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史丨何蓉蓉：母亲，我心中那盏不灭的灯
母亲姓尤名烈才，1914年4月，出生在四川省荣县龙潭镇一个叫蛤蟆冲的小山村。母亲人如其名，她既是一个才女，也是一个烈女。
生长在贫苦家庭的母亲，从小就特别倔强。听说离龙潭镇三、五里处有一所外国人兴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不收费，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宁愿挨饿，也要去读书。每天早晨她喝一碗稀饭就去上学。中午，有钱的同学吃从家里带来或送来的可口饭菜，她只能挨饿。
在同学中，论家境，母亲最穷；但论成绩，她却数第一。初中毕业后，母亲以初试、复试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有名的成都川西女中。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居然考取了省城的名校，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都夸她是一个难得的才女。母亲靠着老师的资助和勤工俭学，艰难地完成了学业。
母亲在成都川西女中。
1936年，母亲又考入了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按当时的说法，四川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是有可能做国民政府县长的。一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小丫头考上了省城的著名大学，在乡间乃至整个荣县城再次引起轰动。母亲脱颖而出，成了远近闻名的女秀才。
母亲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隆昌乡村师范、成都光华大学教书。父亲何其恺和母亲是在四川大学念书时认识的，他们在隆昌乡村师范结婚了。
1950年的秋天，父亲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国。毕业时，他有三种选择：（一）留在英国儿童心理学研究机构继续进行科研；（二）到台湾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三）回国。爱国的父亲婉拒了有关机构的邀请，毅然选择了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回国后，他被安排到北京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其实是进行政审）。政审合格后，他受聘于四川大学教育系，并兼任华西大学营养保育系副教授。四川大学桃林村是我和大妹小惠、大弟文安的出生地。我出生的时候，窗外芙蓉花正美丽绽放；我出生的城市又简称“蓉”，据此，父亲便为我取名“蓉蓉”。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们举家随父亲搬迁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母亲被安排到学院图书馆工作。西南师范学院的这片土地曾经是我童年的乐土，我和弟妹们曾经有个温馨幸福的家庭，渡过如梦幻般美丽的童年。
父亲的乡愁。(1950年春，留学英国的父亲再三嘱咐母亲拍张全家福邮给他，以解乡愁。后排左一系作者。）
刚到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家安置在“熊家院”里。晚饭后，院子里的孩子常常聚在一起玩藏猫猫，过城门洞或找朋友的游戏。假期里或周末，我们就去院子旁边的山坡上“打游击”。春天，山坡上长满了青青的麦苗，麦地里还间种了胡豆。我们埋伏在麦地里。一旦发现了“敌人”，就大叫一声“砰”！接着喊出对方的名字就算抓到了“俘虏”。我们还会躺在麦地里偷嫩胡豆吃。往往打完“游击”，每个人身旁都有一堆胡豆壳。
……
1955年，我家告别了“熊家院”，搬进了“合作村”的新楼房。搬进新居的都是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家门对门的邻居是美术系的教授刘一层伯伯，他画画常常让我给他当模特儿，我却不怎么喜欢当刘伯伯的模特儿，对于活泼好动的我来说，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姿势是一件很无趣的事。
刘伯伯的夫人池阿姨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幼儿教师，会弹扬琴也会拉手风琴，我的嗓子不错，很喜欢跟着琴声放声歌唱。不过，池阿姨更喜欢一些成人歌曲，常让我唱《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歌曲。
念小学时，我是一个很不懂事，贪玩好耍的调皮孩子。为了加强对我学习的督促和管理，父母决定让我每天放学后，到母亲工作的西师图书馆去做作业。每天做完作业，我可以在她的办公室里读书，或到阅览室去翻阅各种杂志。办公室内还有一间小屋子，小屋子的地上经常堆放着一大堆尚未编号的新书。我喜欢钻进小屋，在书堆里寻找适合我的儿童读物。然后，背靠书堆，坐在地板上津津有味地读书。
为了满足我的求知欲，母亲还经常带我去书库。学院的藏书太丰富了！简直就是座座书山，一片浩瀚的书海！我爬上特制的楼梯去寻找我喜欢的童话。《普希金童话诗》《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集》《王子和贫儿》《唐宋传奇》，还有许多民间故事，我都是这段时期阅读的。
进入小学高年级后，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又阅读了《卓雅和苏拉的故事》《古丽雅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等苏联卫国战争和我国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感动和激励着我，给了我丰富的精神营养，对我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1956年，我家又搬进了新建的教授楼“下合作村”。新房白墙红瓦，每幢楼前后都有盛开鲜花的小花园。这里不仅环境比“上合作村”漂亮，而且住房面积更大。我们家拥有了3间卧室（包括两户人中间的一间住房）一间书房，还带有贮藏室、卫生间。卫生间里安放了当时还十分稀有的抽水马桶。乔迁的家庭都欢天喜地！这样的居住环境让许多家庭羡慕不已，也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
安宁幸福的一家。（摄于1957年春，前排左起是作者母亲、小弟、父亲、小妹，后排左起是二妹、大弟和作者。）
更令我高兴的是许多朋友家都搬来了！可是，在这美居里的快乐、惬意的生活非常短暂。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我家的悲剧也开始上演了！
1957年的夏天。那天,我和往常一样放学后来到图书馆，准备到妈妈办公室去做作业。我边走边玩，只见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图书馆和办公大楼四周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连大路两旁都贴满了。原以为这些大字报跟我的生活是不沾边的，我和同学，东看看，西瞧瞧，看到一些讽刺的漫画，就哈哈大笑；看到被大字报揭批的熟人，就议论纷纷。其中董时光、“戴妖精”也是我们议论的对象。
我认识董时光是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家，喜欢给孩子照相。他给我照过好几张照片，至今珍藏。
纯真。（1956年西师大右派董时光伯伯为我拍摄。）
后来才知道，董时光是一个留美博士，因大量发表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于1955年强制驱除出境。回国后，安排在西南师范学院做教授。1957年，他在各大专院校做关于民主的公开演讲，又在公开场合给学院的某些领导提了言辞尖刻的意见，他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后来被遣送到峨边县沙坪农场，大饥荒时在劳改中辞世。
“戴妖精”也是留美的博士，西师音乐系教授。回国后，她仍然保留着一些国外的生活方式。她的卷发，她的旗袍，她的高跟鞋，她的呢子大衣，她目不斜视昂首挺胸的走路方式，在民众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下的1950年代，都显得鹤立鸡群，招人妒忌或反感。
而且，在当时的宣传和教育中，那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从进入小学就接受这种革命教育的我们，自然而然把她看成了一个怪物，常常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大声叫她“戴妖精”！
我们在大字报的海洋里闲游了一圈，跟同学分了手，我才来到图书馆大门口。奇怪，大门上了锁，阅览室也没有开放。只听见二楼会议室人声鼎沸，我只好在会议室下的花园边等候母亲。
突然，我听见会议室里有人在大声喊：“尤烈才，你这个右派分子！”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直接劈在了我的头上，脑子里“轰”地一声变得一片空白。猛地，心脏紧缩，浑身战栗，两腿发软，我跌坐在花园边，眼泪也在瞬间决堤。我怕有人看见我流泪，更怕碰见图书馆的那些人，我赶紧擦了擦泪水，步履沉重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家原本是宁静、安全的港湾，我本以为回到家就可以逃避在母亲办公室受到的打击，殊不知刚回到小楼前，一抬头，两幅巨大的标语迎面闯进我的眼帘，单元大门两旁赫然贴着：“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尤烈才！”“右派分子尤烈才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这标语让我心惊肉跳，我飞奔上楼，冲进家门，放声痛哭。弟弟妹妹也和我一样，我们就像突然遭遇到狂风暴雨袭击的一群小鸟，那样惊恐悲伤，是那样孤立无助，茫然不知所措。
妈妈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我们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
今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
前面还会有多少厄运和灾难在等着我们？我们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们清楚：我们家大祸临头了！天塌地陷了！
再见了，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
再见了温馨、安宁的家庭生活！
从此，阴霾笼罩，寒风呼啸，祸不单行！
当时，我13岁，小惠9岁，文安8岁，小蓓4岁，而最小的文琳只有两岁。母亲的“罪恶”株连到家里的每一个人。浓密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我们头上，永远都挥不去；厄运总是伴随着我们，怎么都躲不开！我们家每个孩子的命运都随之而改变。我们在升学、就业、追求政治进步，乃至婚姻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文安、小惠小学毕业后，因右派分子的子女没有资格读西师附中，只能到离家好几公里的金刚碑中学念书。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左手瘫痪的文安，初中毕业后，待业十多年，他的同学早已上了班，可他一直没有人给安排工作，最后只能到距家几十里外的磨滩中学当代课老师。
1977年恢复高考，文安取得了高出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优异成绩，虽然已经打倒了“四人帮”，还是因为母亲的问题没能通过政审，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包括对本学院子女有所照顾的西师）录取他。
小惠下乡13年，不知吃了多少苦，经过了多少磨难，年年都被评为“优秀”，但每次上调的名单上总没有她的名字。
小蓓该上小学了，西师附小不接受右派的子女。小小年纪的她，只好每天穿过长长的街道，到嘉陵江边的民办小学去上学。蓓蓓小学毕业后，正值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没有地方读书。
为了寻求一个出路，父亲迫不得已作出了让小蓓回老家江苏扬州，投靠二姑妈（父亲的二姐）的决定。17岁的小妹不得不洒泪告别了父母哥姐，只身远行去了扬州。
小弟文琳最可怜，从小受尽歧视，被人欺负，深受母亲问题的刺激，12岁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我们曾经和那个时代所有青年一样渴望政治进步，积极争取入团。可是，永远不够条件。
……
我是五个姐弟中唯一的幸运儿。
一来因为母亲被打成右派时，我已经13岁了，刚跨进了西师附中的大门，幸运地逃过了升学关。二是由于我“立场比较坚定，能和母亲划清界线。”母亲成了右派让我的自尊心倍受打击。平时，我生怕别人提起母亲，提到家庭。因为母亲的事，总是受别人歧视，甚至被人欺负。我满腹委屈无处诉说，常常憋着一肚子气。
我恨母亲，恨她“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怨母亲，怨她给我们姐弟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回到家中，无论母亲说什么，我都不问青红皂白地顶撞她，而且喉咙粗、声音大。我自以为这就是立场坚定，以为这样就是与右派母亲划清了界线。
我对母亲的态度和言行，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在我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成绩通知单”的“操行成绩”一栏中写着：“在对待右派分子问题上，能站稳立场”……我对母亲的态度为弟妹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在外忍气吞声，回到家都拿母亲作为发泄对象。我们全家一改过去的温文尔雅，和母亲说话都粗声大气的，粗暴无礼，一触即发。
母亲本是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儿女们对她的不礼貌，她是绝难容忍的。但对于她的解释，她的争辩，在家里同样没有人愿意听。大家都没有好心情，家里总是吵吵闹闹，永无宁日！
母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倔强的她毅然辞职回家了。她梦想着，从此可以相夫教子。严酷的事实粉碎了她的美梦。紧接着是到学校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去接受永无休止的批斗，写那永远也写不完的思想检查……
1958年，她被遣送到北碚西山坪街道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父亲性格温良，有些懦弱，胆小怕事，连树叶落下都怕打破头。家里出了这样大的灾祸，他真是惶惶不可终日！他最担忧的就是他的五个儿女的成长和前途。巨大的精神压力几乎把他摧垮。本就长期失眠的他，更是常常彻夜难眠！深夜从睡梦中醒来，我常听到他一声声长长的叹息。
父亲曾经流着泪对我说过，为了儿女的前途他想过与母亲离婚，但当时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如果离婚，就意味着母亲将失去全部生活来源，这无异于将母亲逼到了绝境。善良的父亲不忍心落井下石，心情十分矛盾，非常痛苦！
那年，母亲从山上写信给父亲，农场里吃不饱饭，她已经全身浮肿，请父亲送一点钱粮去。父亲工作忙碌抽不出时间，就把“任务”交给了我这个大女儿。
十四岁的我从来没有去过西山坪，也从来没有独自走过二十多里的山路，但我只能勉强为之。一大早，我带上钱和粮票，还有一小瓶母亲最爱吃的油辣子，拿着母亲来信时画的一张“地图”，我上路了。先从北碚乘车到北温泉，再从北温泉山脚的渡口乘坐小木船渡过嘉陵江。渡口刚好位于“小山峡”的峡口处，坐在船上只见两岸的悬崖如刀劈斧削一般。抬头仰望，隐约可见山崖上似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山顶。
下船后，我在附近并没有找到上山的路，经人指点向峡口方向又走了两里多路，我才找到了上山的小路！抬头望，只见狭窄、陡峭的山路蜿蜒曲折，向上延伸，望不到尽头。我是平生第一次独自走这样的小路，心里有些害怕，但我不能后退。长长的山路走得我两腿酸软，气喘吁吁。走了近两小时，我才登上了山顶。
到了山顶眼前一亮，平坦开阔，阳光明媚，漫山遍野开满了红艳艳的杜鹃花，微风送来袭人的清香，一丛丛野生的金银花正奋力绽放。如果是从前，我一定会采一大捧红杜鹃，再捋满一手绢清香袭人的金银花。可是，现在的我已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了，我早已没有了那种无忧无虑的心境。
边看地图，边问路人，直到中午时分我才找到西山坪农场，见到了母亲。
母亲头上缠着纱布，浮肿的脸泛着青黄。她含泪告诉我，她的头是被农场管教人员打破的。她赶紧去打饭，半碗米饭上盖着几片牛皮菜。她小心地用筷子挑了一点我带去的油辣子在饭碗里，拌匀，然后狼吞虎咽地吃。看着母亲可怜的样子，长期以来我对她的怨恨一下子消失了。我只觉得鼻子酸酸的，眼泪要涌出来了。但我清楚，这里不是流泪的地方。我强忍住涌动的泪水，不让它“决堤”。
饭后，母亲要去劳动了，她把我送到农场门口，看着我离开。我不敢回头看，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一直走到离开农场很远的地方，我才痛哭失声！我一边哭，一边沿来路精疲力竭地向山下走去……
回到家后，母亲那张青黄浮肿的脸和饥饿难耐，狼吞虎咽的样子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我没有钱和粮票寄给母亲，我决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两颗糖装进信封，寄给母亲。又过了许久，母亲有信来。信上说，装糖的信收到了，农场管教人员要她当众拆开，他们竟然以为信中装的是两颗子弹。
……
大学毕业时，面临分配的我在第一志愿处填上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我的想法是纯真的：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应该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念头：走得离家越远越好，母亲对我的影响会越小。幼稚的我并没有想到，人事档案如影随形，厄运是躲不掉的！
填志愿表之前，我把准备赴边疆工作的打算告诉过父亲，父亲完全能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我支持你，这是应该的！”当我拿着到甘孜工作的派遣书，回到家与父亲告别时，父亲老泪纵横。他知道女儿是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工作的。他深明大义，坚决支持。但他也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不舍得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他的泪水里藏着多少伤感和无奈啊！
父亲多年来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时期抑郁成疾，导致了身体的崩溃。1975年春节前，他在重庆西南医院体检，医院诊断出：肝癌晚期！大厦将倾，这无疑是家庭的灭顶之灾！我们心里是怎样的绝望和痛苦啊！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和延长他的生命。我们说服了父亲到成都华西医院复查与治疗。他的朋友、华西大学的肿瘤专家用手就触摸到了已经膨胀到脐下的肝脏癌块！我们彻底绝望了！
父亲将不久于人世，这是我们最绝望、最痛苦的日子。我们跑遍了成都的大医院，竟然找不到接受他住院治疗的医院！华西住不进去；省医院说，他们的“高干病房”不接收高级知识分子住院，如果是与父亲同样级别的干部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还是成都中医大学住院部一位正做肝癌治疗研究的姓何的医生，动了恻隐之心，让他住进了医院来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日。很快，他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不停地呕吐，消瘦得皮包骨，并且有腹水了……他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同时还担忧、牵挂着妻儿今后没有他的日子怎么过。入院两个月后，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仅60岁。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噩梦，派出所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中学生革命组织头一个就抄了我们家。
当时，我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工作，被抄家的情况我并不清楚。直到最近才了解到整个过程。
抄家是由北碚公安分局天生派出所来的一个王姓便衣公安人员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被抄查的对象也是他们决定的。他们组织了一些学院的员工子女中学生，名曰对西师院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行动，其实就是抄家。
据悉，派出所经过筛查，认定我们的母亲尤烈才是漏网的地主分子，可是在抄查中没有找到什么足以证明母亲是地主分子的东西。快要离开的时候，有人突然在灶门里发现了一卷纸。拿出来一看，上边有“卖荒山文契”这类的字样。
长期所接受的阶级、阶级斗争教育使得这些半大孩子欣喜若狂，以为挖出了地主分子的“地契”之类暗藏的“定时炸弹”。当天晚上，母亲就被一帮革命群众拉出去，在西师校园里“游街”。她被逼着拿一个旧洗脸盆，边走边敲边喊，我是妄图复辟的地主分子。
家属委员会的革命组织抄家竟然抄出了“地契”，抄出了“变天账”。这件事立即惊动了父亲工作的外语系党总支，组织令父亲就此事做清楚、彻底的“报告”。父亲在1966年10月11日写下的一份“报告”中，留下了关于一张坟契的说明如下：
父亲死后，由二姐向亲友借贷买了姐夫远房亲戚纪某的一穴两棺坟地为葬父亲之用，另一棺为准备葬母亲之用。
抗战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母亲第一次入川。
当时，我在四川大学工作。母亲嘱咐我在她死后，务必把她的遗体送回江苏原籍与父亲合葬。并说有坟契为凭。记得当时把坟契给我看过一眼（系私人契约，未盖反动政府的印章）。看后，坟契仍由母亲保存。
母亲不习惯四川的气候和口语，于1955年夏回到江苏原籍。1958年秋，母亲因想念四川的儿孙，又回到四川来。1959年12月10日（？）母亲病故。母亲死后，安葬在北碚陈家山（十三中对门山上）。
关于坟契的事我早已忘记，直到红卫兵来家搜查出坟契，我才想起这回事。
据尤烈才说，约8月25日左右晒衣服，从母亲箱子底下发现坟契。(前两年晒衣服没有发现是因为坟契放在箱子底下的一张牛皮纸下面盖着的）当时尤烈才就把坟契拣出来，丢在柴灶里。因平时搭伙，家里不用柴灶。8月31日红卫兵来家搜查才从柴灶里把坟契搜出来。从尤烈才发现坟契，以及放在柴灶里企图烧毁它，事前，她没有告诉我。红卫兵搜出坟契之后，我才知道。
关于坟契的来源和被搜出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尽管1946年母亲入川时，曾把坟契给我看过，但时隔二十年了，坟契的内容我始终记不起来了。红卫兵搜出的坟契是两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
上述情况均系属实。如有必要，请即派人前往江苏仪征十二圩所在地彻查真相为荷！
此上外语系办公室
何其恺
1966.10.12.
附注：坟地在江苏十二圩旧港二闸（季某）。季某住址可询江苏十二圩湘乡街45号王长春。
父亲在“报告”中交代的坟契，就是红卫兵抄家抄出的所谓“地契”——是尤烈才这个“漏划地主”的“变天账”！
其后，身患多种疾病的母亲经常遭到居委会干部、地段青年的殴打。连去商店买东西也要被营业员吐口水。三天两头批斗……隔三差五就有身背自动步枪的人员深更半夜找上门来，名曰“查户口”，那些人来了就用手电筒往床底下照，估计是想查找有没有什么阶级敌人或发报机啥的藏在床下。
有一次，公安人员甚至神情严肃地问母亲：“家里有没有机关枪？”父亲去世后的一次抄家，有人竟然连骨灰盒也打开检查。一家人痛不欲生，但敢怒不敢言。
自1957年母亲被错划“右派”后，就开始了被人践踏，被人欺凌，受尽折磨的苦难生涯。她经历了22年的艰难生存，忍受了难以言传的身心痛苦，但她从未屈服，从未停止过伸冤的抗争。
为了向各级党组织申诉自己的冤屈，她写下了几万字的申诉材料，向党中央投寄过几百封信。她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一样，不知疲倦地向所有的人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冤枉的，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为了申诉自己的冤情，她不停地写，不停地奔走。
但她书写的几万字的申诉材料和几百封给党中央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事与愿违，她为自己的“顽固不化”，为自己“大肆书写翻案材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由于“大肆书写翻案材料”，她的问题不断升级！她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又再次升级为“管制分子”；最后被投进了监狱。
在母亲的“翻案材料”中，我们看见了这样的文字：“1968年10月，一打三反运动中，派出所军管会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打成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1968年判决书的罪名有五条，其中‘（一）57年反党经过查证。尤烈才前前后后给党中央写过上百封申诉信，这就是被告在文化革命中大肆翻案的罪证’这条主要罪证，既没有事实根据，又没有人证、物证、旁证，是彻头彻尾的诬陷。”
1968年6月，北碚区人民法院刑字49号判决书多次提到“大肆书写翻案材料”，也是指她为自己辩解而给党中央写的几百封信。
还有所写的“反动诗”，全文如下：
红心永远献给党
十六年的铁锁链，
锁住我的双手双脚，
锁不住红心飞向党。
我展翅高飞。
没有犹豫，没有彷徨
——一心跟党闹革命。
暴风骤雨，烈火熊熊，
冼炼出赤胆红心，钢铁意志。
党中央，您和革命人民心连心。
您最了解我的心，
您是我的希望，
是我心中最红的太阳。
紧跟您，心明眼亮，斗志昂扬，
前进有方向，大风大浪不迷航。
紧跟您，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千难万险无阻挡，
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永不下战场。
拿起马、列、毛的刀枪，
除尽帝修反狗豺狼。
砸碎封资修……
让红太阳万丈光芒照得全球
红彤彤，亮堂堂。
母亲这篇“反动诗”没有什么文采，甚至不能算诗。然而，这首诗连同22年她写给党中央，写给院党委，“四清工作团”，公安派出所，写给红卫兵以及“革命群众大军”的百万字的材料，想要表达的心志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不反党！
法院判决书提到，母亲写过一篇严正申明，全文如下：
“最近西师校园盛传：尤烈才听到毛主席逝世，幸灾乐祸哈哈大笑。”这是极其恶毒极其无耻的诽谤！
九月九日午后四时，我在屋前听重要广播。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像一声惊雷，响彻万里长空，震撼了祖国大地，也震撼了我的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在一起听广播的有苏某某和竞某某同志。鲁迅先生说：“隐含世家的子弟，是以语言杀人；也是以语言被杀的。以害人的目的开始，而以害己的结果告终的。”
让事实这个无情的铁拳，把弥天大谎砸个粉碎。
特此申明。
尤烈才
事后，有人用刀子捅了她大腿，她是爬着回家的。幸好没有捅到动脉血管，留下了一条老命。
记得有一年春节归家，派出所的所长专程来家做我们子女的工作，要母亲接受摘帽的处置。这位所长做了一个用双手捂住头的动作，意思是母亲坚决不同意摘帽。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在当时是许多右派梦寐以求的事。可是，当我们向母亲转告了派出所的意见时，母亲还是那句话“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是摘帽的问题，应该为我平反！”有好心人暗中劝诫她，：“你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母亲说：“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79年1月16日中午，我接到一封加急电报，电文是：“母亲病危速归文安”。电报就像一颗炸弹“轰”的一声在我的头脑中爆炸了！悲伤、焦急、担忧，百感交集，我泪流满面。早听说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下发了“关于纠正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文件。妈妈你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平反昭雪的这一天啊！你可要再坚持坚持，再等等啊！
第二天，我踏上了归程。由于高原交通不便，我经过连续四天一夜的长途奔波，才赶回了家。走进家门，第一眼看见的是弟妹们臂膀上戴着的青纱，还有那披着青纱的母亲的遗像。
舅舅也从成都赶过来了，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蓉蓉，你妈妈15日深夜，跳西师的堰塘死了！前天（1月18日），西师党委已经给她平反昭雪了！还恢复了她的公职！”
如雷轰顶，我头晕目眩，泪如泉涌。这一切都来的那样突然，那样意外！妈妈呀，你怎么走得这样匆忙？你怎么不等等已经初露曙光的太阳！你怎么不等等我——你的在雪域工作的大女儿呀！
事实上，母亲早已风闻党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政策。那段时间，她急切地奔走在派出所和西师之间，但被他们“踢皮球”了！西师相关部门说，你的问题，不仅仅是右派的问题，你还有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应该由派出所解决。而派出所说，你的主要问题就是右派的问题，右派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1月15日的下午，西师图书馆有人代表组织找她谈过话。她就在谈话后的当天夜晚留下遗嘱，跳下了离家不远的堰塘。
母亲留下了一份遗嘱：
我的孩子们：我走了！你们不要悲哀！这笔债要记在“四人帮”头上。
你们要坚信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走后，文安不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要要求去外语系工作。
我的骨灰不要留在西师，你们几姊妹分别带到南江的大巴山，扬州的瘦西湖，新龙的雅砻江去撒掉。
我曾借了汪盼霞汪嬢嬢5元，刘兆吉先生5元……你们一定要归还，谢谢他们！
母亲绝笔
1979年1月15日深夜
母亲采用这样的方式离世，她留给我们的除了满腔的悲哀，流不完的眼泪，还有那么多的疑惑与不解！
在母亲的灵位前，我泣不成声：妈妈，自你错划为右派的22年来，你丧失了做人的起码的尊严和权力，被人辱骂，被人殴打，被人吐唾沫，被人造谣中伤，被人捅刀子，被无休止的批斗，被游街示众，被投进监狱……可你都忍辱负重，顽强地活着，不屈不饶地抗争着，望眼欲穿地等待、等待着……
漫漫长夜你都熬过了，为什么不等等那即将升起的太阳? 为什么你在图书馆领导找你谈话后的当天夜里毅然离开人世？这是你用生命在作最后的抗争吗？为什么要选择堰塘作为你苦难的一生的最后归宿？！为什么这笔命债要记在“四人帮”头上？四人帮不是早已经倒台了吗？为什么你的骨灰不愿留在西师？……这太多太多的疑问，妈妈你能回答我们吗？
我回到西师后，西师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主任上门来了，他来和我们商量母亲遗体火化的具体事宜与召开追悼会的具体时间。我们提出要见见母亲出事当天图书馆的两个与她谈话的人，我们想了解一下他们与母亲谈话的内容，寻找母亲自杀的原因。当时，他答应了。
可是，当我们按约定时间去到图书馆时，那位主任又出面阻挡。我们考虑到母亲已经“走”了，还要解决大弟文安的安置等重要问题，于是妥协、让步了！于是图书馆领导与母亲谈话的具体内容，母亲为什么突然自杀，成了一个我们至今难解之谜！如果知情人缄口不言，这也就成了永远无法破解之谜了！
我们最终有机会看到了母亲的档案。22年她受尽凌辱，受尽折磨，竟然和她与邻居夫妇的一次谈话有关。这对曾经与她很投缘的夫妻，检举了她，最关键的是这样两句话：
（一）尤烈才说：“最近几年连年说增产，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以少报多。”这句话定性为“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
（二）尤烈才说：“西师院党委应该参加院委会的领导”。这句话的定性为“主张取消党的领导”。
……
1979年1月22日，母亲的追悼会在图书馆阅览室隆重举行。西师各部门，包括居委会都送来了花圈。大大小小的花圈围了一大圈。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院办的、落实办的、人事局的都来了，还有几位故交也来了。他们为她默哀，向她鞠躬。
我眼泪滂沱，代表五个子女向母亲致悼词。
妈妈，我们这群喝着您甘甜奶水长大的儿女，在您最痛苦，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我们没有像世上所有的儿女那样回报自己的母亲。没有给您一点抚慰，没有替你擦去那苦涩的泪水，没有帮您“疗伤”，没有孝顺您。相反，我们是那样自私，为了与你划清界线，为了争取我们自己的前途，我们常常在您的伤口上“撒盐”，与您顶嘴，甚至打过您！我们甚至连您为什么划为右派都没有弄清楚，就稀里糊涂地恨您，怨您！我们甚至不愿听您的任何辩解！我们就是一群“白眼狼”！……妈妈，您这样“走”了，我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失，将永远都无法弥补了！这是我们终生的遗恨啊！
……
我不知道，如果母亲在天有灵，看见这样的场面，听见我们的忏悔，她能安息吗？
1月22日，母亲遗体在北碚梅花山殡仪馆火化，这是与母亲见最后一面。透过朦胧的泪眼，我们看见母亲的神态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安详！母亲，您用生命作了最后的抗争，您为西师200多“右派”落实政策铺平了道路。您的离世，也许不能感天动地；但您在顽强抗争了22年后，如此平静地离开，您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英雄！就是一盏永远不灭的灯！
妈妈，您安息吧！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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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