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高永伍：海南处置积压房地产​亲历记

往事丨高永伍：海南处置积压房地产亲历记

Original 2017-03-07 高永伍 新三届

作者简介：

高永伍，海南屯昌县人，1949年10月生。1966年初中毕业，高中三年因“文革”停课，1969年回乡务农数月后，被招工到县糖纸厂当学徒。1971年被选派到海南日报社参加通讯员学习班半年后，留在该报当记者、编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被分配到广东省海南区党委办公厅工作，任干事、科长。1988年海南建省后，任省委办公厅副处长、处长。1996年任省房改办主任、党组书记、省建设厅党组成员，1999年兼任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2005年任省建设厅巡视员，2009年退休。

本文作者高永伍。

原题：

"入道"又"出道",

走出自己的"道"

每次参加同学聚会，总有人对我从学新闻、干新闻到转行处置积压房地产感到诧异、困惑，有的甚至认为我是潜心去挤那个房地产热点部门。而每次面对这样的质疑我总有些窘迫，因为很难用简短言语把这么大的转弯说清道明。

恰逢“78新闻佬”要求人人都写回忆录，并一再催促，我便把“大转弯”的经历梳理了一遍，觉得人生转折本来就是一种机缘，就算是亲历者有时也不容易讲清其中的“为什么”。

因此，我干脆把自己这几十年如何加入新闻行业，又如何转行到党政机关，又如何转入房地产管理部门的主要经历都写下来，任凭同学们品评。

加盟新闻，从半路出家到科班出身

我加入新闻这一行是青年时代一个偶然机会。1969年9月，我中学毕业回家务农一段时间后，被招工到屯昌县糖纸厂锅炉班安装锅炉。当时厂里买进的锅炉容量同其他设备不匹配，需要扩容，但又不可能将原设备退回上海厂家置换。我们只好在技术员的指导下，用简陋机床、电焊、氧焊、大锤、扳手等工具把设备改造好，然后吊到三、四层高的钢架上安装。

锅炉点火运行成功后，我们班组被评为“屯昌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接下来是要写一篇“讲演稿”。我们班组大多数工人是退伍回来的“军爷”，唯有我是被他们当作“学生”使唤的小知识分子（1966年初中毕业，高中三年因“文革”不上文化课），这一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

我写的稿子扣紧当时全民学哲学的形势，题目叫“实践出真知”，其实是3个小故事。班长在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读完这篇稿子后，引起县革委会报道组的注意，打听这个稿子是谁写的。特别是稿子在海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厂里当成政治荣誉，要求能停工的工人都停下工来收听，这使我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

1971年初，县革委会报道组推荐我去参加海南日报社通讯员学习班。当时大学停办，没有大学生分配，这期学习班的目的，是通过学习业务从中挑选极少数通讯员补充进报社采编队伍。

不久，报社派我到定安县龙门公社采写一起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稿件，这个看来只能写成小故事的题材，我不但写了篇小通讯，还组织了几篇当事人的个人体会文章，形式新颖，有思想深度，受到好评。

经过半年多的边学习边采编稿件，报社在我们9名学员中挑选了我和另外一名留下当记者。

本文作者（左）与大学同学傅绍万、罗杰在青岛。

在海南日报社，我被安排到政文组师从复旦大学新闻系1966年毕业的骆峰老师。因为大学期间骆峰老师带头贴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分配时省级以上的新闻单位都不敢收留他，就强行把他分配到海南日报社。

我的到来他很高兴，因为如果我业务上手了，他可以更有理由调回广东龙川县老家，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当时报社的体制是采编合一，不设记者部，版面放到各业务组。我采写和编辑的稿子都交给骆峰老师修改指点，特别是他那两大摞《解放日报》剪报，让我受益匪浅。里面有他和他的老师对《解放日报》上的消息、通讯、评论、编者按、标题、图片、版面安排等等的许多批注，很容易学懂，操作性很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新手，可以直接模仿。

经过一段时间的采编实践，我对新闻的一些基本常识有了初步认识。如必须政治家办报，而不是书生办报；必须用事实说话；必须有较广的知识面等等。虽然受那个时代的限制，思想有局限性，但我们还是努力做到刊登的稿子要有一定的思想性、前瞻性。

比如1975年邓小平同志回到领导岗位后，主张恢复学校的文化课。我根据组里研究的计划，采写了一篇正面典型，通讯《××山村小学书声朗朗》；一篇反面典型，报道海南地质队子弟学校一名北师大毕业的女老师主张上文化课而被停职，而评论由我的师傅操刀。这组稿件发表后反响较大，来稿很多。那位女老师1979年调回她河北老家的华北油田工作后，还专门到人大新闻系来看望我。

还比如，“9·13”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得知海南乐东县卫生局一名干部因“文革”中贴大字报，批判“政权是镇压之权”等观点和把林彪设为接班人的做法而被捕入狱，立即赶到当地采访。虽然县革委会有的领导坚持认为抓人是有依据的，是正确的，对我们的采访进行阻挠，但我们还是把稿子印成《内参》发往广东省委组织部并转中央。因为当时正好毛主席提倡“反潮流”，因此在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很快给这名干部平反，安排工作。

实践中，我对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也有了初步的感悟：他们既不是纯粹的理论家，又不是埋头实际工作的事务主义者，而应该是深入了解实际，有较敏锐洞察力，有独立见解、超前意识，引领新潮流的思想家。这使我打心里喜欢上新闻这一行！然而跟周围的同事相比，自己的文化底子薄，不适应工作要求显而易见。

结束“文革”恢复高考，我终于抓住了这一机会，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的同事和领导对我很理解，他们亲切地对我说：“去吧，能到大学里混一混是不一样的。”送行时亲戚朋友对我那羡慕、赞许和期待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入学的时间是1978年10月，秋天的北京景色宜人，逛完京城的著名古迹、皇家园林再回校报名。尽管觉得当时人大校园简陋得跟他的名气很不相称，尽管当时学校有的管理人员或多或少还沾有“文革”残留意识，把我当成“小资产阶级”没那么红彤彤，但我觉得上大学还是学本事、拿文凭才是正事。

本文作者（后排右4）与英语班同学。

大学4年，终生难忘。“文革”中失去上大学机会的77、78级学子们非常珍惜这一辈子都难得的深造机会。同学们年龄相差很大，大小两头差距十五六岁，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边上学一边操持着养家糊口的烦心家事，而小弟弟小妹妹们则天真烂漫，无牵无挂。

同学们阅历各异，有些上学前已有工、农、兵、干等好几年的工作经验，有些则是刚出校门稚气未脱的中学应届毕业生。正是中国这样特定历史背景把这一特殊群体聚集在大学令人神往的教室，灯光明亮的阅览大厅，欢快戏闹的体育场馆，真可谓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

遗憾的是，由于在校期间我的家庭出现不测，不能和同学们一样尽享大学校园的愉悦。上学第一学期寒假，父亲鼻子出血不止，检查诊断为鼻咽癌中晚期，这给我的大学生活蒙上了阴影。我当时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又出了远门对家里支持不大。弟弟中专毕业在广东工作，是“月光族”。我爱人工资58元，要养孩子，负担老母亲生活和两个妹妹上学的费用，承担父亲沉重的医疗费，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两年多下来，家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生产队分给的一头水牛也卖掉了。记得有一年我回家过暑假，眼看晚稻插秧季节快过了，但我们家因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又没有水牛，无法犁田插秧，而水稻不种到收获季节照样交公粮，我情急之下去邻村借了头水牛和犁具，到责任田里干了起来。

“大学生犁田啰！”招来围观的人群中，有人看到我的技能笨拙便过来帮忙。每次假期回家，总要干完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才赶回北京的校园里。可是，和风华正茂的同学们相处，总觉得很不融洽。父亲疾病折磨的痛苦，老母亲里外操劳的艰辛和年幼妹妹们的无助，那揪心的一幕幕老在我的脑海里显现，心里老沉甸甸地像压块大石头。

最凄惨的是1981年下半年我父亲无治去世，因家里已没有钱给他老人家下葬，妹妹们只好到银行申请贷款。在营业厅里，她们姐妹们话还没说出就哭成一团，还是旁人帮助说出缘由，银行员工念我在人民大学读书，信用度高，才同意把钱贷给她们。

支撑我把书读完的是父亲最后的嘱咐。在他快撒手人间的弥留之际，亲人们问他是否要把我从北京叫回去见上一面，可他老人家说：“我儿子又不是医生，你们别惊动他，别影响他的学业！”在大学那几年，虽然我少了几分发自内心的微笑，多了几分忧伤和呆滞，但总算完成了大学4年的本科学业。

感谢那些为我们辛劳和关爱我们的老师们！记得最后一个学期实习回来，我们河南组的组长郭庆光推荐我在班会上介绍实习体会，系里老师让我把底稿留下，因为我急着回家，没有留下半张纸片。

可我工作了几个月后，却收到系里寄来几本《中国人民大学78级优秀论文和调查报告集》，里面收录了我和张善炬、姜波等同学的3篇文章。我那篇不知道是哪位老师根据我的发言记录整理，这位不知名老师的这段情谊让我好久都难以忘怀！

本文作者（后排左2）与大学舍友。

转行省委办公厅文秘工作

1982年8月，我又面临人生一次重大选择。毕业后，系里把我分配回海南，而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仅有两家新闻单位，海南日报社是我的老单位，总觉得大学毕业后，应换个新的、更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工作，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我又不熟悉。正好有人介绍我到区党委办公厅从事文秘工作，我觉得较符合我的意愿，就随口答应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央正强调干部知识化、年轻化，我的到来让一些人很不自在，经常在我面前说“党政机关干部要有实践经验”云云。其实，他们许多人才是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而我好歹还当过农民和工人。

但我心里明白，他们这些年也不容易，谁不想提拔个职务？！本来就应该先来后到嘛！因此，我对这些杂音就当成耳边风，只顾埋头工作，他们管我叫“写稿机”、“编稿机”。

1988年海南建省，我被提拔为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这是建省初期省委办公厅唯一一个负责起草省委各种文稿的处室。第一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委秘书长缪恩禄都是大笔杆子，缪秘书长一上任就把处长们召来见面，一一询问基本情况。记得我同他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你什么学校毕业？”

“人大。”

“北京那个人民大学？”

“是的。”

“什么专业？”

“新闻。”

“哦，那你很内行了！”

不久，省委组织全省的厅局长和市县委书记到广东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等地考察，缪秘书长指定我把考察报告写出来，我知道，这是对我实际能力的考核。一路上我认真听取情况介绍，收集材料，回来几天后，把考察报告写了出来。

缪秘书长把稿子批转给其他省委领导审阅，他们分别作了评价较高的批示，并把稿子作为省委文件下发。从此奠定了我在省委领导心目中的位置，尽管当时综合处的处长位置空着，只配两名副处长，另一名副处长大学毕业还比我早几年，但领导总是把主要工作交给我。

建省后，省委领导强调科学决策、科学领导，办公厅的信息工作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是领导的参谋助手，要在决策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决策后继续督查督办，并及时反馈各单位贯彻执行的信息。如果贯彻的效果好，反馈的信息叫正反馈，更加坚定领导贯彻原来决策的决心；如果贯彻执行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反馈的信息叫负反馈，提醒领导注意，甚至及时调整原来的决策。

为了使报送的信息更加及时、准确，我下大力气建立覆盖全省各厅局、各市县的信息网络，定期培训信息员，交流经验。我自编教材给信息员们上理论和写作课，其中写作课许多内容照搬大学老师教的新闻写作技巧。比如，写作信息要具有五个“W”，一般要用陈述句，一般不用“为了”和形容词，如何做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等等。还要求尽可能精练简短，最长也就两三百字，短的只一句话。

本文作者（左）与同学鲁晓晨。

信息根据服务对象分两个层面，一是向中央办公厅报送，二是向省内几套领导班子报送，特别的内容只向省委书记和副书记报送。那时，我们创办了两个刊物《海南快报》和《海南通讯》。《海南快报》是那些简短信息的载体，每天早晨上班前送到省级领导的办公桌上，用不了10分钟就看完，内容是近日的动态，称为“工作早餐”。

对一些突发性事件，我要求信息员当它一发生立即报送，处理中和处理后续报，我们以《海南快报》（特刊）的形式一事一报。这样往往一些突发性事件省委书记知道并作出批示后，省分管领导和市县委书记还不知道，比较被动，意见很大。

后来我们作了些技术处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海南通讯》刊登的是各级领导和学者的文章、调查报告、典型报道以及国内外一些动态，这一杂志后来改名为《今日海南》公开发行。向中央办公厅报送信息类似各报社记者站给报社写稿的工作，中央办公厅每个月把采用信息的情况下发到各省市，压力较大。

办公厅信息工作在当时具有开创性质。有一次人大新闻系甘惜分教授和童兵教授到海南，我跟他们谈起信息工作，他们很感兴趣。看了我们的信息稿件后，他们连声说：“好！好！都是干货。”他们想把信息当作新闻传媒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可惜后来同他们的联系中断了。

1992年，海南省委新一任书记从江苏调任，随他而来的江苏省委办公厅一位处长，当了综合处的处长。我们合作较愉快，他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后，我接任综合处处长。

当时办公厅信息工作已基本上路，我的主要精力放到起草省委的报告、文件和省委书记的讲话、文章等重要文稿。我们处只有11人，但工作量很大，是后来扩编为研究室（正厅级）、督查室（副厅级）和信息处等单位承担的工作。省委书记的讲话初稿一般提前三五天送审，等领导阅批回来已没有大修改的时间，准确性要求较高，压力较大。那时我才40岁出头，身体较好，经常加班，这些重要文稿经我手出去，基本都没有返工的。

我还注意把握省委主要领导的工作思路，并撰写成署名文章送往中央办公厅的刊物发表，这是他们同中央领导沟通的重要渠道。我任综合处长期间，分别为几位领导起草署名文章被中央办公厅的刊物采用。其中一位担任省委书记时，曾提议让我从建设厅调回来当省委副秘书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从命。

按照公务员管理规定，要晋升上一级必须在下一个台阶两个岗位工作，因此我在省委办公厅除了任综合处处长外，还任一段时间的信息督察处处长。经过这样的综合部门磨练，自己的政策水平、分析能力都有明显提高，但身体消耗也较大。我在当综合处长期间，就在没有任何家属遗传的背景下患上高血压症，终年服药。各地办公厅的骨干“笔杆子”都明白，从事这项工作锻炼大，但时间不宜太长。

本文作者（中）与同学郭少达、刘南昌在青岛。

调任省房改办主任

1996年，海南省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副厅级）成立，对口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下属的房改办，省委调我去当主任、党组书记。后来国务院体改办撤销，房改工作归建设部，各省市相应归建设厅，我也就成为海南省建设厅的领导成员之一。

我接手房改工作后，抓紧学习政策，了解情况，较快进入角色。我心里明白，房改关系千家万户的利益，朱镕基同志任常务副总理时分管房改，当总理期间，仍将房改列为5项重点改革之一。我到任时，全国和海南的房改方案已出台，我面临的任务是启动实际操作。从福利分房到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这个跨度确实很大。

开始，干部职工的思想意识、经济承受能力还跟不上，不愿意掏钱买房。我非常体谅这些同志，因为我没来房改办之前，也因买房的事情骂娘。我和我的同事在各种场合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讲解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抓住几个积极性较高的单位首先突破，造成“先买房先合算”的态势。因为公房出售价格本来就是政策性的，每年都提高一些，逐渐向商品房接轨。

中国人买房置业的传统根深蒂固，很快“先买房先合算”的说法在干部职工中传开，各单位到省、市、县房改部门办理购房手续的人络绎不绝，海南公有住房出售的进度跃居全国前列。

有房的职工实现住房私有化以后，无房户怎么办？如果按老办法由财政拨款建设再低价出售，那么海南财政肯定不堪重负。无奈之下我们盯上出售公有住房回收的资金和各单位尚存的空地，用这笔钱和土地作为单位向职工的补贴，职工自己掏一些，再贷款一些把房子盖起来，产权归职工，这就是“集资合作建房”。

这种作法跟前面的出售公房比，职工的付出要多一些，但得到的是新房，大家也很高兴。“集资合作建房”在一些单位试点成功后，很多单位相互攀比，竞相给职工盖房，全省住房条件在财政没有拨款建房的情况下很快得到改善。我们把这套作法总结为“资产换资本，存量换增量”，得到建设部和省政府的充分肯定，成了海南创造的新经验，那两年的《海南地方志》都有记载，建设部的刊物也作了介绍。

打好处置积压房地产“遭遇战”

从事房改工作几年后，我又经历了一场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的“遭遇战”。这件事是1999年朱镕基总理决定在海南搞的试点，目的是取得经验后推广全国，将银行凝固在积压房地产上的不良贷款盘活，是优化金融资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深感朱总理的确棋高一着。当年国际金融界红极一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大力鼓吹以消费拉动经济，鼓励美国银行大胆贷款给消费者买房买车的时候，朱总理悄然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动手术，剥离并盘活不良金融资产。后来，当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气势汹汹袭来时，中国的银行业根基稳固，信誉良好。

我成为海南处置积压房地产工作办公室的领导纯属意外。国务院办公厅于1999年6月印发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建设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处置海南省积压房地产试点方案的通知》，一段时间，我作为领导小组成员经常参加省长召开的会议，我的发言常常引起省长的重视，有些建议也被采纳。

1999年9月，我正式到任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负责处置办的日常工作。

海南积压房地产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全国各地都看好海南的发展前景，众多企事业单位纷纷赶来设立机构，圈地建房，房地产价格飙升。先来的弄到土地后，有的就开始转卖批文和项目，转一次赚一笔，一次次地往下转，这就是人们说的“击鼓传花”。

在经营项目的过程中，又有众多的权益人相继加入，如：欠资设计、垫资建设、赊账供应水泥钢材、预付售房款等等，债务链冗长而且非常复杂。加上当时国家的《担保法》尚未出台，房产管理部门的房屋出售登记制度尚未建立，管理混乱，土地重复抵押，同一房产向多家买主出售等违规违法行为屡见不鲜。

人们说，当时这些积压房地产，每个项目都是一个情节离奇的故事，都是一本内容精彩的书。当年海南这场轰轰烈烈的房地产赚钱热潮，随着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收紧银根政策的实施，造成很多企业资金链中断，许多房地产项目被迫停工。

那时的海口、三亚等城市，张牙咧嘴的停建大楼到处可见，黑灯瞎火的住宅小区比比皆是，城市内外圈而不建的建设用地草木疯长。这种现象被朱镕基总理批评为“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

要让这些沉睡的项目启动，按照国务院文件设置方案的第一步是追索债务、确定产权。即债权人，主要是国有独资银行通过追还贷款，把这些项目的债务人和各种权益人找出来，到海南采取协商或者司法程序解决债务纠纷，清偿债务，明确积压房地产的权属关系。而我们处置办较为紧迫的工作是，抓紧制定积压房地产确权的地方行政法规。

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发育较早，按照国家现有法规无法为当年管理混乱的情况下形成的积压房地产确权办证。于是，我调集了一批综合分析能力较强的“笔杆子”和经验丰富的房地产行政管理骨干，对当时积压房地产面临的各种各样情形进行梳理分析，找准关键节点，在国家法规的大框架下，研究起草出方法灵活、操作性较强的政策文件草稿。

比如，我们对不能提供完备的土地出让和房产交易手续的、担保债务期满未能清偿的、法院尚未解封的、拖欠税费的等等十几种情形提出了实施细则。在这期间，建设部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多方协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相应发出文件，对加快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大力支持，海南的对口单位也发文件采取了更加具体的措施。

在各方面的配套政策先后出台的同时，我们于1999年9月28日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出公告，要求凡在海南经济特区内1998年12月31日前形成的积压商品房、停缓建工程和闲置土地，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房产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必须从1999年10月1日起，60个工作日内，到海南房产、土地所在市县办理确权手续。从此开始了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的实际操作阶段。

公告颁布后，全国各地近200家银行陆续派员来到海南，我们立即召集他们开会讲解政策，提出要求。通过银行追债，许多债务人和权益人也相继到达，一场积压房地产确权工作在海南各市县全面展开。相关部门也都忙乎起来，报纸抓紧公告，法院抓紧判案，人们挤着到房地产管理部门确权办证。

我们省处置办负责对重点项目进行督查督办，对一些市县工作人员拖而不办，甚至吃拿卡要等现象进行批评问责，限期办理。

启动确权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着手考虑如何将这些沉睡的房地产项目盘活，让城市的容貌更加美观，让银行的贷款在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变现回收。

当时的形势是，海南房地产市场疲软，是买方市场；部分半拉子建筑工程年深日已久，肌体受损，质量不保；有的设计仓促，理念陈旧，不符合顾客的需求；多数开发商已无力续建，他们深知各方债务缠身，企业已是烂摊子，一旦把这个脓疮捅破，有的将面临破产，弄不好还会遭受牢狱之灾。所以当时人们说，“有本事的老板是会躲债的老板”。

面对现实，我们分别制定了《海南省停缓建工程处置规定》、《海南省闲置建设用地处置规定》、《海南省积压房地产估价管理暂行办法》等等。按照这些文件规定，政府对积压普通商品房返还土地出让金后，可作为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出售，让那些黑灯瞎火的住宅小区住上人，亮起灯；一些开发商无力续建的半拉子楼房，可修改规划和设计方案，现状竣工，装修使用，让它穿衣戴帽，形象焕然一新；对一些闲置土地，市县政府核发《换地权益书》（国家批准海南省各级政府发放有法律效力的有价凭证），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或再次出让重建，或改造成城市绿地、街心公园，美化环境；一些停缓建工程的多家产权人难以达成共识，超期不上报处置方案的，由所在市县政府依法代为处置，让有能力的开发商续建成更加崭新美丽的建筑物。

那几年，海口市共处置了近400宗停缓建工程，效果较好，城市面貌较快改覌。比如，位于海口市海秀东路与龙昆北路交叉路口繁华地段的申鑫国际广场（原名美华大厦），原规划报建一幢38层商住楼，1992年10月动工，1998年5月建至主楼18层、裙楼6层后停工。该项目最初仅有出地方与出资方进行合作的两家债权人，后来由于向银行贷款、向企业融资和接受材料供应商赊账供货、建筑企业垫资建设、预售房款等等而增加到28家，需要清偿的资金7亿多元，并且已有省内外8家法院查封。由于该项目产权人一直达不成处置共识，海口市代为处置中心便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起找到所有产权人协商，在他们一致同意将该项目转交政府代为处置的前提下，将该项目转入代为处置程序，并通过拍卖把产权转至新的开发商，终于把该项目建成了海口市标志性建筑物。

随着一批批积压房地产项目的盘活重建，必须下大力气启动房地产市场，让它由冷变热，使建成的房子变成消费者的财产，防止新的积压。我们制订了到海南购买商品房的若干优惠政策，组织一些市县在省内外的重点城市举办展销会，吸引各地客商到海南购买住房。记得我陪海口市的同志到北京开展房地产推介活动时遇到尹韵公同学，还开玩笑让他发动我们班的同学到海南买房子。

我在省处置办工作一段时间后，基本摸索出一条处置积压房地产的路子，其他省市纷纷来取经，我们把制定的政策法规等资料编印成册送给他们借鉴。后来国家成立的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也相继投入运作，对口收购、承接、处置从4家国有独资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使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工作逐步常规化。

2002年，王岐山同志调任海南省委书记，他强调依法行政，对个别重要城市的主要领导不按规矩办事的行为严厉批评，对推动房地产规范化管理力度较大。

这几十年，我见证并亲历了海南巨大变化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处置积压房地产是作为领导者的身份参加的。应该说，如果凭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我确实难以担当此任，领导看中我的，无非是自己喜欢动脑子琢磨点事罢了！尽管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那项工作在海南发展史中有重要位置，但时过境迁，人们已逐渐将它淡忘，而我作为一个退休人士的兴趣也从城市移至农村，回归绿色，奔忙于村野林间！

本文作者（左3）与大学同学在普陀山。

（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部分由闲田野牛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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