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吴李邱王笔下的“七二O”事件

2017-08-16 张光渝 新三届

原题

吴李邱王笔下的“七二O”事件

——为武汉事件五十周年而作

随着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回忆录的先后出版，加上更早出版的《王力反思录》，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的一手素材丰富起来，成了四人双方对案：吴、李、邱三人为一方，王力一人为另一方。在武汉事件五十周年的时候，将他们的回忆对比阅读，可以更清晰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

王力的角色非常重要，没有王力，也许就没有“七二○”事件。另外，吴、李、邱三人表面上是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解救王力的，但却对王力十分不满，因为王是中央文革的人，属于支持造反派的，而吴、李、邱则是反对造反派的。这种关系就使得四个人对该事件的回顾很有看头。

一、

“七二○”事件的大背景

1967年夏，全国范围的夺权方兴未艾，一片派性厮打之声。毛泽东提出文革运动“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的设想，希望理出头绪，实现地方政权的更新与稳定。他于6月下旬派出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的问题。以谢富治为首，因为谢曾在西南工作过，又几乎是邓小平、贺龙“西南帮”的硕果仅存者。

7月，毛泽东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实际上除了这类个人目的外，是要亲自出马解决武汉问题。这是毛泽东自正式发动文革群众运动一年以来的首次离京。外地形势混乱，为了保障毛的安全，周恩来带李作鹏等于7月14日早些时候乘飞机先行到达武汉，名为布置长江游，实为落实安全措施。14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汉。这些背景，王力、李作鹏都在回忆录中写到了。[1]这两个人自始至终参与了武汉事件全过程。

李作鹏说，他跟着总理到武汉，主要任务是安排毛主席游泳[2]。大概是因为和“水”有关，所以动用海军。而王力一行是7月13日晚在重庆接到周恩来电话指令，紧急赶往武汉的。他们的到达晚于周恩来、早于毛泽东。周恩来召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一行开会，李作鹏在场。王力说，周恩来告诉他们，“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3]

湖北省委已经瘫痪，武汉军区执掌大局。以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压制“三钢”等造反派，对立严重。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汪东兴、王力、余立金等中央党政军大员齐集武汉，为“七二○”大剧的上演敲响了开幕钟声。王力说，要谢富治以公安部长身份到武汉护驾，指定武汉空军负责主席的安全，而不让陈再道参与，“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4]

这就是“七二○”事件发生之前武汉的基本情况。

二、

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

李作鹏说，7月16日，毛听取周恩来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汪东兴、余立金、王力等主要随行人员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当时被打成反军乱军的冲派），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的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李作鹏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明显地支持和袒护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的冲派”。但因为毛已经定了调子，而且李作鹏的任务又不是直接参与解决武汉问题，只是安排游泳，所以他“一直一言未发”。[5]

王力说，总理奉命向军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主席指示精神，从15日开到18日，与会者在三十人以内。“他（总理）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这个总结有三条要点：

——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三钢”等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其他组织；

——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6]

对比王版和李版，中间最大的差别是将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要以“三钢”造反派为核心。王力强调：“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7]

王力的这段话是可信的。如果毛泽东的话只是如李作鹏转述的那样平和，两派对立大概不会那么激烈。要知道，在文革环境下对立的两派，一派的头头走出监狱，就意味着另一派的头头可能进监狱。把百万雄师说成保守组织，其“极少数头头”就会有牢狱之灾。

王力又说，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随行官员和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把话讲到顶点，又反过来说另一面。”“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他（毛泽东）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会议开完，周恩来于当晚九点半飞回北京。[8]

“主席的讲话向来如此”[9]，却苦了执行者。当时的形势，“三钢”肯定是高兴的，武汉军区肯定是憋屈的，最受不了的是“百万雄师”——他们想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称号而不得，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保守组织，要起了“变化”才能成为“联合”对象。他们不可能理解毛泽东那套“说到顶再反过来说”的“政治艺术”。他们愤怒了。

三、

王力的讲话和武汉军区的态度

李作鹏作为旁听者，7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武汉军区党委会，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汇报。李作鹏说：“汇报时，总理再次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总理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但陈再道仍表示想不通。”李又写道：“会上，王力对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谢富治也同意王力的批评意见。王力的讲话引起武汉军区领导人强烈的不满情绪。”“依我旁听者对两天会议的感觉，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与武汉军区领导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多大问题。”[10]

正因为“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才有18日晚毛泽东亲自出面给陈再道等人做工作的事情。在这种场合，把“说到顶”的话再说回来，但精神实质不变，是毛“向来如此”的做法。“陈、钟在毛主席讲话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决定，并做好部队的说服教育工作。”[11]看到主席出面，陈、钟松口，周于18日当晚返回北京。谁都不知道，真正的大戏刚刚开始。

王力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自己在军区汇报会上讲话的事，只说7月19日下午到晚上，在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谢富治和王力分别作了讲话，王力称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要求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12]

在这几天中，谢富治、王力等一行先后去了属于造反派的“新华工”、“钢工总”总部和属于“保守派”的“百万雄师”总部，王力自称，在这些场合他们“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13]即使王力说的是实话，这些活动也足以激起两派对立情绪。更别说王力的讲话还有很大煽动性。

王力对造反派们说，百万雄师是保皇派，军区支左支持保皇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支持你们，“你们受打击的现象不允许存在，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一去不复返。”“‘三钢’造反组织播放了王力讲话实况录音，同时，武汉军区汇报会上王力严厉批评军区的讲话，也很快传播出去，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极大愤慨。”[14]

群众运动的真谛是什么？毛泽东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些话都说得天衣无缝。但是，真的纯粹要群众自己“运动”起来，其自身的利益就会高于一切。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文革大环境下，夺权失利的一方将会何等下场，是不言而喻的。“百万雄师”有军区做后盾，人多势众，奋力一搏，将满腔怒火发泄到谢富治、王力身上，是完全正常的。这才是地道的货真价实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说，实际上是“运动群众”说。另一方面，如果王力只在武汉讲了些“理论问题”，大概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王力的这些话不可信。

军区是什么态度呢？李作鹏说，王力被造反派抓走后，周恩来要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当时李作鹏在场。陈再道答：“我找不回来。”“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的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15]

作为亲历者，李作鹏的叙述是可信的。从倾向上说，李同情陈再道。但是，周恩来说的并不错。群众组织做事过杠，可以理解，一个高级将领意气用事，如此表态，无论于公于私，都确实不妥。

相反，作为受到百万雄师冲击和绑架的王力，却在回忆录中没有说陈再道、钟汉华一句不是。他写道：“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拥护的，主席要他们检讨，他们也没有任何抗拒。”[16]这话有些言不由衷。如果真的是这样，武汉军区的汇报会不需要开上好几天还没有结果；王力也不需要讲话严厉批评武汉军区，以至于弄得天怒人怨；陈、钟也不会等到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才表示服从，结果还捅了大娄子。至于王力为什么要这样说，人们会有自己的结论。

这是对案的好处。

四、

王力的被扣和获救

“七二○”事件事发突然。李作鹏在写到“周总理回北京”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7月20日拂晓前，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冲破警戒线，突然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破窗而入，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同时数千人冲进武汉军区领导机关，逼迫军区领导对王力讲话表明态度。”[17]

李作鹏的回忆说明：一、“七二○”事件事前没有征兆；二、军区领导机关是被逼表态的一方，被动的一方；三、王力的讲话绝不止是“理论问题”，而是需要军区表态的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调子是毛泽东定的，但它出自王力之口。这叫“清君侧”。

王力留下了自己被“揪走”的全过程记录，这是一份很珍贵的材料。他说：“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主要是穿海军制服的。”来人声称要把王力带去“辩论”，弄上一辆大卡车开到军区大院。此时的武汉军区机关已经被百万雄师占据，“每个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进入一座楼房以后，王力挨了打，“打得一塌糊涂”。王力说：“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是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18]

毛泽东下令找回王力，此时住在东湖宾馆的陈再道在混乱中被误认为王力而受伤，钟汉华在讲台上向百万雄师磕头，请他们放回王力，但无济于事。谢富治到军区要人，并自报家门，把门的百万雄师却说，你要敢进来“就把你宰了！”[19]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不知毛泽东是否真的喜欢？

百万雄师质问王力为何把他们打成反动组织，王力否认；对方转而勒令王力书面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咬文嚼字，“坚持原则”，称自己没有权力签这个字，要中央召开各派群众组织的会议讨论决定。这个会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我认为（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20]现在看来，这样的“原则”真是荒唐得很。但当时，对于百万雄师来说，却被视为命运攸关的大事。

一个胆大包天敢于从毛泽东驻地旁绑走中央文革成员的组织，冒这么大风险，目的只是要王力签一个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的保证，令人哭笑不得。这就是“群众运动”的特征——偏激而盲目。

后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将王力转移至二十九师，然后又藏到小洪山。从北京返回武汉的周恩来见到被找回的王力，与他贴面拥抱，流了眼泪。[21]无论是军区还是中央高层，无论是何种立场和派别，王力的安危都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事情总有底线，百万雄师等组织的行为超越了底线。王力的下落决定许多人的命运，能安全返回，虽然伤了一条腿，还算是最好的结果。

关于王力的获救，李作鹏说，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刘丰听说王力在二十九师，秘密将他转移到空军的一个部队保护起来，并于21日下午报告了周恩来。王力被掠走不超过48小时。当晚，周恩来令李作鹏和刘丰带空军部队将王力接到武汉山坡军用机场，22日上午送回北京。李作鹏说：周总理“表扬刘丰立了大功，不久就升任为武汉军区政委。”[22]后来的进程证明，这次越级提升并没有给刘丰带来好处。

王力和李作鹏两个人的叙述，将王力获救的过程及主要参与者串联了起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做了叙述。他应当是听刘丰报告的。[23]

五、

保护毛泽东

百万雄师等冲击东湖掠走王力，威胁了同住东湖的毛泽东的安全，这才是头等大事。因为这件事，邱会作和吴法宪参与了进来。

实际上，毛泽东并未受到直接冲击，所谓的“危险”是需要防范的因素。李作鹏说，“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否还要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紧张。”毛泽东“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完成了转移行动，21日早打破出行不乘飞机的惯例，飞往上海。[24]

自20日凌晨到21日凌晨的24小时，毛泽东的安危牵动了中央高层的神经。与李作鹏的简要叙述不同，从北京奉命赶来“救驾”的邱会作有更详细的回忆。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吴、李、邱和王力在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此期间和百万雄师共同行动的，还有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军人的参与使事件的性质显得格外严重。

武汉事发，江青非常紧张，要求林彪亲自去武汉保护毛主席安全。7月20日上午，林彪决定派邱会作携林彪和江青各自写的两封信去武汉面交毛泽东，劝毛立即离开武汉。当天下午，林彪在人大会堂召见临行前的邱会作，对他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毛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在武昌固守待援。”林彪指着地图向邱会作交待：“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主席安全，防止发生流血事件。邱会作走时，还根据林彪的吩咐带上了一个医疗小组。[25]

应对武汉事件，林彪是尽力的，妥当的。

邱会作于7月20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与周恩来取得联系。21日凌晨三点多，杨成武到机场将邱会作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杨对邱会作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也就是说，毛泽东已脱离了险境。邱会作向毛泽东递交了林彪和江青的信件，转达了林彪的话。毛完全同意林彪对全国形势的分析，并要邱会作带回口信。邱会作在机场向林彪报告了情况，也给吴法宪打了电话。[26]邱的任务圆满完成。

毛泽东是在21日早七点半左右乘伊尔18飞机离开的。临行前，杨成武搂着邱会作连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27]在如此危难时刻，多见一次主席，应当是可以加分的。所以邱会作感谢杨成武。其实杨成武在武汉为维护毛泽东的安全出力更大，邱会作表示要向杨成武“学习”，那句话并不完全是应景的。

邱会作还说，毛泽东本不坐飞机，此次临时决定派飞机，起先是由飞行团长王进忠做驾驶员。空军政委余立金认为副团长潘景寅技术更好，临时将王进忠改为副驾驶，潘任正驾驶。潘景寅正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专机的驾驶员。[28]

令人扼腕的是，毛泽东从武汉脱险的几位有功之臣：杨成武、余立金、刘丰、潘景寅，再加李作鹏、邱会作，在之后的几年中竟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仅存的谢富治死而不能盖棺，又在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杨成武、余立金在“杨余傅事件中”因祸得福，林彪事件后获得解放。文革的荒谬，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专机是吴法宪派出的，不过吴法宪将毛泽东从武汉起飞的时间说成是21日凌晨三点，又把邱会作到达武汉的时间说成20日下午两点。[29]对比之下，作为武汉之行的亲历者，似乎邱会作所说的时间更为准确。李作鹏说毛泽东“上午顺利安全地到达上海”，也证明了毛是早上而不是夜间离开武汉的。[30]

六、

欢迎和批斗

送走毛泽东后，邱会作即回京复命，21日晚八时起飞。[31]而李作鹏被周恩来留在武汉，协助他做些具体工作。李作鹏说，总理20日返回武汉后，为了安全，他搬入周恩来的房间睡觉，按总理的作息规律开关电灯，总理则住到李作鹏的小房间。[32]

周恩来于7月22日上午送谢富治、王力一行返京，然后周接着起飞。王力说：“到北京后，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33]周恩来心思缜密由此可见。他送谢富治、王力先走，以最终完成解救他们的任务；他不与王力等同机，一方面不想让外界知道他到了武汉，也不愿意自己成为被欢迎的一员；他比王力等人先到，出现在欢迎队伍中，又避免了外界对他的缺席产生猜测。

李作鹏、王力、邱会作都未谈及周恩来在毛泽东走后做了些什么，说到这个问题的反而是不在武汉的吴法宪。周恩来对陈再道和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临时主持工作。周恩来“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34]

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为首，党政军和各界群众代表数千人隆重欢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回京。7月2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一小撮党内军内走资派”。林彪出席了这个大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此叫响，又引出一场是非公案，不表。但李作鹏没有在回忆录中说到这个有林彪参加的群众大会，邱会作则带了半句话：“林彪除了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和对曾思玉、刘丰有个‘八九’讲话外，他并没有参加对陈再道的具体处理工作。”[35]只有吴法宪说到：“这个大会，本来林彪不想参加，但江青打电话给叶群说：‘这样的大会，林彪同志不出来不好。’这样，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门。”[36]

王力对这个大会是另一个说法：林彪对大会有“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的批示。毛泽东通过康生传达了他对群众大会的三点指示：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代之；“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中间加几个字，称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同意上天安门的名单中有聂荣臻而没有徐向前、叶剑英。这个名单是在北京讨论通过后报毛泽东的。[37]

有聂而无徐、叶，不读《王力反思录》，这个细节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都是“二月逆流干将”，为何厚此薄彼？徐有陈再道“后台”之嫌，叶呢？

在文革的大环境下，陈再道、钟汉华的下场令人提心吊胆。两人被召到北京，接受审查和批斗。这是高层批斗，但却把群众大会上的批斗办法搬到了京西宾馆，搬到了中央和军队高级干部出席的会议上。邱会作说：“陈再道被押上台之前，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的秘书和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教练’了一番并坐了‘喷气式’，总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陈再道等人站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斗。”[38]

陈再道的“站”，有了三种说法。邱会作说，他听到陈再道嘟囔自己站不住了，就乘总理上厕所的机会跟了出去，在厕所门口对周恩来说：“陈再道有些站不住了，要求坐下。”“总理有些不高兴，可能嫌我多嘴，瞪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总理回到座位，他自己没有坐下，就用命令的口气说：‘陈再道坐下！’总理这句话，同样对会场震动很大。”[39]

王力说，起初陈再道是站着，后来被迫弯腰。“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党中央开会这样弯腰合适不合适？总理递给江青，江青说就是要叫他们弯腰。他把条子撕了，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王力说，他在这个批斗会上一言未发。[40]

吴法宪则在会议火药味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冲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吴法宪说，他是想到总理在返回武汉途中，预定机场被百万雄师人员占领无法降落，被迫改降安全条件较差的机场。“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什么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他在会场上当面训斥陈再道：“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41]

这无论如何不成体统。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吴法宪，在第二天会议上，又点了吴法宪的名。吴法宪说“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后来轮到吴法宪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42]

站着挨批，间或被责骂、弯腰、坐“喷气式”甚至挨打，有时则被允许坐下。这就是陈再道被批斗时的“待遇”。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没有写到京西宾馆批斗会的事。他在7月27日被周恩来派往上海，再次准备安排主席游泳。[43]

在中央的会议上尚且如此受折磨，要是按走资派反党分子的“待遇”落到群众组织手中，陈再道、钟汉华的遭遇不知要比彭德怀惨多少。但是，他们两人却被“藏”起来了，没有交到群众手中。在文革初期，犯下如此“重罪”却没有受到群众大会批斗，陈再道是一个异数。这完全是毛泽东的态度决定的。所谓“态度决定一切”是也。

七、

态度和立场

王力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44]但是恼火过后，毛泽东做出了较为冷静的判断——“七二○”事件“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等等。不过是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武汉问题的方针。”[45]毛泽东清楚，如果真是兵变兵谏，人群就不会冲向王力的住所，他也走不出武汉，西安事变就会重演。毛当然也不愿意把自己说成兵谏的对象，而且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也没有人敢于直接对毛泽东动手。

不过毛泽东吸取了武汉的教训。以后解决各省市的领导机构建立问题，不再把“中央代表团”派往当地，钦差大臣满天飞，而是把地方主要派别的头头及有关党政军干部调到北京办“学习班”，谈妥了再回去。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邱会作分析毛泽东的态度比较到位。他说：“毛主席离开武汉实际是不情愿的，他知道他在武汉是最大的败家。”虽然他后来发表了“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最高指示”，但这不过是“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46]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群众运动”的另类滋味。

邱会作认为，毛泽东对陈再道的宽大，是正确的，是领袖式的。“陈再道的福气在于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主席对陈再道的处理已经超过对他本人错误的处理，是针对四方面军的政策来的。如果陈再道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政治生命早就掉了。肖华、杨成武，以至后来我们几个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很好的证明。”[47]这话说得有道理。毛泽东当时曾做过批示，指出凡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吴法宪说：“这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有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48]这真是陈再道、钟汉华的福气。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允许刘少奇改正错误，但那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其他参与了“七二○”事件的人，也有自己的态度。

全程经历了“七二○”事件的李作鹏认为，“七二○”事件起因是毛泽东批评武汉军区压制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对抗总理指示，抓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威胁主席安全。“但我认为，‘七二○’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所致，是中央文革一伙人，妄图通过全面内战达到阴谋夺权所致，是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问题做了不正确的判断，确定了不正确的调子和采取了不正确的处理办法所致。”[49]

把“七二○”事件的爆发说成毛泽东的错误所致，是有道理的；说成中央文革一伙人阴谋夺权所致，听起来顺理成章，实际上比较勉强。正如王力所说，他在武汉的讲话没有脱离毛泽东的调子。百万雄师把不满发泄在王力身上，并不证明王力或中央文革对武汉的事情另有与毛泽东不同的打算。

邱会作从武汉返回北京，对吴法宪说：“我的看法，倒是革命派反击造反派的。陈再道不听周总理的话是纪律问题。”[50]这个态度与李作鹏一致。他们同情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不愿意为反军区的“造反派”平反，但又显然不赞成百万雄师采取过激行动威胁主席安全。邱会作说：陈再道反对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我是拥护的，但毛主席到了武汉，“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陈没有把这个大前提摆好。”“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尤其是情绪激动的群众，为了揪王力他们，冲进了毛主席的驻地东湖宾馆，主席的安全毫无保障时，武汉军区又束手无策。”[51]

邱会作的评议是正确的。

当邱会作对吴法宪介绍武汉形势和自己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认为“是革命派反击造反派”时，吴法宪说：“不管什么派，我们倒要真的按照李文忠所说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话办事，否则就会犯错误。”[52]如果吴法宪真的说了这句话，这就是吴法宪当时的态度。吴法宪写回忆录时的态度是：“现在看来，‘七二○’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53]

因此可以说，吴、李、邱三人对武汉事件的态度是一致的。

王力的态度比较隐晦。他除了不断表明自己在武汉一直按毛、周定的口径行事，并未说错话，做错事之外，只表态说：“虽然当时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值得研究的，但主席是必须保卫的。主席当时确有危险，这个危险决不是来自陈再道、钟汉华或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也绝不是来自百万雄师的广大群众及其负责人，而是因为两派中都难免掺杂有个别的坏人。”[54]

第一，王力在写回忆录时仍不认为处理武汉的方针是错误的，而是“值得研究”。且这个方针是“中央”的，不提毛泽东。第二，王力将威胁毛泽东安全的责任安在“个别”的“两派坏人”身上，不仅排除了陈再道的责任，而且排除了百万雄师负责人的责任；不仅涉及百万雄师的“坏人”，还涉及了对立面“三钢”等造反派的“坏人”。看起来，王力作为武汉事件被冲击和绑架的受害者，摆出了一副超脱的高姿态。但实际上，这样的分析完全是避重就轻，把如此性质的严重事件说成“个别坏人”所为，实际上是用空话掩盖实质问题。不言而喻，被“坏人”绑架的人，当然就是“好人”。

把王力与吴、李、邱三人的态度相对照，王力的言不由衷甚至有苦难言的窘状十分明显。这要从王力写反思录时的处境和心态说起。

王力在文革结束后获得释放，没有像戚本禹一样被判刑，但却丢了党籍。王力写的一些东西送上去，引起邓小平的注意，认为此人可用。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说，王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的东西“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55]这就给了王力一丝期待，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党籍，政治翻身。为此王力还在1990年1月20日就建议宽大处理犯错误的原四野老干部致信邓小平，“顺便”提到自己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作为一个老党员来退休，并继续为党贡献自己最后一点微薄力量。”[56]但是因为陈云等人的极力反对，王力的愿望至死没有实现。陈云的态度是，王力不是“三种人”，就没人是“三种人”了！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为此表示了对王力的同情，说可能是“有关负责方面”的同志“另有考虑”或“工作太忙”，才出现了这个“应该解决而没有能解决的问题。”[57]陈云的表态应当就属于李庄所说的“另有考虑”。即使如此，王力晚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恢复党籍这一目标进行的。

因此，王力在写反思录时，不仅对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而且在写到有关人物时非常注意其人当时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非常注意“分寸”，为自己留下后路（包括死后恢复名誉的可能）。比如，从“七二○”事件的章节中看，王力点名批评和指责的人都是“反党集团成员”，包括林彪、叶群、江青、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而陈再道、钟汉华等，因为已经是获得平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王力一味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说半句责备之语，反而不断为他们讲好话。

相反，吴、李、邱在武汉事件中都是保卫毛泽东安全的有功之臣。虽然他们支持武汉军区的立场，都认为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处理不正确，但也不回避武汉军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是因为比起王力来，他们没有太多患得患失的想法。

最后要说一说武汉事件的“正确”和“错误”，“革命”和“反动”。吴、李、邱的立场都倾向于“百万雄师”，因为他们支持武汉军区，是军队将领心目中的“革命派”。而王力站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立场，坚持认为“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是“两派的坏人”干扰了处理过程。五十年后回头看去，武汉事件是在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中，地方两派政治势力出于各自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仅仅是由于牵涉了中央文革成员甚至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安全才显得格外严重。

实际上，它不过是全国各地在所谓“夺权斗争”中爆发的派系冲突的组成部分。如同不能说清华井冈山是错误的，就证明清华四一四是正确的，不能说“九一六”是造反派，就证明“九一五”是革命派一样，武汉“钢工总”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既不能证明他们正确，也不能证明他们“反动”；“百万雄师”绑架王力，对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决策，既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说他们“革命”。被认作是“拥护省委”的“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在其公开发布的口号中也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宋侃夫”的内容[58]。没有造反对象和造反行动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军队支左时期，军队支持的一派与军队压制的一派对立严重，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是一个普遍现象。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地方部队和野战部队支持不同派系的群众组织，不同军兵种支持不同派系的群众组织，形成更严重的对立和武装冲突。如果今天仍然以与军队的关系如何判定当年群众组织的“革命”或“反动”，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然要对文革运动中本派组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负责，而参加造反行动的各派别群众，既是文革的参与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遗憾的是，笔者看过多本武汉文革两派组织负责人写的回忆录，很多人的立场仍然是坚持自己派别的“革命”和对方派别的“反动”，意识不到自己是被文革发动者利用的工具。但愿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王力等人的回忆录在内的文革史料，能够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文革和派性斗争的错误实质。

[1]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出版 1003—1004页；《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出版 592页

[2]《李作鹏回忆录》下卷 592页

[3]《王力反思录》下 1004页

[4]《王力反思录》下 1005页

[5]《李作鹏回忆录》下卷 593页

[6]《王力反思录》下 1006页

[7]《王力反思录》下 1006页。

[8]《王力反思录》下 1006～1007页。

[9]《王力反思录》下 1006页。

[10]《李作鹏回忆录》下卷 593页。

[11]《李作鹏回忆录》下卷 594页。

[12]《王力反思录》下 1007～10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