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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

2017-05-21 吴昊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吴昊(1934-2014),原名吴元富,北京昌平人。1955年人民大学新闻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1957年被打为“右派”,平反后曾任人民日报社国内政治部主任、总编室主任,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等职。知名杂文家。


本文作者吴昊。



        2009919日,林希翎客死异国他乡。她是55万右派分子(官方数字)中六个没有被改正者之一。

 

        林希翎用她悲凉、超俗、智慧和屈辱的一生,为那个小得可怜的右派分子分母做了最后的贡献;中国只要有一个右派,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99.999%的右派改正了,只要还有0.001%不改正,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只是扩大化问题。这就是逻辑,某些人至今仍在坚守的逻辑。正确者永远正确,有理者永远有理。

 

        历史就是如此。那些遵命书写历史和党史的人,他们永远都会理直气壮地、问心无愧地按此逻辑书写历史和党史。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这一金科玉律,似乎永远变不了。林希翎—­—这个当年22岁的女大学生,用毛泽东的话说,她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林希翎小我一岁,她1954年、我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她是法律系学生,我是新闻系学生。我们都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我俩不认识,不联系,不接触,但我的被划右派却与她有关系。


林希翎。


        整党之初,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次整党,是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我写大字报是想探讨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大字报的标题是贵族化产生官僚化,我认为物质生活脱离群众,就要产生官僚主义;文中也有为农民说话处:合作化太快了,统购统销太死了,老百姓吃不饱。

 

        大字报写好后,我没有往外贴,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能自由主义。可好,我们系里的学生会主席王佩今和我同室,我对他说,我写好了,交给组织上吧。他说。放那儿吧。过了十几天,王佩今对我说:你自己贴吧,人家都是自己贴的。这样,我才把大字报贴了出去。

 

        巧得很,上午贴出去,中午就是一场暴风雨,把我的大字报吹没了,很少有人看过。党支部开会讨论我的问题,同志们都说我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来,突然有一天,系里开大会,一个同学举着一份油印的材料上台说:我们系有个吴元富(我的本名),是个漏网大右派,他的大字报登在了林希翎办的《广场》上。


 文艺兵时期的林希翎。


        从那以后,我的问题性质就升格了,成了敌我矛盾了。于是大字报、漫画都来了,连续的大会批,小会斗,直到我低头认罪为止。我的大字报为什么到了林希翎手里呢?原来我们系有个叫韩洪棣的同学,他是林希翎的铁杆,是他把我的大字报抄录给林希翎的;若是没有韩洪棣林希翎,我还真的有可能成为漏网右派。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巧合。

 

        林希翎鸣放最初是在北大广场。人大和北大相距不远,她是晚饭后散步到北大,见到广场辩论,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的。稍后,她在人大的发言和对她的辩论,全校举行了好几次大会,地点都是在海运仓礼堂;人大校舍当时有三处:西郊、铁一号、海运仓,我们新闻系在海运仓,所以这些大会我都参加了。

 

        当时我觉得,林的发言,言语犀利,尖酸刻薄,情绪偏激,但她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中央正在倡导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见解、有思想、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林希翎第一次发言后,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分成了支持她的和反对她的两派,支持的占多数。第一次辩论会报名发言的比例是268,支持26,反对8。发言的顺序是一对一,讲一个支持的,再讲一个反对的。


 批判林希翎的文章。


        会议由学生会主持,主持人一再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以理服人,但因发言者情绪激动,双方都有不那么冷静,出现了挥舞拳头、高声吼叫的情况。作为学生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能组织那样的大会,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

 

        开始两次是自由辩论,但后来就不同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社论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引蛇出洞的部署已经完成,可以明显感到,事情的性质真的起了变化。学生们傻乎乎的,不知道。后几次开会的时候,礼堂后面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并架起了摄影机,也有人时不时的到前面去摄影,有人说礼堂后面的陌生面孔是中宣部的,也有人说是总政的,还有人说是国家安全部的。总之,没有了开始时候的活跃气氛,多了一些肃穆和阴森。发言者支持林希翎的由多数变少数,由少数变个别,林希翎则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她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已经来临。

 

      林希翎当时的发言,不仅被后来的历史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认为她讲的有道理,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她。作为一个年轻人,能有那样的思想,那样的胆识,那样的表达能力,应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林希翎与儿子。


        林希翎的右派结论我没有看过,但在2012年第三期《炎黄春秋》胡治安的文章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一文中,看到了人民大学党委22年后的复查结论。复查结论依然认为林希翎是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

 

        当年,我几次听林希翎发言,她对社会制度确有看法,有意见,但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人民大学在反右期间曾出版过一本该校的《右派言论集》(后收回),当年林希翎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问题,斯大林问题只是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林希翎与家人。


        她的这种思想,是出于期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实,就是到了今天,谁又能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了?是纯粹的社会之义了?社会主义还在探索,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在受着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影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封建社会的阴影,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个完善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正是我们党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我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林希翎当年的思想,只能说明她是那个时代的超人,她抓住了克服三害的本质。林希翎说的社会制度,并非泛指,她说:“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产生三害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制度不好,不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为了帮助党整风,她还具体讲了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官僚机构等问题,林希翎的发言,半点看不出她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她的心是透亮的、洁净的、火辣辣的,她爱我们的国家,也爱给她知识、使她成长的中国人民大学。

 

        很遗憾,人民大学党委反右的时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把林希翎定为极右分子。22年后,在做复查结论的时候,他们仍然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不给林希翎改正。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有些人就是不变。


 1970年代末林希翎在北京。


        此外,林希翎还对胡风问题、肃反问题、民主问题等发表了看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历史证明她是对的。和她有类似观点、发表类似言论的右派都得到改正了,就是不给她改正,就是叫她抱恨终生,就是叫她死不瞑目,这对当年一个22岁女大学生,公道吗?正常吗?可思议吗?

 

        事实让人承认,中国的老左确实厉害;他们即使不能左右全局了,但在个别地方,他们还是老大,还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些老左很会装孙子,常常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他们也是这样那样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害人虫,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卡着林希翎,至死不变就是证明。

 

        林希翎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儿子在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冰箱里只有两个鸡蛋、三个西红柿。在国外,她扫过大街,端过盘子,但没有背叛过她的祖国。在国内,她蹲了15年监狱。1957年,我离开学校时,她没有离开,留校做反面教员。当这个教员的滋味,可想而知。她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

 

        前些时,她的亲属把她的部分遗骸迎葬了她的故土,在她的墓誌铭上有这样的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原来她的痛苦,是因为她的智慧!就这一点来说,她是死得很明白的。

 

 1970年代末林希翎在北京。


        回想当年,我在听林希翎发言的时候,就觉得她偏激,得理不让人。比如,她说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尽管她解释说有一部分帨化分子,我说他们是混蛋。但仍然激怒了台下的一些党团员。比如,她听说有人要查她的历史,她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母亲带着我乞讨,我是在乞讨的路上参军的,当时我们母子俩的财产只有雨伞一把,你们查吧,屁都查不到!听了,让人感到刺耳。

 

        林希翎过激的情绪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一方面和她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外界环境对她的影响和刺激有关。举两件事情:

 

        第一件:林希翎本名程海果,为什么改成了林希翎呢?她是取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所以叫了林希翎。为什么要取这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呢?原来此前开展的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林默涵、李希凡、蓝翎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林希翎这样做,是符合她的性格的。

 

        那时,林希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有独立见解,加之她是年轻的女大学生,按现在说就是美女作家,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吴玉章校长还特批了一间房子,供她写作。


 

        林希翎因此有机会接触了一些社会名流,如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张光年、侯镜如、邓拓、张黎群等,她说吴玉章、胡耀邦是她的后台,她比较傲气,好夸夸其谈,生活上也有些不够检点。学生没钱,她说她常和这些大人物要钱花,并说有时掏他们的口袋。

 

        19566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批评她的文章,题目是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是非常尖刻的,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文章还配发了漫画,漫画的标题是加冕,一个年轻的女人用双手把青年作家的桂冠举在头顶上,面目十分可憎。

 

        文中用了这样语言:灵魂深处长着脓疮”“吹嘘和欺骗”“东抄西节的拼凑了一篇草稿”“剽窃”“小小的欺骗”“更为肮脏的手法”“冒充”“毛孔眼儿里都冒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铜臭味”“七拼八凑、东抄西录,集烦琐、庸俗和错误的大成的东西,文章的内容几乎都是片面的、不真实的、没有核对过的。

 

        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这样对待年轻人不妥,无益。可好在院子里碰到了系主任安岗同志,我向他说了我的意见。安岗同志说,你可以给《中国青年报》写个意见,后来我真的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封信,但没回音。再后来,再听说胡耀邦同志批评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为了挽回影响,请林希翎以该报特派记者身分到大西北采访。

 

林希翎与友人在巴黎。


        这件事情尽管有关方面在事后进行了补救,但在林希翎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一个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女孩子,被人说成是这样污秽,这样丑陋,这样无耻,这样不可救药,而且是在《中国青年报》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大报上公开发表,她在心灵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后来做了补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事实和教训的编辑部文章,作了检讨,但林希翎的情绪仍然不能平静,就像一个无辜的人被人打了黑枪,伤痛是永远的。

 

        第二件:林希翎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不知法律系的党团组织出于什么考虑,自从林希翎在北大发言以后,她的活动,系里总会派人跟着她。她说: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人大已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宣布我是反革命,晚上到公园都有人监视我。

 

        林希翎不管参加什么会,法律系都派两个人跟在她后面,在她讲话之后,跟着她的那个女人就会走到前台说:程海果(即林希翎)同学的讲话,不代表我们系的观点,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负责。每次皆如此。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对这种做法,都会感到反感的,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总有人在后面跟着呢?难道这不是一种耻辱吗?


 

        有一次她在会上说:对于我,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安全的,我身后有尾巴跟着,他们就像特务一样,我的行踪,他们比你们清楚。接着她会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被林希翎称为尾巴的那两个人,我至今还记得,特别是那个女的,穿白上衣,黑裙子,一副木雕脸,没有表情,似乎不会笑,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是她走到前台,像留声机一样重复那几句话。我当时就很想不通,这两个人代表谁?行使的是什么使命?

 

        到了六月中旬,各教研室、各系的右派不断被挖出,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每天就像丟了魂似的,四处申冤,我找过系领导,找过校党委,也找过北京市高校党委,都没用。

 

        613日,党支部通知我到铁一号开会,我一头雾水,不知开什么会。到那儿以后才知道,是批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讲师章奇顺,章教过我的课,我对他印象尚好。林希翎也去了,当然还是那两个尾巴跟着。林希翎和章奇顺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章奇顺在课堂上讲过铁托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对人的关怀,他例举中国的人民公社让女社员把奶水喂猪崽,说这是不人道的。林希翎同意章的说法,于是俩个人成了臭味相投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林希翎走上台,那一天,她穿了一身洗得快成白色的旧军装,两个小辫系了两根白布条,她非常悲戚地说:今天是林希翎事件一周年,我心里很难过。去年的今天,他们在人格上搞垮我,说我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今天她们又在政治上打倒我,说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说的都是鬼话,我热爱党,热爱我们的国家,历史会证明,我林希翎是无辜的。她谈了她的一些观点、看法、意见,经过这些天的辩论、批斗,她一点都没有变,对于章奇顺,她一句话也没说。

 

        她说完以后,跟着她的那个像幽灵一样的女人照例走上台,照例说:程海果(即林希翎)同学的讲话,不代表我们系的观点,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负责。林希翎依然是不屑地看着他们一眼,依然回报了一声轻蔑的冷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林希翎,以后,听说她在宿舍里(她住的是单间——吴玉章批的)总是脱得光光的,同学中传说她是流氓,其实她是在反抗,每天都有人骚扰她,揪她,斗她,不厌其烦,她才脱得一丝不挂,把那些人拒之门外。再以后,听说她被判刑了,住监狱了,再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胡耀邦说林希翎是最勇敢最有才华的青年,林希翎在纪念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时,为耀邦题八无八有


 

        无私无欲   无怨无悔   

        无辜无奈   无仇无敌

        有心有肺   有情有义   

        有肩有骨   有胆有识

 

        有人说林希翎是在写她自己。

 

        2012,5,1 


 

附: 

“第一学生右派”

林希翎归葬记


2010年11月26日 南都周刊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圆号、军鼓组成的乡村乐队,吹打着丧歌。紧随其后的殡葬队伍中,六位老翁肃穆得让人侧目,他们挺胸直背,却步态僵硬。他们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银发被风吹起。

 

病榻上的林希翎。


  这些老人要送别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偶像和难友——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为送这最后一程,前夜,他们从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赶到温岭市箬横镇。这些曾经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七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有人甚至憋湿了裤子。

 

  没有哀号,没有焚香,在地处浙东的温岭市——这个讲究丧葬排场的地方,这样的丧礼可算得上简朴而少见。

 

  温岭箬横镇,紧邻着山灵水秀的雁荡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顽石历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师布道说。安葬于此的林希翎,确如顽石一般,她是中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右派

 

  这一天,是2010119日,距离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余。

 

        2009921日,林希翎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74岁。头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据林的遗愿,由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葬礼执行人朱毅操办,安葬于中国。但是,这份骨灰却转徙于故土,难得其所。

 

  一年之后,在多方努力下,从法国归来的林希翎长子楼信达,终于亲手将母亲骨灰安放于故乡的墓室。

 

  离开中国26年,林希翎终于与故土的青山融为一体。尽管对于这片土地,她曾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林希翎归骨故乡温岭。


家人的惊惶

 

  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5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


 

民主民主,

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1984年,楼信达随母亲离开中国时,只有七岁。现在,他是法国一名金融软件工程师,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对这个不善治家务又整天埋在报纸资料堆里的母亲,楼信达甚至觉得不熟

 

        “母亲生前,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去,直到她死后,才开始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信达听了母亲旧友的忆述,方始追悔。

 

  奚纹,是林希翎当年的狱友,同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监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中,事先安插的积极分子轮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但一个接一个被林驳倒。主持人无计可施,只得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在声势上压过她。仿佛让我重温了她在北大千人大会上辩论的情境。当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纹回忆说。

 

  当时北大千人大会也在场的钱理群,记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讲话后,有人为她鼓掌,求她签名,也不乏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林希翎的演讲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系之争推向了白热化。在《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一文中,钱理群写道:因为当时年龄尚小,她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但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

 

  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朱毅,曾牵头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为林昭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林希翎是反右运动中一个绕不过的风暴眼

 

  朱毅采访北大学生张元勋,张说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讲坛的风姿,就学起她的声调和语气,俨然被林希翎当年的气场所征服;之后,从林昭的恋人甘粹那里,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夺走了话筒和稿纸后,甘粹嘴里还不住重复林希翎的话: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归葬北京

 

  在林希翎过世的当天,朱毅还和她通了电话。与身在北京的朱毅联络,几乎成了林希翎最后一年的日常活动。

 

  朱毅习惯称呼林希翎为大姐2009921日晚1125(北京时间),巴黎正是晚饭时间,朱毅就如常给林希翎挂了个电话。大姐打电话,总是让我放下电话,她回电。她说,你没有钱。而她自己的生活来源,仅仅是法国政府发放的500欧元救济金。每个月打打电话就花去400欧元。朱毅说。

 

  但是那天,林希翎却抓着电话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说。电话那头沉重的喘息,分明听出日渐严重的肺疾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忧虑:儿子工作的落实,找钱理群写悼词,还有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朱毅觉察到不对,但那头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只能艰难地捕捉到统一……普世……两岸几个字眼。随后,任朱毅在北京的电话前疾呼大姐,大姐,电话那头,却再无人回应。


  第二天早晨八点零五分,朱毅接到楼信达电话,获知林希翎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楼信达检点母亲的遗物,打开她身处巴黎九十四区公寓的冰箱,只有两个蛋和三个西红柿。


 

        “‘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是什么意思?朱毅当时没有回过味来,直到之后在杂志上看到原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王前说,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归葬北京。

 

  在林昭铜像前举行迎林希翎骨灰仪式的计划,在朱毅的脑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会,正是由他担任秘书长,主要为当年的北大难友筹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严正学家暂时安顿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虑到其中的压力,朱毅还是听从楼信达的建议,让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温岭老家入土为安。

 

  今年116日,朱毅接到楼信达飞抵国内的消息后,就让林希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书瑶知会了北大和人民大学。这一来惊动了北京的公安部门。他们没有理由来阻挠,但叮嘱千万要低调。朱毅说。

 

        “像林希翎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地方绝无先例可循。温岭市党校教师、温岭市宣传部原副部长穆毅飞说。这位天天出现在台州电视台评点新闻的当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会。温岭从属台州,台州式硬气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为世人所知。

 

  整个仪式进行得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不参与,二不干扰,三有所防范,就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归侨看待。穆毅飞这样解读当局的态度。葬礼当天,当地的统战部门无人出席,穆毅飞说,既然是普通归侨,政府官员就没有必要到场。


 

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

 

  这趟回国,楼信达很匆忙。他说,自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接收的5000欧元丧葬费,还来不及换成人民币,就揣进了行囊。

 

  楼信达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法国的家里,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吴仪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指点给人看。2002年朱镕基访法期间,她还作为旅法华人华侨的代表受到了接见,这是两个老右派穿越般的见面。

 

  近年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鲜为人闻。朱毅甚至认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楼信达眼里,这事的起因很单纯。因为母亲出访美国期间,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请她编写关于五七的历史书。收入有余裕,她甚至和温州商人合伙做起生意,但事后钱款被骗。没有工作的林希翎,为补贴家用,到处找中餐馆打工,扫大街的活也干过。

 

  但是,她从来不缺赚大钱的机会,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楼信达说早在1983年,台湾方面网罗林希翎,被她顶了回去。

 

        1999年,法国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无条件资助她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在经济上对她断供

 

        “她这个人有点,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也很少像她这样直来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说话的人。楼信达感触良深。


 

入土为安

 

  离开中国大陆整整26年,林希翎并未斩断和故土的联系。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临近平安大街的协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试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无八有: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时献上的挽联。在朱毅看来,这也正是大姐的自况。

 

  在太平山公墓的坟碑上,穆毅飞为林希翎选定的墓志铭,深得家属的认同。这是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楼信达说。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冷风扫过坟堆。六位五七难友一一抱过林希翎的遗像,若有所失。他们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龄的叶光庭,已经88岁,而年纪最小的叶孝刚,也已70岁。你们世人要归回,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牧师诵念着《圣经》,老人们则在风中战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一红一黑。事前,楼信达征求父亲楼洪钟(林希翎前夫)的意见。这位出身浙江农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因崇拜林希翎而与她结婚,如今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林希翎的旁边。

 

        “没有什么比在故乡入土为安更好了。朱毅对着林希翎的遗像,深鞠一躬。

 

        (文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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