现为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毛泽东书系《立国兴邦》；共和国年轮《1949》；《新中国诞生实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30年：转型与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等。

1969年在湖南插队劳动，左为本文作者。

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我和同班几个同学分配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这一点跟今天的学子们大四就要疲于奔波找工作大不一样）。加上分到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学，以及早几个月报到的77级同学，人大党史系进入中央党史部门的，算得上一支“方面军”了。

几年后，有几位同学志向高远，另谋他就，其商途、仕途或教学生涯自当别开生面。我们留在室里的，大抵安于现状、多些惰性罢，只好“板凳坐得卅年冷”，一头扎在里面出不来了。

初到中央部级科研事业单位，室领导、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人称“廖公”，一对一找谈话。廖公对我说：看了你在校期间发表于《党史研究》杂志的毕业论文，讲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渡河问题，通过什么渠道用了党研室内部编选的档案资料，这点今后要注意保密，但论文的观点与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座谈会的精神是一致的，有一定基础，来室工作后要继续加强研究，做出成绩。老实说，当时我并不知晓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座谈会的“精神”是什么，赶紧找来补了补课。

之后，我看到军队学者朱玉为撰写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而整理的另一套文电档案，特别是沈志华、杨奎松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挖掘出来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全套文电档案，才发现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过去和现在都有因政治需要或“为尊者讳”对史料进行剪裁或取舍的情况，未免偏离历史真相。我随即将按照原有文电档案写好的关于西路军渡河后的另一篇15000字论文，压在了抽屉底。好在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已对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表述做了适当修正——这算一个“楔子”吧。

弹指间，三十年过去。个人有成与否不足论，辛苦、担当倒有不少。个中内情，牵涉诸多复杂的人和事，不便道来，小小风波倒经历过几回。这里略拣一二，用当今网络语言曰“晒晒”，或可略见当年学术环境之一斑吧。

1989年，整个国家经历了一场大风波。室内凡参与其事的人纷纷检查交代，有的反复多次难得过关。我则于此期间，应河南人民出版社之邀前往郑州，对我和人大胡华教授的关门弟子王东博士合著的“四十年国是反思丛书”之一《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书稿，进行最后一次修改。

时值炎夏，我一人住在河南日报社墙皮脱落、设施陈旧的招待所里，立式大电风扇呼呼吹着仍挥汗如雨，却把个18吋彩电斜摆在案头，一边看着河南省省长程维高同高校学生代表“对话”，信誓旦旦称“我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现场直播（世事流变，程后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一边在厚厚一摞八开大稿纸上“剪刀加浆糊”，一改就是15天。

当时形势下，真不能不严把“政治关”。王东老弟在校园相对自由的环境里不加修饰的尖锐文字，必须打磨得稳当一些，以免让人抓住什么“把柄”。此举事后证明实乃必要。眼看北京局势风云遽变，我于6月1日匆匆完稿，急返京城，悄然赶上了那场政治风波的尾声——唯如此，事后的检查交代比较顺利过关。然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又唯著书立言，免不了一番思想观点的检查。

有关清查清理告一段落，适逢室内《中共党史通讯》编辑部向我约稿，便就《滑轨与嬗变》一书论及的一个问题赶写一篇交差。因刊物篇幅所限，1990年1月号刊出的实为千字文“小豆腐块”，题目是《评毛泽东批判梁漱溟》。

关于1953年9月梁漱溟同毛泽东一场争论的内情，当年报章有所披露，但一般偏于对两人冲突的语言和环境的描述，忽略了当时推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背景以及对争论的实质与后果的分析。事实上，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改变了经由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看法，认为过去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一整套政策，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并严厉批判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对列席政协常委扩大会的梁漱溟的批判，实际上是这种推行总路线的思想斗争在党外的延伸。

梁漱溟应周恩来再三之邀，在发言中提出建国计划必须方方面面配合，除了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外，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如何相应发展亦应有计划；建国运动不能因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而忽略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于农民必须在教育上多下功夫等等。这本来是对如何贯彻总路线的有益建议，但发言中有关工人、农民“九天、九地”之说过于尖锐，被毛泽东指责为反对中共的总路线，是要对农民“施小仁政”，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

中共原为征求党外人士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见，却演变为强力推行总路线的严重思想斗争。结果党内党外形成了对总路线的一片拥护、赞扬之声，听不到任何对实行总路线有益的建议，这对于完善总路线的内容，弥补执行中的疏漏，无疑是不利的。

“小豆腐块”文章简略分析了梁漱溟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涉及采取何种方法将小农经济现状所决定的农民眼前利益，同国家工业化所代表的农民的长远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的问题；指出当时对梁的批判被引向了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偏离了论争的焦点，致使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如何切实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使之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妥为结合的问题，实际上没有深入讨论下去、也没有求得很好的解决。其矛盾很快就在1954年秋后农业社的急遽扩张中表现出来。

农村关系紧张的情势，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是“生产力起来暴动”。然而，由于问题的实质交织在既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小农经济现状的矛盾中未得到根本解决；而工业化对加速农业合作化以获取大宗粮食和农产原料的要求又愈益紧迫，结果形成不顾客观条件，强令分散的小农经济去追赶工业化进度的急于求成局面。合作化高潮中对农民利益的侵犯和剥夺不仅规模扩大、程度加深，而且愈发不可控制。

总之，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偏离了论争本身所提出问题的实质，后来造成农业政策上的许多失误，使我国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牺牲。

拙文就学界众所周知之事件聊发些议论，无非一孔之见。不料上面很快传下话来：思想文化领域“最高首长”胡乔木在某文摘报上读到此文，即着秘书致电党史研究室：“怎么九十年代还有人为梁漱溟翻案！”——批评声严色厉，要害在“翻案”。首先，1953年梁与毛之争并未作为“罪案”处理；其次，梁的政治历史旧案亦未在文中涉及，那么何为“翻案”？翻的什么案？电话记录语焉不详。

当时主持工作的室领导自然未敢怠慢，记得一次去郊区植树，他特地大老远走到我挖的树坑前，边铲土，边“开导”说：对毛泽东同志过去犯的错误，我们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一定要慎重，注意分寸。这话我表示接受。然而接下来，《中共党史通讯》3月号便发表了一篇檄文：《梁漱溟与中国农村的社会改造》，其势“义正辞严”，篇幅超过“小豆腐块”的两倍以上。

该文历数二三十年代以梁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其宗旨就是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用来代替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文中当然少不了重提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梁背着中共将一份我党根本不能接受的停战方案，交给美国人和国民党，以至周恩来“勃然大怒”的历史旧案，确证梁漱溟“伪君子”的真面目。

关于毛、梁争论一事，作者在当时严厉抨击“西化”的语境下，并不避讳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为其所用，说梁先生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得到了土地，但现在共产党指望用他们的汗水和牺牲来建设大工业城市，而这种大工业城市正是农民和乡村的天然敌人。”美国人所言是否符合梁先生的原意，无从考据，若仔细对照各国现代化长过程里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还真值得琢磨，但用来佐证梁想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实在牵强。

接下来，文章祭起当年最具杀伤力的法宝，指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戴晴在其文章中，把梁先生誉为毛泽东的一位‘铮友’，实在是蒙骗了不少善良的人。”如此，便一下子站在了政治道德的制高点，将“不从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理论”，“更不能正确理解作为其背景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大帽子，不由分说地扣在了欲从这桩历史公案中引出应有教训的学者头上。

该文作者自恃掌握了令论辩方闭口的方便法门，其主题和出台的时机颇为蹊跷，在本刊“消除不良影响”的意图“地球人都明白”。

在接下来的党员重新登记中，明里暗里这倒真成了问题，可能要在支部大会上做出交代才能过关。我十分理解所在研究部党支部的苦衷：我做个检讨，他们也好向上交代，于是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在党支部大会上，支部书记如此这般讲了一番，该轮到我开口了。

我定了定神，讲到自己完全不足道的一篇小豆腐块文章，竟承蒙乔木同志如此高度重视，亲自发话予以批评指正，实在不敢当。我左思右想，其实写这样一个主题还是受到乔木同志的启发，就是读过乔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辅导报告，曾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党为什么会犯二十年“左”的错误，就是以为共产党只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可以不注意照顾人民的具体利益和当前利益，所以有许多方针政策超越了发展阶段，实际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现在我领会乔木同志这个精神，写了农业政策上之所以发生侵犯农民利益和剥夺农民错误的一个缘由，却受到乔木同志的批评，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本来，会议室里十几位同事正襟危坐，空气沉闷，听到这里，大家终于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这次非常严肃的支部大会便在如此气氛中圆满结束了。这当然只是一种盲目乐观，我在后来很长时间有所不知的是，转年评定副研究员职称时，领导上便以“受到乔木同志的批评”为由，不容置疑地对我延期评聘了。

“检讨关”刚过，当年6月，由胡华教授另一位弟子谢春涛博士等主编的“四十年国是反思丛书”第一批书目，在全国出版发行。计有《文坛三公案》《大跃进狂澜》《三家村冤案》《山雨欲来风满楼——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折冲与共处——新中国对外关系40年》等，首当其冲的是我和王东所著《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

回想起来，自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后，我们曾对长期困惑的某种“历史定评”进行过反复切磋，认为它不足以解释八十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伟大而深刻的改革开放进程，感到有必要作较深入的历史反思，为共和国史研究增添一点争鸣的气氛。

我们这本书，肯定会在立论和论证的严谨性方面有所欠缺，但主旨是力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鲜明特色：政治结构的宽泛性，经济结构的多样性，文化结构的兼容性，社会结构渐进的过渡性，以及它对更高社会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并探讨了何以在短短几年内，在国内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突变和超越代替了渐进的社会发展法则，共和国发展脱出正常轨道，乃至发生缺乏物质基础的嬗变，给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长期的阵痛。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地接续起来，揭示了我们虽然自豪地宣称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但事实上，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社会历史阶段终究是不可逾越的。

关于这一点，恰恰是胡乔木本人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代表党中央郑重说明：《历史决议》改变过去二十多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判断，重新恢复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提法，这是符合客观历史的。1949—1952年间，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

这段话言简意赅，鞭辟入里，既有科学的权威，又有组织的权威，可以说是领会和把握这段历史的关节点，实为围棋大盘上的一个“眼”。总之，我们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唯其独创，成绩斐然，为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实证的经验。

客观地说，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氛围下，我们这套“国是反思丛书”立足于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不远，觉今是而昨非”，力求从揭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开放的道路和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在学界产生了不小反响。对此，有关方面当有警觉。

因为我室有人参与了这套丛书的写作，室领导“守土有责”，即布置专人进行审读。我听到消息后，不免欲知详情，当晚便打电话给郑惠副主任探听虚实，他答应帮打打招呼，但临了还是嗔怪一句：你们这些年青人啊，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怎么随随便便就反思呢？——话里透着对我们政治上的不成熟表示担忧。

隔天去见廖公，他年事已高，并不主事。廖公说：“你那本书里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我支持你们中青年同志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深入探讨，这没什么错。我还是你们这套丛书的顾问嘛。”一向以来，廖公力主加快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顾高龄主持了中央交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历史沿革”的研究课题。我和同事郑谦、韩钢、张占斌一并调到课题组，一趟接一趟地跑中央档案馆，连续到十几个中央部门进行调研，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向中央呈送了数万字的专题报告。

在此基础上，我们共同撰写、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这在当年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体制历史考察的“开山之作”。我和韩钢还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与改革展望》的长篇论文，当年颇具影响。

1989年以后一段时间，不仅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口欲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则完全不提了。于是廖公在一本书的前言中大声疾呼：我国在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需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结果受到上面的批评。

一次全室干部大会上，主持工作的领导批评我室有同志提出“五个现代化”的说法，与中央精神不符。廖公就坐在主席台前两米的位置，闭目凝思，大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气派。

值得一书的是，时隔几年，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纪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四十周年”的研讨会上，廖公在发言中提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应当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党史研究室有的中青年同志，几年前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这段话，大约是针对当年他“并不完全同意”我们那本书的观点而发的吧。与时俱进公开修正自己的看法，若非真正大师，难能做到这一点。

话说回来，当年室领导安排对“国是反思丛书”进行审读的同志，亦为1960年代人大党史系毕业的调干生，算得上前后校友了。他就在我办公室的隔壁，背靠背地审查了若干时间。忽一日，他踱到我办公室，颇似透露“小道消息”说：你们那本书我仔细读过了，没发现什么大问题，里面提出一些观点，是值得思考的。

对本室同事孙启泰写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他说看来有问题，对陈永贵同志丑化得太厉害，对大寨红旗的典型意义和榜样作用否定太多。临走又“找补”了一句：“你这本书里资料很全，很有用，能不能送我一本？”原来这才是他私下透露消息的本意。审我书的人问我要书，听着有点别扭。

记不得当时手头有书还是没书，总之不想赠与，便答道：把你审的那本书留下来用不是正合适吗？话一出口，便觉得对这位老兄有所不恭了。没办法，个性使然。审读风波的结局，对我而言，是不了了之。而对孙启泰，则不知有何为难，不久他便调离单位，另图事业发展去了。

当然，小小风波亦非了无痕迹。它令我愈发感受到，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有着很强的“政治性”，要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性之统一，实属不易。影响所及，是我后来写“毛泽东之路”书系《立国兴邦（1945—1956）》时，有两卡片箱的档案文件摘抄打底，行云流水写到第五章，20余万字还算“有质有文”，颇具新意。接下去便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了，思索良久，难于落笔，遂从韩钢举荐，特请史论把握都很精当的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执笔，才算最后完稿。

这套丛书获得了1993年第八届“中国图书奖”。有林蕴晖老师面传心授，我逐渐学会在著述中如何既严谨、又稳当地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在承担室内职务著作的写作中，与编写组的同事们一道，力求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成为一份坚守和担当。

有了如此一番历练，后来再写《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五六十万字写下来，便比较顺畅了，看似“花果山的老猴子”，平添了几分“老道”。不过，像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等重大课题的撰稿，是受到来自中央及有关各方面因素制约的，诚如胡乔木所言，须在方方面面的意见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有些地方想守也守不住，服从上级领导便是了。此乃“体制内”的一道“风景线”。

199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近代史研究》杂志社特约若干名著名学者主持，安排了一期新中国五十年来学术发展综论的专辑。其中，《五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一题，由人大党史系77级学友杨奎松主笔。奎松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我俩多有切磋交流，彼此知会学术思想和观点。他在文中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一波接一波，“第一波”发生在1980—1981年间，围绕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深刻反思的4000人大讨论。继而，他把《滑轨与嬗变》一书忝列为第二波大讨论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

文章评论道：“第二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80年代后期。当时出版过一批代表着那个时候建国后中共党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其中尤以庞松、王东的《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等著作令人瞩目。而格外能够表现出当时学者们的独立治学精神的是，从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年轻一代的党史学者庞松等，都开始突破历来的说法，对中国为什么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方面出现重大的历史反复，提出了新的思考。

文章具体分析道：1988年，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得太早了，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忙消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而且社会主义改造原定15年完成，结果四五年就搞完了，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绝大部分个体经济统统消灭了，这显然是错误的”。1989年，庞松等在《滑轨与嬗变》一书中，更列举大量数字和文献资料，进一步从更深层次做出分析，认为新中国在经过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之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最正确的一种选择。

该书认为：“骤然而至的经济结构大变革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使中国广大城乡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人经济绝大部分被消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商品流通交换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趋于萎缩；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愈来愈多地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单一轨道；曾经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环境下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时期受到不合理的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缺乏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条件而陷于停滞状态。所有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滑轨与嬗变所带来的，它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一类概括，具有不容忽视的更为严重的性质，即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阻滞作用，事实上超过了使国民经济维持一时增长的表层作用；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影响和惯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发展，并在一浪接一浪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中一再顽强地显示出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

杨奎松非常懂得我们“体制中人”不为外界所理解的境况。他一语中的指出：不难想象，在1989年的政治语境下如此鲜明地提出上述不同的观点，难免会受到某种压力。只是，这种压力并非是来自公开的辩驳和争论，更多地却是来自内部的批评。尤其庞松又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胡乔木又有过“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的说法，其结果可想而知。承学友体谅，所谓“结果”无非上述“小风波”而已。

正如奎松所析：毕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至少从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氛围来看，如今的研究环境比二三十年前要相对宽松得多。以言定罪的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提出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整肃”的情况也较少见到了；甚至即使是发表了被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成果，通常也很少直接追究研究者的责任。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对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发展，是有益的。

一晃入室三十年，廖公溘然作古。我参与编研中共党史所追随的史学大家胡绳、龚育之以及缪楚黄、郑惠、李新诸先生，亦相继谢世。我虽还在党史研究室干着“码字”的活儿，已然是退休后的“返聘”人员了。

每忆起，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老主任胡绳先生，在他耆耋之年，出自高度的使命感，亲自动手，不顾毁誉，毅然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之重头文章，仔细研究和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包括毛泽东本人所受民粹主义影响的问题，非常执着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及其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不愧为建国后中共党史大讨论“第三波”的领军人。

更怀念，我们同“第三波”大讨论的中坚龚育之先生，曾几度集中统改《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书稿。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偏有这么一干人“不识人间烟火”，淡薄名利，甘坐冷板凳，每天起早贪晚，字斟句酌，直至逐篇过筛，详至句读。在党史大家身边耳濡目染，耳提面命，体味那种科学民主的治学精神，兼容并包的宽阔胸襟，深思熟虑的透辟分析，还有令人叹服的博闻强记。

譬如一次讨论抗美援朝战争，龚育之当场一字不差地复诵出学生时代的一篇课文：“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口里痛在心。想当年，郑成功，开辟台湾多费心，原望后人长保存。甲午年，起纠纷，鸭绿江中浪滚滚，中日一战清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

接下来他说，当年朝鲜一仗，日本占去了台湾，现在朝鲜一仗，美国又插足台湾。我们并不想打这场战争，战略上发动这场战争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要讲清楚我们的基本立场，基本的观察和分析，基本的战略考虑。对于朝鲜战争这样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以这样伸长的切入点，这样独到的视角，又信手拈来鲜活的民族集体记忆来启发思考，这是大家治史别开生面、引人入胜之道。

最难忘，在中直机关苗圃宁静怡人的写作环境里，龚育之等领导和我们编写组人员形同友朋，每日三餐之后，必相携徐步，沿小桥流水、亭阁绿荫漫游园内一周，每行则谈笑风生，敏思如涌，纵议党内党外许多流变的缘起，道出世事沉浮背后少为人知的掌故。党的历史上扑溯迷离以至颇为吊诡的人和事，一经点拨，令我们豁然开朗，方知原委。——那真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机缘，领受教诲，受益终身。

当年的“闲庭信步”历历如昨：那些看似不经意娓娓道来的故事，后来一篇接一篇地收入龚育之辞去领导职务后所著《党史札记》《党史札记二集》，以及在病榻上勉力完成的《党史札记末编》，凡百万言，留给了世间最后一笔财富。

（原载《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老照片由作者提供，小号获准使用。）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