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前：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Original 2017-01-22 李向前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李向前，男，1954年8月生于北京。1969年8月上山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64团15连战士、农工。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学系，获史学硕士学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我要讲的故事，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的身世经历：他们不是“老三届”，但又有别于七零届以后的各届中学生；他们是千百万同龄伙伴中的一群，却常常被人整体遗忘；他们中即使后来有人同“老三届”一起重返大学校园，但也数量稀少；他们是历史谈资的“失踪者”，却实实在在生活在人海里。

我希望记录这群人，记录这个群体的生活跋涉。作为“新三级”的一员，我期待着能找回我那些特殊的伙伴们。

我和我的伙伴们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庞大群体。它的名字叫“六九届”。这名字概括了我们的简单履历：1953—1954年出生；1960年入学；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上世纪70年代末，陆续从祖国边陲的农场、农村，返回城市家园。

无忧无虑的童年

如果时间能倒流，那40余年前的我们，在镜头前留下的影像，一定是群烂漫顽皮的孩子。那时，国家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奏鸣曲，父母们忙得无暇顾家，于是我们大多在幼儿园里成群结伴，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

1960年秋，我们走进小学校门。陌生的同学和陌生的教室，很快就成了最好的玩伴和欢乐的家园。那时的功课绝没有今天这般繁重，我们似乎从未为补课发过愁。

记得1962年国庆，天气微阴。我们中最早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清晨就骄傲地系起红领巾，在邻居和同伴们身边“飞来飞去”。这场景的确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写这篇记忆文字，我特地翻阅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告诉我：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恰巧诞生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初（第一次生育高潮在1953—1958年之间，第二次为1962—1973年）。

1953年、1954年两年，全国新增人口2784万，平均增长率为2.29％和2.50%。在此后6年持续高生育曲线上，我们占据了第一个“制高点”。

我认为，之所以选择这两年作人生起点，我们必定受到了某种“昭示”：新中国即将从贫瘠和落后走出，向着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目标迈进。新的、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催生了我们；也有人这样说，是结束战乱与缔造和平的巨大转换，孕育了我们这批小公民。

1945年后，西方国家曾出现生育高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生理反应”。我们比他们晚生七八年，可道理基本相同：新中国终于结束了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乱，和平鸽和橄榄枝，引导我们相约着来到这美丽的世界上。

从《统计年鉴》上我们还得知，在1954—1963年这十年间，又是1960年创造了一个小学入学高峰。虽然，大跃进受到重大挫折，中国人民开始经受严重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理念，仍使我们对饥饿记忆淡漠。

走进人生第一个课堂

1960年，我们数百万小伙伴一起挎上了漂亮的书包。也就是说，在父辈们忍受最大的艰难，顽强同灾害抗争的时候，我们拉起手，唱着歌，走进人生第一个课堂。

1966年，当我们刚刚临到小学毕业，“文革”突然爆发了。后来的历史证明，1966年这个时间断点，对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体验说来，伤害无穷。

十二三岁的我们，瞬间失去教育，不仅所学知识严重不足，而且社会经验也为空白。我们被抛给了“革命”，而“革命”并没有给我们适龄的学识。我们也曾学着给老师贴大字报，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别人，在纸上打出许多大大的“红叉”。

更多的时候，我们陶醉于无人管束的疯跑疯闹。因为再不必挺直身板坐在教室里朗读课本，我们从早起就裹入大人们的游行或批斗会场，跟着喊口号，也跟着驱赶“黑帮”游街。

就这样，我们浑浑噩噩，在“文革”最初的一年半里，混过了将近五百天。后来，大约在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一度把我们“圈”回教室。但事实上，课并没有真的恢复。

就我记忆所及，数学课好像讲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课则由于同学用国际音标的发音侮辱老师，便永久停在字母阶段。

那时，我们的主课是学工、学农和学军。这是一种类似集体出游性质的活动。在工厂和农村生产队，我们以班为单位，参加劳动和训练。

大自然永远是明媚的。它衬映了我们这些“六九届”的涉世之浅、少人之忧。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大动荡年代，我们“六九届”同真正参加“造反”、“革命”的“老三届”相比，的确存在社会性差距。这就难怪，“老三届”后来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被历史文本反复记录，而我们“六九届”，却成了他们身后的一片“流年碎影”。

上山下乡走到社会底层

几个星期前，一则发表在号称拥有百万知识分子读者的《南方周末》上的按语，使我感到不平。

编者按是这么写的：“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被称作‘老三届’（‘文革’前高、初中各三届学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籍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状，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尽管知青运动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今天已不复存在，对它的历史评价也还有待由粗到细的仔细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则是毋庸置疑的。”（《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23版）

编者按先生在这里将“上山下乡”、“知青”、“共和国一代人的命运”等大词汇，同“老三届”排他性地联系起来，以至在这关涉祖国历史的重要一幕中，排除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群体——“六九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六九届”并非仅仅是“碎影”。这个巨大生命群体的命运，同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形成了紧密联系。而更准确地说，在40年前，我们是同“老三届”一起上山下乡，走到了社会底层的。

这个无与伦比的社会阶层重塑运动，瞬间即融化了“老三届”、“六九届”以及所有走上“上山下乡”之路的人的年龄、社会差别。而一旦来到农村，“老三届”和“六九届”在外形上就再无法区分：我们一样晒得黧黑、炼得坚韧；我们同样在艰苦环境中长大、闯荡，经历着生活的裂变。

但比较起来，我们毕竟年少、幼稚，我们的脆弱、无知，在上山下乡之初，就暴露了出来。这注定使我们要经历更多磨难和坎坷。但是，我敢断言，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并没有随波逐流。

在改变命运的奋斗里，“六九届”也有一番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都可面对后人。记录这些成功与失败，以寻找我“六九届”伙伴的生活轨迹，在我说来是一种精神补偿。

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春游

作为全国最大规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整届学生走进“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并未完全理解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

后来在许多伙伴们的回忆里，乘火车转汽车走了几天几夜，来到天空特别晴朗，遍地铺满黄色、红色小花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时，都以为又是一次愉快的春游。

可是，当我们刚下汽车、双腿陷进没膝的泥浆，头和脸以及所有裸露的部位，瞬间被蚊虫、小咬叮起层层大包时，大家都傻了。

女同学的哭声首先奏起。在满是泥浆的帐篷里，先是细小的抽泣声，后来汇成了响亮的一片。男孩子们一个个目光呆散，状若木鸡。连平时最不吝的哥们，也完全傻了眼。

记得最不幸的事，是连队为我们煮的小米稀饭，被一位早来几天的上海女知青端到帐篷门口时，脚一滑连人带盆摔将下去。热粥立刻烫伤了上海女知青的脸和上身，疼得她号啕大哭。

以后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电影：车老板子迅疾套好马车，男知青抱来一堆棉被，连长指导员忙得团团转，女知青被安放在马车上飞奔营部，一串马鞭的响声又脆又长。而我们，早被这一系列的变故弄得目瞪口呆。

那一夜，我是钻进一位天津男知青的被窝里度过的。“懒汉鞋”丢在了泥浆里再无法找回。满腿是泥的我，就这样盖着别人的被子，度过了北大荒的第一夜。

自然，我估计所有和我同来的“六九届”，都在各自的被窝里彻底了断了“春游”梦。和我分享被窝的天津知青，是一位“老三届”。他们天津知青和哈尔滨、上海知青早我们四个月来到北大荒。那时他们已显得比我们成熟很多。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共同生活，我们成了生死之交的哥们。

身负抗击侵略者的使命

到建设兵团的第一课，当然是劳动。那时，我们连队完全是新建，其选点考虑，主要是战备。

我们是1969年9月1日抵达黑龙江省孙吴县辰清镇的。当时，珍宝岛战斗过去还不到半年，而新疆铁克列提中苏边界的军事冲突，刚刚以我军遭受损失而结束。“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成了全党全国的响亮口号。

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其实身负着抗击侵略者的使命。我们连队的正式番号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15连”（后组建为1师64团）。

按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师“建设钢铁边防”的代号排列，我们独立4营称为“建字111”。独立4营共20个连队，几乎都扼守在孙（吴）—龙（镇）公路一线，因为这是一条战略要道。

在近代历史上，孙吴始终为日本人所觊觎。日本关东军在孙吴曾屯驻了9.8万人，是很大的一个军事集结。为筹备北进，关东军在孙吴的沿江一带，修筑了庞大的战略工事“胜山要塞”。而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的三个主突击方向中，黑河—孙吴—龙镇正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的辅攻方向。

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15连选点在大道旁的一处山冈密林里，准备着打仗。

在艰苦劳动中脱胎换骨

仗什么时候打我们无法预料，但黑龙江北部9月中旬即开始飘落的大雪，却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始料未及。为了过冬，我们必须加紧盖房。于是连队全力以赴，赶盖宿舍。

盖房三件宝：砖坯、木料和茅草。为备这些料，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开始了大劳动量的工作。

脱坯和泥是最累的活。一般说来，男知青的任务是和泥和运泥。和泥要先备土然后将铡成一段段的茅草揉进泥里，用三齿耙子反复搅拌，最终形成可以脱坯的好泥。

说实在话，十五六岁的我们，还真没有那么大力气一下把泥和好拌好。但力气有限，面子却不能丢。泥和不动也要拼命。有时早上泥水已经结了冰，为便利干活，我们要光脚跳进泥坑。

干到日头偏中，气温高起来时，牛虻又开始来扰。被牛虻叮咬的地方，剧痛奇痒，所以只要牛虻往身上一落（气温高时我们都是脱光膀子干活），别人哪怕是手里正抓着泥，你也得忍受同伴扇过来的泥巴掌。

在大伙看来，你身上留下的泥手印，实实在在表现了劳动的光荣。有一次，为同天津知青比试抬泥，我的一个同学身材瘦弱，硬撑着走在前面，结果由于泥太重，他一个趔趄栽进泥坑，成了泥人。

伐木和抬木头，也是重体力活。我初次进山，才为森林的庞大、深远和幽暗所震慑。头上看不见天，地上是腐殖土，点点光线透过林木的间隙，撒在松软的地上，让人想起了童话世界。

但干活决非童话。伐木使用的大锯，半人来高。两人要配合默契，才能按上下（有时是三面）锯口将大树顺山势放倒。如果操作不当，往往会夹锯，也就是锯因树木重心的偏移而被挤住。如果夹锯，就必须往锯口里打楔子，才能把锯拽出。

抡大斧抬木头都是学问

抡大斧也有学问。斧子抡起来要把劲运到刃上，一下两下，茬口要小而切进，讲究的是不能把树皮削去过多。先在树的一面砍出茬口，然后再在另一面稍稍上方处砍进，树的倒向就控制住了。

我第一次使大斧，先是捋胳膊挽袖子，学别人的样子，往手心啐口唾沫，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没想到，出师未捷衣先毁。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斧子把挂在旁边树上新发的军棉袄砍了个正着。

棉袄袖子顿时断了半截，雪白的棉花一下从断口中涌了出来。我瞪着那半截袖子，就差哭出了声。刚满15岁的我，离家不到半月，就把过冬的棉袄砍坏了。我伤心的是，谁来为我缝上这半截袖子？

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伐木时事故出了不少。作为新手，我们有的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有的把斧头抡飞出去，差点开了别人的脑瓢，还听说有个别同学，不幸被砍倒的大树砸到或被崩起枝头击中，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

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退却。到后来，我们个个成了伐木和砍树高手。大锯被我们“伐”（即用锉刀磨锯齿使其锐利）得锃亮飞快，斧子也在手里耍得飕飕带风，岔口砍得又低又齐。

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是抬木头。在北大荒，伐倒的大树在截去树头清理了枝杈后，被称作“楗子”或“楞”。把伐倒的“楗子”堆放起来，行话叫“归楞”。“归楞”不仅是技术活，更是大劳动量的力气活。

通常，“楗子”的大小，是由小头的直径和长度决定的。小头直径乘以6米、8米或10米规格的长度，得到的就是这根“楗子”的体积。我抬过的最大单棵木材，是根整整一立米的“楗子”。如果是红松，其重量可能将近一吨。

北大荒的“归楞”工具，叫“葫芦头”。这是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木杠。它被木匠刮得光滑无比，两个细头非常尖，为的是让“归楞”者把小手指勾在尖上。两个“葫芦头”四个人一组叫一副杠。每副杠以绳索和横杠连接“扒钩”。“扒钩”是铁制的。它通过恰到好处的弧度，将钩尖“咬”住木材。向上的力越大，抓得越牢。这就是为什么抬杠通常要哈腰起身猛使劲的道理。

我和同伴在城里长大，一般比较瘦弱，再加上年龄的原因，对抗巨大的“楞”，的确是力不从心。但北大荒的粗犷和野性，从来不会怜惜弱者，只有勇敢大气的人，才能得到认可和赞许。

抬木头，规矩很大。只要你上了杠，就别想装孬，除非你认栽不敢接杠待在一边。一旦上了杠，无论多重的木头，也不能弯腰就合，必须咬牙挺直腰往前走。这是因为，你窝着身子晃晃悠悠，别人不仅迈不开步，而且还可能被扭伤，整个“楗子”根本走不了。

此外，抬木头的诀窍，是讲究4副杠即16个人抬不起来，就减为3副杠12个人；而如果再抬不动，就再减一副，由8个人抬。

这种遇重反而减人的办法，有着深刻的哲理：人越少，力越精，步调越容易统一。8个精壮汉子，胜过16个乌合之众。在以团体为单位的力量比拼中，往往是精干的队伍比臃肿的队伍更胜一筹，各行无不如此。

最大变化是饭量大得惊人

我和我的同伴们先后上了杠，并且腰杆越挺越直，成了连里“归楞”的主力。过去在电影《锦上添花》里看到抬木头，是和着好听的号子。现在我们也开始大声地喊号子。号子的功能是指挥节奏。当抬杠的人按号子迈步前进时，节奏使“楗子”在步履中“悠”了起来，一步一悠，行走变得非常顺当，肩头也就不那么死重了。

号子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侃、讥笑甚至谩骂走不好的人。比如，领号的人一边唱一边编词，说“某某杠某某人不使劲呀，想偷懒呀；某某杠的谁谁谁呀，尽装熊呀”，等等，当然还有更难听的骂人话。然而，当你认识了北大荒、亲近了北大荒之后，这些调侃和骂声，就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上杠的人被“熊”过骂过，也骂过“熊”过别人。没有了劳动号子，伐木的生命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熬过了最难的关口，你就有了自信。当巨大的“楞”被抬起、码好，别人在旁边听着你嬉笑怒骂的号子，你常会有种“英雄”似的陶醉。

仅仅一个月，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显现在改变的肤色和强壮的力量上，更构成于我们自我成长的精神里。我们不再娇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

女同学们不再有哭声。她们把辫子盘在军帽里，与男同学干几乎一样的活——脱坯、打草、盖房。而男同学同老知青已经没有了区别，几乎所有的活路都撑了起来。虽然我们还不能样样都成主力，但连队的重活、累活已经少不了我们。

我记得，我自己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饭量大得惊人。原本在北京一块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国庆会餐时，竟就着肥猪肉炖粉条子，吃掉六个二两多重的大馒头。有幸的是，我那断了半截袖子的棉袄，也被一位哈尔滨女知青修补好了。这滴水之恩，长久留在我心里。我一直怀念这位好心的大姐。

我们曾偷了连里的伙房

转眼到了1970年春天。这是我们到北大荒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这个春天特别漫长，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青黄不接。由于战备的原因，我们连第一年完全没有种地打粮。其实，在山林里也无地可种。

开春，我们曾尝试着把坡上的树砍光，在生荒草地上开垦土地。但是，亿万年渺无人烟的草地，草皮牢牢缠结在一起，东方红75拖拉机拖着大犁，只能在它们的表皮上划一道缝。后来，我们强行用播种机把麦种撒在未翻好的草地里，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

我记得，当年规定麦种每亩30斤，而麦收下来，我们每亩地的收成，却只有28斤。这个颇为吊诡的收成，让我们15连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我们也很委屈。全连知青一个春天都在苦干，砍树、烧荒、犁田，几乎没有休息。无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们彻底失败了。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挨饿。

1970年，团里粮食调拨发生了困难，记得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粮。这对我们早已撑大的肚皮，简直不够垫底。

连里规定，早餐每人一个二两的烤饼，中午两个，晚上一个。因干活在野外，必须带干粮，所以中午的两个是带在身上的。可往往我们还没出营门，中午的两个饼子，已经被吃个精光。至于中午如何对付，根本顾不上了。

大多时候，我们是以喝“塔头沟”里的水来对付中午的饥肠的。实在顶不住了，就躺在草地上昏睡挨到收工。记得当时还发生过一位上海知青被饿昏的事情。

饥饿效应颇为可怕。我们偷吃过马料豆，也“搬”过整张的豆饼到宿舍。最后有一次，我们曾集体行动，偷了连里的伙房。说实在话，这有些缺德。偷了伙房，也就等于占有了别人的口粮。

那一次，连长真的动了气。我们被命令紧急集合，然后由其他排的知青搜我们的被窝（偷来的饼子只能藏在被窝里），结果人赃俱获。我们不但挨了严厉批评，也在全连知青面前丢了脸。

全连战友吃了一次“老鼠羹”

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春天，还有一件事情可记，就是全连战友不情愿地集体吃了一次“老鼠羹”。

连里伙房本是一块禁地。为第二天不误工，炊事班都是晚上把烤饼码在笼屉里，然后把大锅挑满水。每天大约四点多钟，值班的炊事员点着火，把水烧开，放进调好的面糊，等开了锅，疙瘩汤就算熬成，可以吹哨开饭了。

这一天，我们饥肠辘辘等着哨声，左等不响，右等没音，早已怒气难耐，把饭盆敲得山响了。终于，哨声起了，我们各班蜂拥奔向伙房，你争我抢，总算钵满盆平地把疙瘩汤端了回来，接着就是一片铿锵带响的吸唆声。后来，集合，出工，一天无事。

下工路上，大家同往常一样，哼着自编的小调：“早上的汤，迎朝阳；晚上的汤，暖洋洋……”没有谁当时动了心眼，怀疑早饭那颇为反常的晚点。东北有句嗑，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就是这样一帮“火力壮”的傻小子。

原来，那天清晨炊事员照章办事，水烧开了就往锅里下面糊。由于天还黑，加上炊事员近视，根本没看见锅里还有东西。等到疙瘩汤烧好，烤饼也蒸热了，就准备开饭的时候，炊事班长发现不对，锅里有团黑乎乎的玩意。

拿舀子一捞，竟是一只被煮散了架的大耗子。这下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后来分析，可能是这只大老鼠也饿傻了眼，不顾一切地钻进我们的笼屉，而笼屉年久失修，中间有个竹条断了，大耗子还没捞到烤饼吃，就稀里糊涂掉进锅里。而一旦掉进大锅，四壁陡斜，它是不可能逃出来的。

等我们忠于职守却近视眼的炊事员，把大火烧将起来时，大耗子也立刻被煮得滚熟。它和着面疙瘩，变成一锅肉羹。这个突发变故，在炊事班面前形成了两难抉择：把疙瘩汤倒了吧，在极度缺粮的当口，简直不可想象；可要不倒，大家就得集体吃这顿“老鼠羹”了。

这时，连长被请到伙房。他运筹帷幄，做出一个庄重决策：把耗子的骨架和毛皮捞出去，吹哨开饭！连长极为严肃地对在场的炊事员们说，谁要透露出去，我就给谁处分！于是，嗷嗷待哺的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喝了一锅“老鼠羹”。

这故事是几天后一个在炊事班的密友透露给我的。他让我指天发誓，决不泄漏秘密。保密我是做到了，可自从品尝了这锅“老鼠羹”，我再看到任何疙瘩汤，都犯眼晕的毛病。

直到今天，疙瘩汤始终是我的禁忌。可我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伙伴们，依然个个乐观。他们仍旧唱着“暖洋洋”的歌谣，盼着每天早上那盆例行的疙瘩汤。很多年后，我把这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算是对“老鼠羹”事件的解密。

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讲到他在云南建设兵团下乡时，带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他说：“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他的这本《变形记》，后来终于找不见了。

王小波说，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王小波是我中国人民大学78级同学。对他的这个感受，我非常认同。

书代表着知识和智慧，而处在我们年龄段的下乡知青，本就缺少学识，更应多读书和勤思考。特别是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小学刚刚上完，几乎等于半个文盲，更缺知识的补养。可这个问题，也要从不同角度去看。人们需要读书求知，可要有条件。如果条件过于严苛，读书就会变成无法应对的挑战。

我承认，我和我的伙伴们是群“营养不良”的孩子。在建设兵团生活了八九年，的确没有多少人成为手不释卷的学习者，这似乎是我们六九届的一种宿命。

我们难以坚持读书，至少有如下几样困难。首先，我们连队没电，到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照明，这几乎断绝了下工后读书的可能；其次，高强度的劳动使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往往熬到晚八点“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这一集体收听的“节目”后，已经抬不起眼皮了。

更重要的是，读书必须有充分理由来支撑，否则，拿什么来说服你自己，去挑战困倦翻开书本呢？客观讲，我和我的伙伴们，孩子气远多过书生气，太缺乏读书的自觉性与思想基础了。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本能的选项，首先是填饱肚子，然后才是翻书本。而如果我们有所谓思维，那第一位的也必定是想家。

在梦中，我们会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会啃起那些久违的熏鸡和烤鸭。对我和我的伙伴们说来，北大荒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它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与生存，而不是一个理性王国。

周围有一个读书的小氛围

所以，在艰苦条件下读书并能有“像样”思维的人，在我们六九届即使有也是另类。有幸的是，我却姑且可以算作这另类中的一员。说不上为什么我会成为有点思维乐趣的人。这其中，可能是受家庭影响大一些。也可能，是凑巧我周围有那么一个读书的小氛围。

我的几个伙伴，志同道合，虽然都是六九届，但骨子里却总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其实，当时我们的认识相当肤浅，充其量也就是知识多一点，可以在一大帮“傻小子”面前，有显摆的资本。那时，我们都在口头上作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承诺，因此，读书也决不存在“形而上”的功利，例如想以此上大学等等。

就是凭着近乎“顽劣”的意识催动，我们在既没电又工作劳累的情况下找到了读书的理由。我记得，当时每月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几个伙伴相约着走二十多里路，到孙吴街上买蜡烛。蜡烛每捆10根，我们至少一次买两捆，这样大致可用一月。

但书是个神奇的东西。只要你翻开它，它就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你。我自己“像样”思维的产生，是从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苏联科学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开始的。这两部书，可以称为我的终生启蒙。

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以拙朴文字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所谓笔记，其实就是抄书，把我认为精彩的论断大段地抄下来。有一次，屋里很冷，我戴着新买的羊绒皮帽伏在炕沿看书。一会，同屋的知青大叫，快看看，什么东西烧煳了！我一抬头，才发现是我的皮帽子被蜡烛燎了。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被燎成了光板。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刚好是大学的两门社会科学基础课。无疑，当年以我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读这样的大书，理解起来的确十分困难。

但很快，我就从阅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找到了兴趣：“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形态，“相对真理无限逼近绝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即绝对真理”等理论和论断，使我眼界大开。

我似乎进入了一个思想和道理的王国，这些思想和道理，把我引入一座美丽的殿堂，那里漂浮着世界观、方法论、时间、空间和逻辑，每一个概念和范畴，都像一朵祥云。

而由苏联科学家们编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充斥着计划经济的教条，但那些对我说来完全新鲜的概念，如“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与运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等等，让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元素和生产目的，确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两本启蒙书，引导我走向社会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本书甚至埋下了我1978年高考的种子。

懂得了读书做人的道理

我身边的几位读书伙伴，也在阅读各自所能找到的经典著作。他们有的啃起了《资本论》，那是像大砖头一样厚的书；有的则被文学著作吸引，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

还有的人，过去就对科技读物感兴趣，比如半导体什么的。他们看的东西，大约是物理课本和《无线电》杂志。当时，我们倒没有感到书籍的匮乏。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阅读量小而慢的缘故。每啃一本大书，都要花很长时间。当然，我们所有的阅读时间，都在别人鼾声大作之后。

现在想起来，我们几个爱读书的人，不约而同都染上一个坏毛病，就是渐渐地自视清高。浅尝辄止地读了几本书，就看不起别人，自以为比别人懂得多、有学问。

这种毛病普遍地遭到了同学们的强烈谴责。清高和傲慢，让我们付出了不轻的代价，那就是被同伴鄙视，从而在情感上与他们隔膜起来。清高和骄傲，也使我们疏远了组织，无法在政治上取得进步。

我很晚才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就是因为大家说我傲慢，必须长期考验。40年后，对那种尴尬，我记忆犹新。当然，也正是这些挫折，使我懂得了读书做人的道理。

其实在读书过程中，我也看了一些“乱七八糟”（不系统）的书。比如讲诗歌的书（何其芳著，现在已忘记名字），讲艺术形象的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姚文元写的《论古典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形象》。这是一本讲艺术美学的书。我到今天也承认，书写得很精彩）。当然还有所谓“四大名著”等等。

记得有一次，在伙伴那里看到了《西行漫记》。我执意要借，他说只许看一个晚上。于是，我整整读了一个通宵，按时把这本名著还给了他。不知道这漏夜苦读，是否与后来我误跌误撞走进历史研究行当有关？不管怎么说，斯诺所记录的那些红色传奇，非常强烈地吸引了我。

读书之余，我也曾蠢蠢欲动，试图结合生活，来点创作。我把所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偷偷寄给了《兵团战士报》。小说的名字现在早已忘记，但内容肯定同我们伙伴在连队的生活有关。投稿终以石沉大海而宣告失败。从此我认识到，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

我们进入了恋爱季节

不知不觉间，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北大荒已生活了四五年。时间改变着物，更改变着人。当“准备打仗”已成旧谈，而生活变得日渐枯燥时，我们进入了恋爱季节。

开始，爱在个别同学中萌动，行为都极为隐秘。后来，像传染病一样，终于在伙伴中蔓延开来。恋爱有的发生在同学之间，也有的在不同城市的知青间被建构起来。还有我的一些同伴，爱上了当地的“小芳”。

每当收工后，男男女女们就迅疾打扮一番。在男知青宿舍，擦皮鞋和换干净衣服后悄然消失，是追逐另一半成功的讯号。虽然，连队没有整洁幽雅的小径，但美丽的白桦林和铺满鲜花的草甸子，却给情侣们提供了绝佳的恋爱场所。

正如所有恋爱故事一样，我的伙伴们同他们的另一半，也衍生出很多或悲壮或委婉的婚姻传奇。特别是爱上当地“小芳”的同学，在他们最终离开北大荒时，都面对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抉择：是一同走回城市还是生离死别。

选择了前者的，必定要遇到很多在当时无法解决的生活难题，例如妻子无法落上城市户口和无法找到工作（也包括城市家庭能否接受农村姑娘这样的难题）。而选择了后者的，则一定在心灵上留下不可愈合的伤疤。

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

我最要好的同学许君，可以说把自己的爱情演绎到了悲壮。许君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许过愿的事他决不反悔；路见不平的他绝对会出以援手。他打架手黑也是出了名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性格和豪气，使他赢得了暗中的倾慕。

在当炊事班长时，他手下一位出生在当地的女孩，向他袒露了自己的爱。女孩家长极力反对这个恋爱，一是怕许君脾气暴躁，动手伤人；二是因许君是北京知青，将来必定返城。

为此，女孩的父亲曾带刀到炊事班找许君摊牌，被许君打了回去；有一次，全连正在开会，女孩的母亲当众撒泼打滚，威胁女孩必须与许君了断恋爱关系。仗义的女孩不为所动，坚决地跟着许君。这让义气至上的许君大为感动。他发了死誓，这辈子决不抛弃女孩。

1978年，北大荒知青开始大量返城。许君家里也给他办好了回京手续。在许君去师部盖章的前一天，他来到了女孩家。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大惊失色，以为许君要来生事。

许君坦然对两位老人说，我就要回北京了，这一去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今天我把事定下来，在我盖返城章之前，先和你女儿办结婚手续。结婚手续一天办不下来，我就一天不去盖返城章，说到地老天荒，我也要带她一起走。

老两口被许君的仗义深深感动，终于答应把女儿许配给许君。后来，许君带着爱人回了北京，很长时间里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养着妻子——一个北大荒的“小芳”。

许君回京不久，来我家原原本本地将他的恋爱故事讲给了我。这凄婉而决绝的故事，令我感动不已。我衷心祝愿他们夫妻俩，能和和美美、顺顺利利地在北京生活，并解决妻子的工作和户口问题。

以后，很多年我没有再听到许君和妻子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许君的弟弟碰见我，说哥嫂都已退休，在另外的单位返聘。嫂子的户口早已解决，他们的孩子也早大学毕业了，有了很好的工作。听了这些，我释然：人要仗义，上天都会善待他。

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歌

我于1974年“困退”回到北京。过了三四年，我的同伴们开始大批返城。他们带着疲惫，带着伤痛，也带着失落回到家园。他们大多数分配到了基层单位，有的是售货员，有的在街道工厂。大约在2000年前后，他们大多退了休，靠养老金维持生活。

40年前一同前往北大荒的我的同伴们，如今再没了幼稚。他们饱经了风雨，磨炼了意志。他们为建设北大荒出了力、流了汗，也留过血。在我看来，他们平凡得几乎没有人能记起，但却是大江大流里不能缺少的颗颗水滴；他们虽没有显赫身世，但却是为自己命运拼搏而无怨无悔的人。

有人把知青分作两类人。一类是将自己的经历当作乳汁不断吸吮的人；一类是把成长当作伤痛不断呻吟的人。那我的伙伴们属于哪一种呢？以我的体验，他们哪一种都不是。他们就是朴实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朴实的人。

上面提到的我的那篇《吃老鼠》的短文发表后，许多多年未见甚至完全失去联系的下乡伙伴们辗转打来电话，询问作者是不是我，故事是不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次难忘的聚会。

出现在面前的儿时伙伴们，大多两鬓已染了霜色。大家谈得最多的，是30年前离别北京时妈妈眼中的泪花；是冒零下40度的严寒放炮开渠；是身上长了虱子、衣被破了不会缝补的尴尬。果然，对于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们的磨难，他们没有怨恨。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一个际遇，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歌。

我确实没有听到戚戚艾艾。大家平静地面对生活，默默作着奉献。即使已经下岗的人，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会在改革中不断提升。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连儿女也不理解，但大家只怀着那颗“平常心”，去瞻望未来。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著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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