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王治河：贵胜王侯的燕园清贫岁月

原创 2017-09-12 王治河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治河，山东人，196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重进燕园，拜著名哲学家朱德生先生为师,研习西方哲学。1988年获硕士学位。1988-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1998年赴美留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师承美国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格里芬教授和柯布博士。现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20余年来一直从事后现代哲学、生态文明和第二次启蒙的研究工作，出版、合作出版《第二次启蒙》《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怀特海与中国》（Whitehead andChina)《过程与多元：中国和而不同思想研究》(Process and Pluralism:Chinese Thought on the Harmony of Diversity)《全球视野中的绿色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政治:一个建设性的视野》《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等中英文学术著作9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杂志》（台湾），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杂志》《每月评论》，新西兰《教育哲学与理论》，波兰《可持续发展研究》，保加利亚《巴尔干哲学杂志》，印度《真理：哲学杂志》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

原题

尊严学术

记得在社科院《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曾经有同事就我是不是北大的有过争论。双方各执一词，当然是各有各的理由了。倒不是怀疑我的文凭有假，大概只是想以“是否恃才傲物”来进行判断。因为北大人给人的感觉通常总是有那么点气吞寰宇、胸罗百代的傲气和狂气。按照这个标准，我大概不算是北大的。因为那时的我已近而立之年，那种少年书生特有的狂傲，已收敛得所存不多。当双方求证我本人时，为了编辑部的“安定团结”，我当时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现在可以说了，我是北大毕业的。加上研究生的3年，我青春岁月中有7个年头是作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在末名湖畔度过的。正是在燕园我懂得了敬畏学术，进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也正是在燕园，我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女人，同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樊美筠。

本科的我是哲学系78级的。现在依然还记得第一天到北大报道的情形。那是八个中学同学骑着八辆自行车陪我来的。在当时，其隆重程度不亚于今日八辆卡迪拉克相送，因为我是我们学校那年唯一考上北大的。后来住进38楼，一间寝室睡8个人。下上左右铺一打听，几乎每一个都是当地状元，其中甚至还有中学校长，老师，野战军的连长。记得黄书进的高考数学成绩是100分，这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因为那时的考题在我的眼里不是一般的难，后来一打听原来这兄弟是教数学的。再后来得知樊美筠这个来自嘉陵江畔的柔弱女孩，居然也是那一年重庆的文科楚翘。这下我这个京城小小应届高中毕业生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了。待见到张岱年、朱德生、黄楠森、王太庆、杨辛、叶朗、汤一介、赵光武等哲学系著作等身，名重一时的哲学前辈时，对“天外有天”这4个字有了更深刻领会。

可惜我课堂上一直不是个用功的好学生，现在想来颇为后悔。读本科时，成绩始终维持在“良”的水平。虽然也曾在口上辩称“每门课都保持在‘良’也实属不易，因为不仅要具有防止下滑的实力，而且更重要地是要能克制向上的欲望”。但是自己心里清楚：功夫没下到。青春时代毕竟太多的诱惑。

1985年重返燕园读研究生的时候，依然不是个标准的好学生。虽然挂个85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的头衔，但上课总犯迷瞪。以至于杨适老师问师兄谢文郁：这王治河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总是迷迷瞪瞪的？文郁师兄仗义地替我辩护：可能是没睡好。下次课，我依然迷瞪。于是认真的杨适老师就又问文郁：怎么他又没睡好？好在哲学系老师大都有一种宽容的精神。这是我至今感念不已的，其中王梦真老师和杨辛老师对我和美筠的关爱更是终身难忘。

检点七年北大哲学系的生活，虽然书没有读得太好，但体会到了学术的尊严，尝到了思想的快乐，这是我燕园生活的最大收获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尊严学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尊，不出卖学术；二是尊他，就是讲包容。

关于学术自尊，7年的哲学系生活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哲学前辈的学术风骨，特别是他们矢志学术的“孤往精神”（熊十力语）。他们不曲笔阿时，更无意用学术钓名誉，谋富贵。真称得上是学术尊严的守望者。在官路，财路之外，他们用自己的亲身垂范，昭示着第三条路，一条学术人生之路。

到社科院后，有幸遇到同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叶秀山先生，更加深了我的这一体认。以叶先生的道德文章，又处在社科院这样一个位置，要用学术谋取个一官半职的话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但叶先生对此却真的兴趣了了。对没能上到二楼吃小灶，而是挤在一楼同一般研究人员一起吃大锅饭也无怨无悔，真正做到了看淡名利。临出国前，曾请叶先生手书我所喜爱的袁枚名句“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在克莱蒙当学生读书的日子里，不时拿出来欣赏，藉以自勉。

时代的艰难，使许许多多曾经胸怀大志的才情之士在学术之路上中途下了车，而这些可敬的哲学前辈却将油门踩到底。他们安于清贫，矢志学术，再现了古人安贫乐道之风。据说在后现代社会里，一切都是肤浅的、无聊的。然而“在一个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里，有人‘无聊’，就一定有人在踏踏实实做着‘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哲学前辈就是这样一些“素心人”。

由于尊严学术，形象地说，北大哲学系更推重“阵地战”，于是就与学界浮躁的游击作风格格不入，更与一剑江湖式的空疏学风无缘。崖岸自高，目空一切，喜持一孔之论是少年书生常爱犯的毛病。《庄子‧秋水篇》借河伯之口所说的话，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做人的道理，而且也是一种做学问的境界，唯有真正潜心于学的素心人才可能有此博大谦逊的胸襟。

学术的确可以起到“平才士之矫矜”的作用。只有真正地置身学问之海的人才懂得学问是做不完的。用朱德生先生的话说，就是“思想资源越挖越多”。一剑江湖式的好汉只能存在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世界里，在学问的世界里可以说是没有他的地位的。这是北大哲学系的共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国内学界不时涌现出各式各样意欲“一统江湖”的好汉和高调“走出”的游击“领袖”。但最有资格出这种“好汉”和“领袖”的北大哲学系却始终不凑这个热闹，保持着沉默，坚守着阵地。我理解，它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捍卫着学术的尊严。

创立体系本是个好事，“走出”也有助于拓宽视野。只是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中国，最热衷于建构体系的人，最高调“走出”的人，往往是学术功底相对薄弱的人。可以设想，基础不夯实，大厦的塌陷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这实在是误人误己的双输结局。

北大哲学系对夯实学术功底的强调一面捍卫了学术的尊严，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这些后生学子受益无穷。

记得做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非常想做当代的。但是作为教研室主任的王大庆先生却反对，问了句：古典的是不是已经搞好了？当时被迫改了题目，做了斯宾诺莎，心中很有些不理解。现在回过头看，不由得对王先生心生感激。2001年在芝加哥开会遇到赵敦华先生，一起谈到王先生治学的严谨，仍不胜钦佩。也正是王先生传授我高质量翻译的秘诀：对，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当王先生跟我谈这一字秘诀时，我脑海里出现的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这个“绿”字可以说就是对出来的。今天想来，王先生能成为一代翻译大家实在有他的理由。很显然，学术于王大庆先生已是几近神圣的事业。

来美读书后，对北大哲学系强调“夯实基础”，体会尤深。我所在的宗教哲学专业对博士生的外语要求是德语和法语，由于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了一年德语，稍加复习后，便成功地一次考过了，节省了一大笔钱。而我的许多美国同学要考好几次，上好几次补习班，一次就是1000美元。此外，哲学系所列的西方哲学必读书目，也大都是我们专业教授所列的。这样我只要修48个学分就可以了，另外24个就免掉了，因为北大哲学系的课他们认，这样又省了一大笔钱。要知道我所在的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学分价格当时是1000美元1个学分，一算你就知道我省了多少钱了。

比钱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方法。北大哲学系教会了我如何读书，治学。哲学系一向以注重经典著作著称，现在还依然记得上课讨论英文版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情形，真是一句一句地扣，一段一段地过。这样正规的学术训练，不仅打磨了外语的功底，而且有一种直接与思想大师对话的美妙感觉，对于触发自己的思想，开拓新的视野功劳巨大。

更忘不了朱德生先生指导我们几个师兄弟一起研究古希腊辩证法的日子。阅读，讨论，撰写，修改，该研究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成果就是后发表在《南开学报》上的《古希腊辩证法辨析》一文。为了这篇文章，我们着实下了些笨功夫。若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今天足可以写好几本书了。但正是这些笨功夫，使我初窥学术的殿堂，也尝到学问的甜头。昔日对古希腊辩证法的钻研，也惠及我日后对后现代思维的研究。

由于樊美筠那时也在北大，在叶朗先生门下治美学。叶先生指导他们八个师兄弟妹撰写《现代美学体系》一书的情景，我有幸了解一二。那种春风桃李之下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师兄弟妹之间的学术切磋，令人遥想起古老的白鹿洞书院。

王治河、樊美筠著作

尊严学术的另一层意蕴是尊他。就是对差异本真地欣赏。哲学系的许多老师都是蜚声海内的一派宗师。但七年中我很少看到他们之间发生囿于门墙互相攻讦的情况。这方面，王大庆老师和朱德生老师的量度渊容给我印象尤深。

王先生是国内西方哲学史料名家，是没有材料不说话的，其吐属给人一种绚烂归至平淡的美感。而我的导师朱德生则是个著名的“思辨哲学家”，是没有思想不说话的，其讲话充满着令人神往的思辨魅力。二人又在同一个西哲教研室，而且一个是教研室主任，一个是系主任。按说两个治学风格如此轩轾的人出现文人相轻的现象是很难避免的事。可我三年研究生学下来，二人的课都选了不少，由于做支部书记的缘故，往两家跑的次数也不少，但是从没有听到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背后比长挈短地议论对方。相反，彼此相互交好，相互钦佩，常在我面前赞誉对方。知易行难，这说起来没什么，但是要做到，且多年如一日地做到，实属不易。没有彼此宽容，彼此欣赏的情愫在，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所谓北大的“兼容并包”实源自于这种内在的对差异的欣赏。

20世纪大哲学家怀特海曾强调，存在于人类社群之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人类的精神冒险之旅提供了“驱动力和原材料”。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的结尾处他有一段文字非常精辟，在那里他强调，“习俗与我们不同的其他国家并非敌人。它们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人需要邻居具有足够的相似处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够的不同之处以便激起注意，具有足够伟大之处以便博得敬仰。”王朱二位先生可以说是怀特海的知音。

有感于哲学前辈这种“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住畅春园55楼310室时，我曾经跟同屋的周宪兄一起谈到：希望我们这一代学者能把这份襟怀，这一传统保守住。有了这份襟怀，才能真正做到学术气度广大。

这种襟怀的美学依据是对他者的欣赏。

胡适先生曾经说，哲学系是培养“不惑之人的”。这话没有错。只是所侧重的是认知层面。我更愿意说哲学系是培养“有感觉之人的”。所谓“有感觉”就是要对他人有感觉，对自然有感觉，对一个时代的忧郁有感觉。其本体论的根据就是怀特海所讲的“prehension”，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感通”，“心有灵犀”。在佛教，就是“觉他”。凡事试着站在他人的立场想一想，欣赏他者身上的美。有了这份感觉，写出的文章才不会空疏无当，说出的话才不会令人乏味。对自然有感觉，才能“我看青山多妩媚”；对他人有感觉，才能“酝酿两间和气”。

一雨润千山。哲学系不教人烤面包，一代思辨哲学家朱德生的知名度也远不如一个三流小歌星（这不是朱先生的错），但它却能散播学术的种子。所谓学术的种子就是自由的种子，就是思想的种子。有了这些种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也才有了希望。因为尊严学术的人，是“不向生存事实屈服”的人，是专制的狙击手，他不懂落井下石，更不会助纣为虐。

尊严学术说到底就是尊重自由，尊重生命。维特根斯坦曾经谈到：“一个人不认真去做事情，犹如自己对生命犯下了真正的叛逆罪。”

从我个人来说，七载北大哲学系的求学生涯丰富了我的生活，也升华了我的生命。

王治河在未名湖畔

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他的理想。正因为如此，燕园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由于充溢着理想，却感觉贵胜王侯。

因此之故，我永远怀念燕园那美好时光。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系友回忆录，见王宗昱编：《苦乐年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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