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丨中南海讲课第一人孙国华先生远行了

2017-04-23 武杰/宗和 新三届

摘要：孙国华先生总结自己50多年法学研究生涯时写到：第一条是我没敢偷懒，没有敢放弃自己的岗位责任；第二条是没说假话，我怎么认识的就怎么说了，也许我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我讲了真话。

1986年孙国华教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制课

4月20日，著名法学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孙国华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孙国华教授因病于2017年4月14日下午13时3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中国法学会同人、孙国华教授生前友好等前往送别。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等，分别向孙国华教授家属表示慰问。

20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孙国华教授往日照片，两侧鲜花挽联排成长龙，孙国华教授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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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法学家、杰出法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新中国法理学主要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的开创者、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科的创始人和博士点创建人、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朝阳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孙国华教授，因病于2017年4月14日下午13时3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兹定于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凡有关团体和个人致唁电、唁函，敬献花圈者，请与孙国华同志治丧委员会办公室联系。

孙国华同志治丧委员会
2017年4月14日

孙国华先生

法治周末报道：

孙国华：

我没敢偷懒，没说假话

法治周末记者武杰

　　从今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开学、毕业典礼上，再也没有一个身着导师服、精神矍铄的老者，指挥那些即将踏入或者离开校园的法律人高唱国歌了。

　　这位老者正是“中南海讲课第一人”、法学家孙国华教授。在许多人大法学生的心中，这位年近90岁还活跃在讲台上的老人，如同人大法学的丰碑和旗帜。

　　4月14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泰斗、法学理论大家、中国第一部法理学统编教材主编和编写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孙国华教授，在北京因病去世。

　　出生于1925年的孙国华，经历过战争、革命、运动、改革，从黑头到白发，见证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起伏曲折，法学研究和法学理论的潮涨潮落。

20世纪50年代人大法理学教研室与成仿吾校长合影。左三：谷春德，左五：李焕昌；左四：孙国华；左二：吕世伦；左一：吴山（政法大学）；右一：陈世正；右五：尹平；右二：郭宇昭

一生与法学结缘

　　在人大法学院，听过孙国华教授唱歌的人，比走进过孙教授课堂的人更多。在开学典礼上、法学院的晚会上，甚至课堂上，学生们都曾一睹孙教授引吭高歌的风采。

　　人大法学院教授李奋飞，在人大听的第一堂课就是孙国华的，也是在这堂课上他第一次听孙国华唱歌。那是1998年，参加完人大法学院研究生面试的李奋飞打算留在学校几天，提前听听法学院的课，幸运的是，他走进的第一间教室便是孙国华的课堂，那一年，孙国华已经73岁高龄。如今已经过去19年，但孙教授在课堂上的谈笑风生，李奋飞依旧印象深刻。

　　孙国华自己也常常讲，“搞了法理学，把我的音乐天才给耽误了”。他的理想是成为艺术家、音乐家，但在祖国山河破碎、动荡不安的时代，为祖国学习法学是孙国华那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何思敬、法理教研室与苏联专家谢米里亨合影，第一排左三为孙国华

　　1925年4月，孙国华出生于山西省阳高县小集镇(现属河北省阳原县)，其时，军阀混战正酣，人民流离艰辛。1941年，年仅16岁的他，告别家人，独自来到北京求学，就读于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的中学教育。孙国华的学生、人大法学院教授冯玉军说，正是年少时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使得孙国华教授日后学养深厚，在艺术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在许多关于孙国华生平的文章里都曾提到一个这样的故事：中学期间，国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雾”，他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愤懑，当即写下了一首诗：“可怕的大雾，挡住我久未奔放的视线，使我望不见天坛绮丽的身影和北海矗立的塔尖：但总有一天，会云消雾散……”诗写完后，孙先生本以为老师会因此责怪自己年轻鲁莽，却不料老师给了他全班最高分。

　　这首少年时代所作的爱国诗篇及因此而赢得的“最高分”，永远成为孙国华爱国情怀的宝贵记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孙国华逐渐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抱负，这个理想成为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标尺，并贯穿一生。

1953年欢送苏联专家谢米利亨及其夫人，四排左二：孙国华；三排左七：韩铭立；二排左五：何思敬

　　1946年从汇文中学毕业后，一向喜欢音乐的孙国华原打算考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但因病“落下不少功课”，随后考取了朝阳学院司法组。创办于1912年的朝阳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对于两所名校，孙国华生前曾表示，虽然两个学校的讲授重点有所区别，但是当时的法学教育工作者有一个共识——法律要远离政治，“法官只认法律，不认政治”。

　　但爱好音乐的孙国华仍“想在来年，再考北师大”音乐系。1947年暑假，他已参加了北师大入学资格的笔试，“就差拉小提琴”复试了，但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办壁报、组织游行等事务缠身，遂放弃“去北师大学音乐”，留在了朝阳学院。在搞“学运”的过程中，他曾两次上“黑名单”，1948年，他被捕入狱，一度被关押在军统的看守所里，连放风的权利都没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他才获释。

1955年6月13日，人大法律系“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欢送苏联专家瓦里荷梅托夫回国留念，前排左起2：孙国华 4：杨化南 5：瓦里荷梅托夫 6：朱世英

　　虽然错失了成为音乐教授的机会，但是在朝阳大学三年的学习依旧影响了孙国华的一生，他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浚哲文明’简短的四个字校训影响了我的一生。它既是法科学生成才的标准，也是我所主张的法律要以理服人、讲究公平正义的思想基础。”

　　2015年，第一批朝阳法学先贤文集正式出版，作为朝阳大学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还健在的法学家，身为朝阳大学校友会会长孙国华感叹：“我可能是最后一任朝阳大学校友会会长了，因为即便再改选也没人了。”如今，朝阳大学校友会会长真的成为了空职。

1954年人大法律系部分教师与研究生合影，左起：徐作世、鲁风、白率贞、朱世英、孙国华、杨化南、范明辛、肖永清、谢飞、关怀、郭宇昭、曹重三

　　1949年，孙国华出狱后并没有回到朝阳大学，他先是被分配到由谢觉哉担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教育科工作，1950年则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虽然孙国华是奔着人大的文工团而去，但是有过法律学习经验的他，最后选择接受组织的安排，进入了法律系，成为第一期研究生，在前苏联专家E·m·谢米里亨和中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教授的指导下，继续研究法学理论。

　　在此之后，孙国华教授一生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念。

开讲中南海第一堂法制课

　　“毫无疑问，孙老师是法学大家、法理学的泰斗，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是新中国第一部法理学统编教材，奠定了我国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第一位到中南海讲课的法学学者……”提起孙国华教授，他的另一位学生、人大法学院教授朱景文对于老师在法学方面的建树如数家珍。但朱景文认为这些头衔还远远无法概括他的一生。

1955年潘静成、孙国华、连同炯在人民大学灰楼前合影

　　孙国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指导研究生，先后招收过十余届硕士研究生。1986年成为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建立并主持人大法学院的法理学专业博士点，迄今已经指导或参与指导博士研究生数十名。

　　冯玉军介绍说，因为孙国华是人大荣誉一级教授，所以可以终身带博士生。直到前年，人大的学子们还常常能在校园里看到这位鹤发童颜、声如洪钟的老法学家，当时已经近90岁高龄的孙国华教授还在带博士生，“他们这一批人，只要有最后一口气在，也会为中国法治建设而奉献。”冯玉军说，“对于孙老来说，上课不是一种辛劳，是传播知识的欣慰，历史给了他特殊的磨难，也给了他特殊的回报。”学校评价他为“镇校瑰宝”。

1960年5月孙国华与同本同学到丰台第一农场劳动锻炼时留影

　　冯玉军所说的“磨难”开始于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法律界尤其成了“重灾区”，许多高校中的知识分子被错划成了“右派”。“这一时期，法学教育中法律本身的东西开始减少。”孙国华生前回忆，当时诸如“政策就是法”这样的错误观点一度占据上风，在具体实践中，大家常引用“工业(政策)多少条，农业(政策)多少条”，这让“政策取代了法律”，对法治造成了巨大破坏。

　　随后在这股风潮中，孙国华和家人被下放到江西农村多年。但是很少有人听到他的抱怨，即使无法教学和科研，他也未停止思考。等到孙国华50岁左右的时候，终于迎来了新的时期，来之不易的科研机会，孙国华开始与时间赛跑，1978年到1986年可称为孙国华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超水平发表了许多原创论文和著作以及他所编写的教材，奠定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

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大法律系法理学教研室集体合影，前排左起依次：陈德鸿、韩铭立、林景仁、吴玉璞、尹平；二排左起：郭宇昭、（未查证）、谷春德、毕子栾；三排左起：连同炯、黄杰、王益英、孙国华、蔡宗林、徐尚勤

　　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当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一位既精通前苏联法学体系，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的法制课老师时，当时的人大法律系副教授孙国华成为入选者。1986年，他给胡耀邦、乔石、李鹏、姚依林、胡乔木等领导讲课。讲课时，胡耀邦非要孙国华坐在主座上，并说“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

　　1986年是“一五普法”的第一个年头，当年，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还未正式形成，孙国华的这次法律讲座，是中南海的“第一课”，孙国华因此被称为“中南海讲课第一人”。

　　冯玉军评价，以此为开端的法律学习，对于国家和领导人不断深化推进法治决策应该是有非常大作用的。而一位法学学者能够进入中南海讲课，对于许多法学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1971年春孙国华老师一家在江西锦江镇五七干校合影

“我只是没有随波逐流、

见风使舵而已”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冯玉军正在整理孙国华教授的生平资料。“我现在正在看孙老师在每次学生毕业时的叮嘱。”冯玉军说。每次博士生毕业，孙国华教授都会和学生们一起合影，然后叮嘱一番：“我们老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们在解放前，在‘文革’中所遭受的那些不好的，非法治的，都在逐渐减少，你们肯定能看到中国法治好的未来……”

　　而对于自己，他则是“莫因怀旧多伤感，须自创新找欣慰”。他认为不要总是怀旧，赶紧迎接这个崭新的时代，赶紧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法律人才，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贡献力量，从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快乐。冯玉军说，“孙老这样的话非常多”。

1972年孙国华和江伟在井冈山留影

　　孙国华在总结自己50多年法学研究生涯时写到：第一条是我没敢偷懒，没有敢放弃自己的岗位责任；第二条是没说假话，我怎么认识的就怎么说了，也许我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我讲了真话。所以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都批我“右”，后来自由化思潮流行时又有人说我“左”。实际上我本人并没有变，只是没有随波逐流、见风使舵而已；还有一条就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坚信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学理论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比西方形成的任何法学理论都高明，所以在这方面说我们‘幼稚’我不接受”。

　　孙国华也曾在课堂上不无遗憾地说，“你们现在已经不提马克思了，只知道马克斯·韦伯”。

1991年12月19日孙国华老师在人民大学第十次党代会上作《加强理论课教学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当然，面对不同的观点，孙国华教授也是十分宽容的。朱景文经常与孙国华教授一同参加学术会议，“说到激动处，孙老常常直接在会议上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但是朱景文也经常看到，孙老当面和这些人“主动讲和”，“咱们争论归争论，但是这不影响个人关系啊。”

　　当然，孙国华并没有因为坚持己见而固步自封。生病期间，学生们去探望，孙国华总会把身体放在一边，跟弟子们讨论当下的热门话题、法学院的新成果，他夫人规定的3分钟说话时间，常常延长到半小时以上。

　　孙国华晚年的时候十分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并撰文《公平正义是治国理政的牛鼻子》，提到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一体推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995年6月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第四期结业留念，前排右起二：江伟三：孙国华七：力康泰十四：王利明

1995年法理学教研室博士论文答辩会。左二：朱景文；左三：郭宇昭；左四：张云秀（中国社科院）；右一：吕世伦；右二：孙国华；右三：刘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法律和艺术都追求“真善美”

　　提起孙国华，音乐也是一个不能抹去的标签，虽然没有成为专业的音乐家或者音乐教授，但是音乐是孙国华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曾经在2008年专门为孙国华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对孙老师最为钦佩的，一是他对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执著；二是他的开朗的性格，坚强的体魄，80多岁的人，还骑自行车；三是对事业、对生活、对学生的充满激情，唱歌跳舞，各种活动都积极参加”。

1950年代法律系学生参加人民大学合唱比赛，指挥孙国华老师

　　在孙国华家里的显眼处摆放着他的小提琴，从15岁他就开始学拉小提琴，此后一直没间断。他还拉过二胡、板胡，更是自学成才，学会了弹钢琴。不仅如此，他还组织了教授合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