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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丨马小冈:当知青遇见司马迁

2017-05-21 马小冈 新三届


作者简介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10)。


     

1967年摄于北航附中。坐者左1李冀安,二排左3马小冈。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永远离不开“知青”话题了。


        前些时日,因在北京“鸟巢”举办《与共和国同命运》知青展,知青是否青春无悔的纷争重新浮起;同时,对一代知青风霜雪雨的经历,某些人夹枪带棒地非议早已构成网络暴力的组成部分。我的大学同班有近60%的知青,我的中学同学则90%是知青,如此对知青肆无忌惮地攻击,殊不知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怎样的反弹?


        许多知青喜欢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似乎暗合了某些知青唱颂的“青春无悔”。由此一些知青认定,因为逆境催人发愤,所以应该无悔。


1967年北航附中同学摄于天安门,居前者马小冈,左1李冀安。


        历史上因为身处逆境而成名者不计其数,当他们回首往事时有权感慨甚或自豪。身受宫刑的司马迁无悔吗?是的,他似乎说了无悔:“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即司马迁所言之无悔,并非常人能够理解。因为司马迁之无悔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可见他之所以无悔于偷安苟活,是因为他忍辱负重将全部身心放在了撰写《史记》上了。


        但是司马迁真的无悔吗?非也。他在《报任安书》中感慨“诟莫大于宫刑”,并就此悲伤地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足见司马迁痛悔到了极点。


北航附中同学,后排右1李冀安,前排右1马小冈。


        但是无论如何,汉武帝的残忍“成就”了司马迁的伟业。可司马迁就应该为此感恩于汉武帝吗?他应该向世人唱诵生命无怨无悔吗?难道历史可以这样轻松书写吗?


        公元135年,古罗马大军把犹太人逐出巴勒斯坦家园,受尽磨难的犹太民族从来不会哼唱无怨之歌。恰恰相反,从被逐出故土的那一天起,虽经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重返自己的家园。


        也许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今天居然有知青对那段蹉跎岁月以受虐癖的心态呻吟着——青春无悔。悲夫!许多主张看上去光鲜堂皇,但倘若那种主张成立,沿着那种思路走下去的结果是什么?莫去自寻烦恼?抑或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许多看起来繁芜的历史灾难,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清晰的本质:无论是从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还是人口流动的历史规律来讲,“上山下乡”都是逆潮流而动。而鼓吹“青春无悔”者是主客体的错位,是把知青政策的放逐意图与知青群体的愤发图存混为一谈。如果知青的蹉跎命运可以做“无悔”唱颂,终将导致对那个荒诞政策的粉饰或掩盖。


北航附中同学,右3李冀安。


        我绝不认同倒错的讴歌。因为那种荒诞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甚至生命。1700万城市青少年被扫地出门啊!在此之前的世界文明史上,何曾发生过如此无情地将中小学生从城市驱离的行径?公元1590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大主教下令驱逐城中所有的新教徒,而这些家庭中不足15岁的孩子则要留在城里,交由天主教家庭领养,数万家庭从此被强行拆散,此一驱逐新教徒的行径成为萨尔茨堡永远的伤痛。


        三百余年后,中国无数不足15岁的孩子被冠以“知青”的标签从全国各地的城市中被逐出,他们与父母天各一方,骨肉别离。更为悲哀的是,那种拆散和驱离竟然是在一种史无前例的大潮流挟裹下,由家长们“自愿”押解自己的孩子走向一片被称之为“可以大有作为”的陌生山乡,而那些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青少年们当时只有哭泣的权利。这就是文革造就的知青。他们的青春怎么能够用无怨无悔来抚慰?


北京站,即将赴内蒙莫力达瓦插队的北京知青,右1李冀安,中间者杨小勤,左1江辽东。


        然而,当今天已成社会边缘的知青逐渐老去,一些人竟然指戳他们近乎苍凉的背影说,比起农民的日子,你们知青算什么苦难?这种非议在网络语境下居然调门颇高,对此我侧目无语,皆因对话不在一个层级上。


        我曾经问过众多第一代进城的白领,如果今天以一种你们完全承受不起的高压手段逼迫你们敲锣打鼓“欢送”自己的子女离开城市,把他们发配到举目无亲的“广阔天地”落户开荒,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你们欣欣然否?回答皆愤愤然。


        呜呼!当苦难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们才会有切身体会。指戳知青者永远都搞不明白,知青的苦难并非筋骨劳作,而是心灵摧残。倘若尔等仍以小农心态去比照世界,则永远走不出偏狭的心地。


在内蒙古莫力达瓦插队的北京知青,右2李冀安。


        回望知青蹉跎之途,他们确实“与共和国同命运”,但是知青的中坚分子——那些“老三届”里有相当多的人却成为无权无势的弃儿,他们该向谁去讨回被夺走的年华?生命是不能够任意蹂躏的,如果这种对人性的摧残可以淡忘可以粉饰的话,那么天下所有的荒诞都可以赦免。


        也许有人辩解说:“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知青就业”,但是笔者不以为然。如果“就业”的理由成立,就无法解释包括小学生、初中生在内的未成年人被逼迫上山下乡的事实,无法解释早已就业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遣散到五七干校的事实,无法解释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被迫关闭的事实,更无法解释自“一五计划”以后走工业化道路的国策。


在内蒙古莫力达瓦插队的北京知青,右1李冀安,左1江辽东。


        只有认错,才能自强。上山下乡政策的实质,是以乱政收拾残局,是农耕意识与浪漫异想杂交的奇葩,此与文革的发动一脉相承。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就是“思想改造”,是强迫用体力劳动的办法修理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是上山下乡政策的总注脚。


        然而很不幸,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果与始作俑者的意愿相悖,它劳民伤财积怨甚深,最终以失败收场。尽管它蹂躏了整整一代人的肉体和身心,却造就了“知青一代”的发愤与坚韧。如果说存在一种知青精神的话,笔者认为可以用司马迁的那句“发愤之所为作”来概括,但这恰恰不是上山下乡政策的初衷,大可不必用矫情的“青春无悔”来消遣一代人的苦难与辉煌。


        2015-7-21


李冀安在田间。


谨以此文泣告

我的中学同班好友李冀安同学


        注:李冀安,男,1948年生,老三届人(北航附中67届高二),1968年赴内蒙莫力达瓦插队。返城后生活无着落,虽经老同学合力救助,但终因贫病交加于2010年病故,时年62岁。其父李呈瑞,原68军政委,转任海军航空兵政委,1955年受衔少将,文革中含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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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莫力达瓦插队的北京知青,左2李冀安,左4杨小勤,前右1成小舟,右2彭新儿,右3武曙光,右4刘文米,右6任小丽。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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