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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丨周玉茹:​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

2017-05-15 周玉茹 新三届

        老编的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节前后,本号特辟“春晖”专题,邀约缅怀母亲的一组文图,以为慎终追远、不忘来路。


 

        2007年1月29日,对我来说是个悲痛至极的日子。因为生我养我,至亲至爱的母亲怀着对亲人们的万般不舍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眷恋,在这一天离开了我们,屈指算来已六年多。多少次在梦中见到母亲,醒来后总会泪湿枕巾;多少次想写关于母亲的文字,但又怕忆及往事,使心中已结痂的伤口疼痛、流血。


        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感恩母亲,写过“恩情难忘”的散文,发表在1996年4月26日的《彭城晚报》上;我歌颂母爱,写过新诗“每当想起您,妈妈”,发表在2010年5月30日的《诗词》报上。但这远远不够,在《春柳集》即将付梓的日子,母亲的音容笑貌和点点滴滴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18年,母亲出生在多灾多难的祖国、多灾多难的家庭。从小家境贫寒,兄妹七人,病的病、亡的亡,只有母亲和三舅长大成人。母亲很小就跟着外婆给人家做针线活、做女佣、干杂活,一天忙到晚,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1938年嫁给父亲时,正值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当时父亲在徐州东南赵圩小学以做教师为掩护,暗地里收集鬼子情报。后来,徐州永宁里一个女情报员被捕后受刑不过,供出了赵圩有电台,鬼子派兵前去抓捕,母亲闻讯后,和父亲背着发报机、抱着哥哥连夜逃到安徽的宝光寺,鞋子都跑掉了。


        父亲的同事赵荣基因当天外出,无法联系,被守候的鬼子抓去装入麻袋,绑上石头,沉入河底。这件事在《铜山文史资料》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母亲说,那时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进出城门鬼子都要搜身盘查,因爸爸是南方人,怕引起鬼子的怀疑,就装成哑巴,由母亲护送。而年轻漂亮的母亲也不得不在脸上抹上锅灰、把头发弄乱、穿上破衣烂衫,以保平安。


        母亲30岁那年,父亲去了台湾、音讯难通。从此,我们母子四人(母亲、哥哥、妹妹和我)相依为命,苦度春秋。死别固然悲惨,生离也是痛苦万分。


        政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困难、精神上的折磨、亲戚的背叛(要与我们划清界限)等等难以承受之重使母亲几近崩溃。一天,裹着小脚的外婆告诉我,母亲哭着向西走了,要我快去追。西边有井、有汪、有河,我惊慌地向西跑去,找到坐在奎河边上大哭的母亲,我扑到母亲怀里,哭求母亲:“我们已经没有爸爸,你不能让我们再没有娘啊!”母亲搂着我,眼睛直直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孩子,再难,当娘的也不能扔下你们啊!”


        一天早上,我听到梁家大妗子在门外嘱咐母亲多喝水,母亲给我们掖好被子就和大妗子一起走了,我知道她们又去卖血了,我把头蒙在被子里大哭起来,然后喊妹妹起床,提着篮子去家后一个工厂的外边捡废铁,我幻想着如果能多捡些,多卖些钱,也许母亲就不要抽自己的血卖了。


        母亲一生中崇拜的两种职业,一是教师,一是邮递员。母亲没上过一天学,非常看重我们的学习,只要是上学需要的,是老师说要的,她去赊去借也要尽量满足我们。每次去上学,母亲总会追到门外,千咛万嘱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邮递员会送来她日盼夜想的的信件,所以母亲特别尊重他们,每次邮递员从门口经过,她都主动打招呼,一是友好,二是提醒。信,对母亲太重要了。


        1961年,在外读书的哥哥突然没了音讯。当时母亲在博爱街鱼店卖鱼,因路远平时中午不回家,但那段日子,为了早半天收到哥哥的信,母亲每天中午都风尘仆仆地赶回来,进门第一句话一定是“有信没?”一次次失望后,母亲白发陡增,一下子老了十年。后来知道哥哥去了苏联,仍然整天牵肠挂肚,收到这封信,就盼下封信。我给她把信读完后,她还会找妹妹及外孙女们读了又读。


        母亲被派外出卖鱼期间,她拉着装鱼的平车常常走到大郭庄,因为那里有机场,她默默地看着飞机,望断蓝天,盼望丈夫和儿子出现,尽管她也知道那是多么的不可能。


        母亲是一本书,里面的每一页都写满了付出。为了我们兄妹,她白天吃苦、受累、受气,晚上还要为我们缝补洗浆。自己省吃俭用,却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好穿暖。吃在我们嘴里,甜在她的心上。一次吃西瓜,我让母亲吃,母亲说她一吃西瓜就胃痛,我竟然相信了。但事后,我却清楚地看到母亲背着我们在啃我们吃剩的西瓜皮。


        母亲甜着我们的甜,也痛着我们的痛,苦着我们的苦。一个周末,我带张集的同事小金回徐州家里玩,母亲告诉我说房东急着要收回租给我们的房子,甚至把我们家的东西扔到门外,她和妹妹正为租不到房子发愁,我安慰母亲不要着急,我来帮助找,中国这么大还能找不到你们娘俩住的地方吗?



        没想到,“文革”中小金揭发我,说我对社会不满,说中国容不下我爸爸和哥哥两个人,随之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的黑线又粗又长,北起苏联南到台湾。母亲听说后又气又急,立即坐车来到张集,找到工作组,一五一十把事情解释清楚,希望千万不要冤枉了她的女儿。


        她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的大女婿抛弃妻女、另寻新欢后,母亲百思不得其解,终日以酒代饭。她知道我又要工作又要做家务,一人带四个孩子实在不容易,不但经济上资助我,还经常送来她亲手做的米粉蒸肉、蜜枣粽子、糖醋鲤鱼、糖炒栗子等,想方设法帮我度过难关。


        都说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道母亲遭遇的不公和心酸?人情的冷暖、世道的艰难,母亲都一一尝遍。然而,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繁荣富强,母亲终于苦尽甜来。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1986年8月,她68岁时去了苏联,探望分别27年的儿子,我送母亲到北京,雅宝路招待所的一个小伙子羡慕地说:“老太太,你好福气呦!世界五大宫殿,你能游览两个(指故宫和克里姆林宫)。”母亲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在莫斯科的三个月中,尽情享受母子相聚、儿孙绕膝的幸福和快乐。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1987年10月,母亲收到等了近40年的信,1989年5月见到盼了40年的丈夫。尽管我老爸身边还有个她———爸爸要我称她阿姨,母亲心里一定会有人们能想象到的凄楚,但母亲说她能理解、能谅解,能接受。她说:“如果没有阿姨的照顾,也许你爸爸不会有今天,只要你爸爸过得好,就比什么都好。”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我爸爸和哥哥与她相见后,一直密切关注她的生活。爸爸常常给她写信、寄照片、打电话,汇些美元,我哥哥除经常写信来,还常回徐探亲。母亲感到欣慰,她觉得这辈子值了。虽然我们与我爸爸相隔一万公里,乘飞机需要15个小时;与我哥哥相距七千公里,乘飞机需要10个小时,但母亲说,再远也是一个地球、一个月亮、一个太阳。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因为生活在欧亚美三大洲的儿孙们都生活幸福。莫斯科的孙子、孙女大学毕业后都有不错的工作,重孙即将大学毕业;国内的五个外孙女中有四个研究生,这五朵金花在医学、金融、法律、教育、运动领域各有成就,她们都十分关心、孝敬自己的外祖母。此外,美洲的我的三个弟弟知书达理,事业有成,这使母亲也深感自豪。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每年中秋节、春节,市委统战部、市台办都会登门探望,与她聊天,母亲感到荣幸和开心。我和妹妹及孩子们经常来看她、陪她。有一年母亲节大家围坐一起聊天,我外孙女宦鑫然首先对二女儿说:“妈妈,母亲节快乐!”二女儿赶忙对我说:“母亲节快乐!”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对母亲说:“节日快乐!”母亲高兴地说:“我们真是娘子军啊!”母亲喜欢帮助别人,与同事、邻居都相处极好,所以她整天也是乐呵呵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88岁的母亲患上了食道癌,说这消息是晴天霹雳,一点都不过分。我心目中钢铁一样坚强的母亲倒下了。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又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股骨头骨折。我们求医问药、日夜守候,却无回天之力。


        从此,生活中不再有母亲的音容笑貌,不再有母亲的亲切叮咛,我的世界永远失去一份慈爱!本来母亲应该更多享受生活的甜美,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本来我可以带她到她想去的地方走走看看,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我的内疚和遗憾。


        亲爱的母亲,你永远在我泪里,在我梦里,在我心里。愿母亲在天堂快乐安康!

             

                                 

附一篇:

我和老爸


        今年我68岁,老爸94岁,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们父女共见过两次面。   


        小时候,我常灯下牵衣问母:爸爸在哪里?爸爸何时归?没有回答,只看到母亲眼里滚落的泪珠。逢年过节,多么盼望爸爸能“扯上二尺红头绳”,让我“对着镜子扎起来”。后来知道爸爸去了台湾(后移居美国),一次次仰托南飞的大雁捎去问候,然而,一次次雁子空回,锦书无有,一腔苦水藏心底。


        难忘1987年10月第一次收到老爸的来信。那天我正在医院上班,传达室郭大姐电话告诉我有一封海外来信,我放下电话一路小跑来到传达室。是凶是吉?心狂跳、手颤抖,哆哆嗦嗦把信封都撕破了。“玉儿:我一生动荡、万里飘零,心有千千结。盼望着有生之年能找到你们......”看到这里,我的泪顿时像开了闸的河水。杜甫诗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这封家书迟到了近160个“三月”啊!


        更难忘的是1989年那个春天第一次见到老爸。我在上海虹桥机场迎接从美国回国探亲的他。机场出口大厅通道两边站满了接机的人们,我不时地看表,心情格外激动,把表放在耳边听听,仿佛听到心脏怦怦地跳动。我情不自禁又一次拿起父亲的照片仔细凝望,生怕亲人擦肩而过。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老爸在出口通道一出现,我就认出他,立即高叫“爸爸”,扑上前去与他紧紧相拥,任凭泪水尽情地流淌。我们一直离得那么远,地球的这一面与那一面、太平洋的这一岸与那一岸,国际阵营的这一边和那一边。而今,我们离得这么近,可以看见彼此的头发、皮肤、黑眼珠、黑眼珠里的瞳仁、瞳仁里的自己。


        终于能第一次当面叫声爸爸,而不是只在心中千呼万唤。梦里相逢千百回,今日相逢仍似梦。我问爸爸,梦吗?梦吗?我使劲掐自己的胳膊感到了疼痛,才相信这不是梦。老爸给我戴上二尺金项链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由于战乱没来得及带走你们,成了我一生的痛。”这时的他已老泪纵横。


        结束了尘封几十年的感伤、痛苦和期盼,我们一家三代终于共饮一瓶酒,同吃一桌饭。说不尽的话,道不完的情,只因为我们分别得太久太久,思念得太苦太苦。


        我所在的单位召开了座谈会,热烈欢迎老爸的到来。老爸说,看到国昌盛、家和睦、人健康,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安慰。


        乍团聚,又别离,老爸要经上海飞回旧金山了。亲人们去火车站送行,临别时我们都看到彼此眼里噙着过多的水分。火车开动了,我和妹妹追着火车向南跑去,直至火车消失在前方。有节奏的车轮声,仿佛是我在大声地喊:“爸爸,再来,再来。”


        此后老爸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信中除了离别之痛、隔洋之苦、思亲之情外,更多的是团聚之喜、天伦之乐。他常在信中附上有家乡消息的剪报,如《徐州代表团访问湾区》《徐州三绝》《徐州人热情好客、酒肉穿肠、食不厌辣》等,图文并茂。


        现在我和老爸可用伊妹儿通信,也可在视频上聊天,虽远在天边,却像近在眼前。视频上向他展示我发表的诗词、获奖的证书等,老爸笑逐颜开:“我的女儿好样的。”


        我们的老市长苏东坡词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愿大洋彼岸的老爸健康长寿!


                                      

(原载《百姓秋叶》文集,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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