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冈：巴黎·法国大革命·普世价值的思考

Original 2017-02-10 马小冈 新三届

作者简介：

马小冈，1948年8月出生，文革时为67届老高二，北航附中红卫兵。1968年插队，1969年参军。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财经组，师从经济学家徐雪寒。1984年参加莫干山会议，随后成为中南海下海第一人。先后任职中国经济信息公司总经理、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社长、中国经济音像出版社总编辑、拓日新能（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现已退休。

本文作者在法国巴黎荣军院。

巴黎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3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因此本篇属于拾遗补缺，仅对我此行关注的拿破仑陵墓（荣军院）、先贤祠作为记述的重点，然后引出我想讨论的普世价值话题。

我们先简单浏览一番巴黎的常规景点。

▼ 阿尔马桥隧道上方的自由火炬纪念碑。因为英国王妃戴安娜在下面的隧道殒命，火炬似乎有了新的寄托哀思的涵义。

▼ 巴黎加尼叶歌剧院。

▼ 旺多姆圆柱。为纪念拿破仑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又称三皇会战）胜利而建，顶部的拿破仑塑像几经废立。

奥斯特利茨后来更名为斯拉夫科夫，在捷克境内的布尔诺附近，2015年10月我们曾经到捷克游览，我在游记里写道：

“今天的斯拉夫科夫就是当年的奥斯特里茨。斯拉夫科夫位于布尔诺（捷克第二大城市）东南仅10余公里。1805年12月拿破仑曾在此指挥过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73000人的法军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在奥斯特里茨村取得了对87000人的俄罗斯-奥地利联军的决定性胜利。‘第三次反法同盟’随之瓦解，神圣罗马帝国就此灭亡。这场战役因欧洲三个大国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全部亲临战场，史称‘三皇会战’。前方就是斯拉夫科夫，今天这片祥和的土地在两百年前曾是战火纷飞的地方。”

▼ 卢浮宫对面的小凯旋门，也是为奥斯特利茨战役胜利而建。

▼ 凯旋门同样因奥斯特利茨战役胜利而建。拿破仑在世时没有机会从这里走过，死后的拿破仑重返巴黎时，棺椁从凯旋门下隆重通过。

▼ 凯旋门最著名的雕塑《马赛曲》。

▼ 凯旋门下的一战无名烈士纪念碑。

▼ 凯旋门下的二战纪念碑只是这样一块铜牌，这不禁令人想到贡比涅森林，个中的苦涩恐怕一言难尽。

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与法国没有关系，此方尖碑原是埃及卢克索神庙两侧的碑中的一个，这座有3400多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于1831年由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赠送给法国。联想到卢浮宫里的那些镇馆之宝，有多少是法国本土的特产？

▼ 3年前我到协和广场曾经刻意寻找一处遗迹——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把路易十六夫妇推上断头台的记录，但当时没有找到。这一次我无意间在方尖碑下看见了这块牌子。

这块牌子记录着广场的历史：1763年这个广场冠名为“路易十五广场”，1792年11月~1795年5月改名为“革命广场”，1793年1月21日和1793年10月16日在这个广场上公开处决了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铜牌的落款是“1789~1989，巴黎市政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经意间在无人关注的游客脚下发现了这个历史记录。只是1793年把路易十六夫妇推上断头台时，协和广场上还没有立起方尖碑。

▼ 巴黎荣军院建于 1670 年，这里的圣路易教堂（圆顶教堂）安葬着拿破仑的灵柩。3年前我只在这里匆匆留影，没有进去，这一次荣军院是我巴黎游览的重点之一。

▼ 也许荣军院是军人的领地，进去参观不仅由威风八面的军人安检，摆酷的大兵也虎视眈眈地盯着游客。

1815年拿破仑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战役败于英国威灵顿公爵领导的反法联军后，被流放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 年 5 月 5日病逝。经法国政府多次与英国交涉，1840 年 12 月 15 日，在隆重的仪式中，拿破仑的灵柩通过凯旋门，安葬在塞纳河畔的荣军院圣路易教堂里。

▼ 圣路易教堂的下层是用大理石建造的圆形墓穴，拿破仑的棺椁就放在中央。四周有 12 个胜利女神的塑像，每个塑像代表一场战役。

▼ 他曾留下遗嘱:“我愿我的身体躺在塞纳河畔，躺在我如此热爱过的法国人民中间。”

“失败反而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拿破仑·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波拿巴更为高大。”——维克多·雨果

拿破仑灵柩所用石料来自俄国，石棺椁内还有 6 层棺。棺椁和底座没有留下任何墓志铭。

▼ 圣路易教堂的一层，拿破仑的长兄——西班牙国王约瑟夫·波拿巴。

▼ 拿破仑二世，拿破仑的儿子小罗马王。

▼ 拿破仑的灵柩回到巴黎的情景。

▼ 拿破仑的第一副官杜洛克元帅。

▼ 法国元帅，路易十四时期的军事工程师沃邦（1633~1707年）。

▼ 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1851~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

▼ 法国元帅利奥泰（1854~1934年），法国陆军大臣。

先贤祠是我们此行巴黎的重点。先贤祠的前身是一座教堂。曾经领导巴黎人民抗击匈奴人的侵略，拯救了巴黎的女子吉娜维耶芙于公元512年去世，她被奉为巴黎的保护神，又被教会封为圣人。国王路易十五1744年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他深信自己是受到吉娜维耶芙的庇佑，因此决定为这位圣女建造一座雄伟的教堂并且亲自为这座教堂奠基。

然而1790年教堂竣工时，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路易十六夫妇于1792年8月被捕，那时到处都在追杀教士、拆毁教堂，解散修道院，所幸的是这座教堂保存了下来（呜呼，不知中国文革的“破四旧”是否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发？）1791年革命权力机构“国民公会”决定把这座教堂改做纪念堂，安葬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革命先贤伟人，以鼓舞民众，集聚民气。

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先贤祠。只不过先贤祠19世纪在拿破仑三世等人的迫使下曾经两度恢复宗教圣殿的地位，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1870~1940年）的1885年举行雨果的葬礼后，才正式成为不具宗教性质的民间殿堂。

▼ 先贤祠，应是中文译称，其法文为Panthéon，源于希腊语，最初的含义是“所有的神”。

▼ 大厅正中本该是供奉耶稣的位置矗立着一组“国民公会”大型群雕。

▼ 大厅右侧的贴布画《吉娜维耶芙的奇迹》。讲述1496年巴黎人祈求躲过雨灾的宗教仪式。

▼ 位于先贤祠大厅中央的傅科摆。

法国物理学家让·傅科（1819-1868年）于1851年在先贤祠67米高的圆顶下方做了一次摆动实验，第一次证明了地球的自转。傅科摆的设计既简单又巧妙，因为地球的自转，下垂的金属球在摆动时会有偏差，划出的线条是狭长的椭圆形而不是直线，并且顺时针旋转（北半球）。

这一现象用科里奥利原理可以得到最直观的解释，例如冬季的北京颐和园和北海公园，湖西岸的冰层一定会比东岸的厚得多，从而证明地球由西向东自转。当年我把这一现象告诉北京北海公园的头头，他们不信，还跑到北海公园的西岸去观察，结果……呵呵。

北京天文馆大厅里也有一个傅科摆，只是比法国先贤祠的小很多。我在小说《干城山》里曾提到，548艇炮长丁海扬向“五步猴”讲解北半球的台风为什么逆时钟旋转时，根据就是这个科里奥利原理。只不过人在地面的位置相对静止，因此傅科摆的偏差旋转与台风的旋转方向正好相反。

▼ 位于先贤祠地下教堂最前面的是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cois-Marie Arouet，1694~1778年），伏尔泰是其笔名。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 ~1778年），他的陵墓与他的死对头——伏尔泰相对，似乎至死都要斗嘴。两人都独享一室，可见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孟德斯鸠呢？（Montesquieu，1689~1755年）这位与伏尔泰、卢梭齐名的“启蒙运动三剑客”之一的灵柩却没有安放在先贤祠。据说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去世的翌日，他被安葬在苏尔比斯教堂的圣日诺维也芙小教堂。在法国大革命的“大恐怖时期”，他的遗骨被扔到了巴黎地下墓室。

1796年3月2日，元老院根据约瑟夫·德·普雷弗林的建议，想把孟德斯鸠遗骨改葬在先贤祠，但没有找到。其实孟德斯鸠在巴黎地下墓室并不孤独，那里还有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及其政敌丹东、女作家赛维妮、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等社会名流。

▼ 先贤祠里的让·饶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

▼ 先贤祠里的维克多·雨果（左侧，Victor Hugo，1802~1885）；爱弥尔·左拉（右侧，Emile Zola，1840~1902年），与其他人共处一室。

▼ 这一间13位伟人共处一室。

在人们眼中，先贤祠最耀眼的伟人当属伏尔泰和卢梭，因为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启蒙运动之所以发生，追根溯源与雅典的民主、罗马的专制、黑暗的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有最直接的关系。欧洲漫长的基督教会统治终于引发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其后则是英国光荣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法国启蒙运动是继英国之后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没有法国大革命。

法国近代史与中国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法国有大革命，中国有辛亥革命；法国有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拿破仑三世的帝制复辟，中国有袁世凯称帝；法国被德军侵占，中国被日本小鬼子侵占；法国有贝当的维希政府，中国有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法国有法奸“法兰西民兵”，中国有汉奸伪军。

中法两国对革命、自由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当全世界以法国启蒙运动为先驱楷模时，法国却早已承受了大革命的恐怖与血腥。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公开审判，将数万颗人头挥斩于断头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不是战争，但是比战争更恐怖。

路易十六在成为囚徒后叹息道：“伏尔泰、卢梭毁灭了法国。”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把路易十六夫妇送上了断头台，后来当罗伯斯庇尔把曾经的战友丹东也送上断头台时，丹东留下了一句话：“下一个就是你！”丹东说中了，罗伯斯庇尔后来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自此陷入了持续的血腥恶斗之中。罗兰夫人（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于1793年11月8日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时，她留下了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人们在赞美法国大革命的同时，有多少人去反思大革命造成的恐怖与血腥？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1789～1871年）这82年中爆发了5次革命（1789年、1830年、1848年、1870年、1871年）。为了民主的理想，革命道路上铺满了鲜血和尸骨。最后，远比路易十六专制的拿破仑登场了。法国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内乱和战争、付出上百万人的生命代价之后，又回到了专制统治中。今天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此前的法国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不断交替着。

伏尔泰、卢梭同在1778年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如果伏尔泰、卢梭活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这对冤家会不会把对方也送上断头台？无人知道。人们只知道卢梭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的理论旗帜。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法国，关注先贤祠，是想探究困扰中国的“普世价值”问题。其实从来就没有“普世价值”的标准定义。甚至从来就没有认真辩论过什么是“普世价值”。这个名词仅仅是一些“公知”、“大V”抛出的抽象概念。

“普世价值”如果泛指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这种概念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经过伏尔泰“自然权利”的主张演进为“天赋人权”的概念。我再替那些不知所云的“公知”补充一下，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就是伏尔泰的天赋人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以及英国洛克主张的保护私有财产——“我的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平等、自由。

不错，这些观念深得人心。然而中国人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也是东方特色的“普世价值”，因此不可以指责中国人没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孔子的仁，墨子的爱，与基督教宣扬的仁爱能有多大的区别？那些“公知”、“大V”推崇西方的价值观，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既然你主张民主、平等、自由，那么你为什么傲慢地无视东方的“普世价值”？你我之间为什么不可以民主、平等、自由地选择“普世价值”呢？由此看来单边的价值观毫无“普世”意义。

当罗马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时，基督教尚未在欧洲立足，然而东方的中国早已处在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时代，东、西方文明在平行发展的轨道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两不相干。因此那些自以为是的“公知”想要做中国的启蒙者，首先应该弄明白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与欧美文明的交集点在哪里，弄明白民主政治的来龙去脉，然后再搬弄“普世价值”不迟。

推崇美式民主的关键在于那些“公知”、“大V”背后的意图。我想，如果问一下今天的法国民众，再来一次大革命，他们愿意吗？把断头台重新摆在协和广场上，在人们狂热的欢呼声中看着千万颗人头落地，他们愿意吗？而那些摇唇鼓舌的中国“公知”、“大V”可能会说：“我愿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大V”以及还乡团令人不齿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的主流社会里，没有人喜欢独裁专制，但是也没有人承受得起革命的恐怖。改革与革命有本质的不同，拥护改革者与鼓噪造反者不是同路人。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古国，中国不可能走小日本脱亚入欧的路。那些以先知、帝师自居的“公知”处处以美国的尺子丈量中国，却在思想启蒙方面不接地气，既无创新和理性又无自尊与自信，他们去迎合那些喋喋不休的旷夫怨妇也许还凑合，但想在中国的变革时代扬名立万搏出位，拉倒吧！

最后我只想补充一点，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与民粹仅一步之遥。发源于雅典的西方民主制度不仅带有惰性，而且带着自我毁灭的基因。不信吗？你去探究一下，古希腊的消亡和现代希腊的破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就明白了。

我们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之旅到此结束。自由行符合人的崇尚自由的本性，我们的旅游永远不再参团。让身心放飞在人文与自然的大千世界里，迈开我们的双脚，自由自在地去丈量和探索外面的春夏秋冬，南北东西的未知世界。

2017-2-2

【原题"巴黎·葡西法游记（28）”发表于作者博客，小号获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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