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大学时代的王友琴
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知名的文革研究学者。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象”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象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不可能发生。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1966年6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的大字报表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
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
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大罪的恶名。
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有别方面的解释。
卞仲耘的幸福一家
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性。
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
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
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７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
命运好像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形……
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14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
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
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
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８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
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
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左下：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在大嗡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
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借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
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
“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不设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有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卞仲耘丈夫王昌垚的控诉
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纸篓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
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
“走，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
当时我想了些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的情景。
我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
搜肠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
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思考，全无意识。
卞仲耘女儿的控诉
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当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1966年8月5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中得到澄清。
卞仲耘丈夫王昌垚的追思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
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
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
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14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1966年8月后的40多天里，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1772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
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可以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我们加以认真地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理，造成了人格退化。
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
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
1970年，卞仲耘被内部平反
一个人，不论是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
当看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览黄花岗72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就从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
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72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卞仲耘雕像前的忏悔
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
人，应该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死去的人们。
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1986年，发表于作者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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