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顾土：母亲长达30年的交代史

原创 2017-08-15 顾土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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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工作，1985年转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先父陈兆祦是档案学者，将一生都献给了档案教育事业。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还发现了他生前为先母所建的档案，其中有1952年11月到1954年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毕业证书，有1981年4月16日追悼会的悼词；还有一身极其珍贵的土布军装，母亲曾经穿着这套军装，1949年4月随大军渡江，5月进入上海。

但是，保存最多也最令我震惊的，却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到文革期间，先母所写下的一篇篇交代的底稿，以及先父亲笔抄录的1975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和1978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对先母“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审查意见与审查结论。

这令我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清理、销毁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保留在人事档案里的所谓黑材料，尽管都是整人和被整的记录，显示出每个人身上的各类“污点”，但我父亲却认为这些材料同时也是一段历史时期里形成的真实记录，作为档案本身而言，并非伪造，同样具有历史价值，应该继续留存、妥善保护，让后人永远了解、铭记那个时代。

身为人民大学档案系教师的父亲特意致信人民日报，从档案保存的角度，阐释自己的见解，人民日报将信发表在“内参”上。但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将先母交代文字的底稿也保存下来，使我在半个多世纪后得以面对这些凝结大量历史信息的沉重语言，一遍遍阅读熟悉的字迹，再次怀念早逝的母亲。

1954年父亲陈兆祦和母亲潘嘉在天安门前。

先母潘嘉，原名徐默文，江苏丹阳人，1927年5月12日出生，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不过20来岁，文革爆发那年，还不到40岁，可写交代却伴随了她的人生。

先母一生究竟写过多少交代，不得而知。但仅翻阅现有的这些交代底稿，就已令我心头格外压抑，因为母亲所交代的竟然都是8岁到21岁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个年纪，她才是个学生。

从8岁到21岁，母亲的人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她后来屡屡交代，难以挣脱，直至被打成“反动党团骨干”“阶级异己分子”“中统特务”“历史反革命”，最后，一顶“特嫌”的帽子又整整戴了7年？

四十五岁半身不遂

五十四岁撒手人寰

1967年12月15日，寒风凛冽，对我来说，这一天刻骨铭心。

晚上，父亲带着我们从外面回到铁一号。铁一号就是北京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我的家。母亲已经失踪好几天了，问父亲：妈妈呢？他的回答总是：在西郊忙运动！

母亲在人民大学读书时的学校西郊校园大门。

铁一号大门灯光昏暗，一迈入红漆大门，冷风迎面扑来，眼前的钟楼格外阴沉，没有一个行人。父亲加快了脚步，拽着我们沿着缓坡赶紧往上走。但我忽然发现坡面有一条刚刚刷上的巨幅标语，从钟楼前一直刷到大门口，每个字都有斗大。谁又被打倒了？我十分好奇，挣脱了父亲的手，沿着缓坡看上去：“打倒中统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潘嘉！”字字都让我心悸不已。

父亲一把抓住我的手：别看了，赶紧回家吧！其实，不看我也一样会知道。灰楼、红一楼、红二楼，当我们走过时，铁一号上空正回荡着大喇叭的广播声，一男一女、一人一句，声音清脆高亢：战报！战报！现已查明，我校档案系的潘嘉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

回到红二楼丙组一号我的家后，父亲马上将我们兄弟三人关进卧室，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出来。正在我家帮助照看我们的姨外婆死死把住卧室门，不准我们出去。

此时的窗外，已是汽车逼近声、大呼小叫声不断，声震屋宇的擂门声接着响起。我听见父亲开门，然后有人在厉声喝问，家里似乎顿时挤满了男男女女，吵闹不休。有人敲我们的卧室门，姨外婆打开门，几个人进来看了我们一眼，又出去了。姨外婆再次将门顶住。

1955年，父亲陈兆祦和母亲潘嘉在铁一号小花园留影。

门外整整喊叫了一夜。次日清晨，我去上学，父亲已经不见了踪影，几个陌生人仍坐在我的家里，有人质问我：你妈妈呢？我回答：不是让你们抓走了吗？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开始在胆战心惊中过日子。父母不见了，家也被抄了，周围是冷漠和歧视的目光，大标语、大字报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母亲的名字已经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都用父亲早已准备好的木板将窗户顶上，但还是不断有人在夜间砸门，声称查户口，一些愣头愣脑的人经常进来转一圈，问了几句话又走了。在天津大学教书的三姨和三姨夫听说后，赶紧来到北京，将我们兄弟三人都接到天津。

直到父亲被释放后，我才回到北京。见到父亲时，从他的举止中发现他曾被暴打过。原来殴打他的就是他的学生，打的时候先用麻袋将他罩住，再用麻绳绑住。

给母亲按上各种罪名的最初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新人大”，但没过多久，与“新人大”对立的另一派“人大三红”也将母亲“揪”了出来，两派都称我的母亲是中统特务、反动党团骨干、阶级异己分子。母亲长时间被拘禁在西郊的人民大学。

母亲在人民大学研究生班的毕业证。

当时，我年仅10岁，四周过去非常熟悉的叔叔们忽然间不是冷若冰霜，就是如凶神恶煞一般。有几个专程去南京轮番审问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有一个将我的三姨从天津骗到西郊人大，拍桌子瞪眼睛地要她揭发我的母亲。一天，有一邻居过来找我，说我母亲被关在西郊，要我带着她所急需的生活用品，赶紧去西郊看她。

我换了几次车终于来到西郊人民大学，这是我头一次走进西郊人大。人民大学正被两派分割，四处都是防御工事，外面见到的人个个头戴头盔，手持长矛和棍棒，高音喇叭在互相攻击。

我打听了了半天，才来到一座教学楼的教室里，里面有的面孔并不陌生，一个住在我家楼上，一个就住隔壁。他们看见我，失去了往日的亲切，我也没敢称叔叔，只问他们：我妈妈呢？他们回答，你把东西放下吧。你妈是反革命，不能看！

被关押期间母亲是什么情形，我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去世以后，曾与她关押一处的方志西（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邹鲁风夫人）回忆：潘嘉同志很坚强、有原则，从不屈服！究竟如何坚强、怎样不屈服，她没细说。

1968年的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人民大学，两派武斗停止，我想，这回我总能见到妈妈了，可是却接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说她已经到北京水泥厂参加劳动，周日可以过去看她，还告诉我如何乘车。北京水泥厂在五棵松，那时我觉得五棵松好远，坐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才找到。少年时就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病的母亲，时隔8个月，当我见到她时，她走路迟缓，面容惨白。那年她仅41岁。

母亲毕业时合影。前排右三裴桐（曾任中央档案馆馆长）右四曾三（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长）右五人大校长吴玉章，右六为苏联专家谢列兹涅夫，右七是人大档案系第一任主任吴宝康。第二排右二是母亲潘嘉，第三排右七为父亲陈兆祦。

紧接着，殃及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母亲再次被当作重点审查对象，父母都住在西郊人大，不能回家。有一天他们终于回到铁一号的家里，可次日在我家里就召开了一场家庭批判会。来了一个军宣队的军人，还有一个档案系的女学生，高高的个头，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

军宣队员先来了一段开场白，随后女学生发话，她自称是革命军人出身，直呼我父母的名字，连老师都不叫。她先讲了半天我母亲的历史问题，然后就要我们一起帮助我的母亲认清历史问题，老实交代。我们一声不吭，全家静悄悄的。女学生只得在那里独自述说了一番自己的光荣革命家史，介绍了一通自己是如何学毛著闹革命的，说以后这样的家庭批判会还要经常开，过后就和军宣队员匆匆离去。

家庭批判会尽管没有再开，但父母依然住在西郊人大不能回家。1969年11月，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地点却是在江西余江县的锦江镇。父亲先赴江西，母亲被允许回家后卖掉了家里的所有家具和书籍，退掉了铁一号的房子，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然后拉着我们，随着人大的几百号教职工和亲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达鹰潭。

到达鹰潭时夜幕已经降临，下车后我看到母亲坐在行李上，不停地喘息，但她还是强打精神，站立起来，背着行李，要我们手拉手，跟随人群，千万别掉队。她不时将手按在我和哥哥的肩头，好像要摔倒的样子。一位过来打招呼的阿姨发现了，告诉我们说你妈妈恐怕撑不住了。我们赶紧将妈妈肩上的行李都扛在自己身上，那年，哥哥13岁，我12岁，弟弟9岁。

1950年代母亲在西郊人大留影。

鹰潭街道路灯不亮，数百人在黑暗中前行，从火车站走向码头，活像逃难的队伍。好不容易来到江边，眼前这条江叫信江，我们乘坐机动船前往锦江镇，江风吹来，分外寒冷。机动船行进了很长时间，我不停地发问：怎么还没到啊？母亲说：快了、快了！终于，岸上一片灯火摇曳，那不是电灯，而是盏盏马灯，先到的人们正在岸边提着马灯等候我们。其中就有我的父亲，他高举着马灯，呼唤我们的名字。

我从来没在南方过冬，到了江西才知道，原来在这里过冬比北方还冷。房子的木板墙露出一条条缝隙，雨雪过后，即便白日外面有了阳光，屋内却依旧阴冷潮湿，夜里，被子加棉衣，整个头蒙在里面，还是直打哆嗦。母亲的心脏病加重，就留在锦江镇学习，父亲去了刘家站，那里是人民大学五七干校，距离锦江镇50公里，一个季度才允许回来一次。

母亲学习的地点在五七干校驻锦江镇办事处。外婆客死天津，我拿着加急电报赶去找母亲，她正坐在马扎上学习，当即抱头痛哭，坐在她身旁的人民大学副校长崔耀先和档案系的同事李毅慌忙劝慰她。母亲想请假去天津奔丧，但被拒绝，前一年我的外公去世时，同样也不准母亲回南京。

母亲是孝女，不能见父母最后一面，心灵的伤害更让她病上加病，躺在床上多日不能下地。尽孝不能，养病很快也被终止，一声令下，母亲去了刘家站。在五七干校，夫妻分离，男女分开，父母相隔也很远。

母亲在文革中的交代之一。

我骑着自行车翻越丘陵、涉水过河，去刘家站看望父母。只见我的母亲正蹲在那里分拣石头，人显得十分虚弱。

锦江镇闹肝炎，许多孩子都患病，父母便叫我带着弟弟从鹰潭坐火车去浙江湖州投奔我的姨外婆。母亲不能送我们，父亲只能送到鹰潭火车站。我探出头去，向父亲招手，看着父亲孤独的身影，想到母亲还在石场分拣石头，赶紧扭过脸去。

住在浙江湖州，我只接到父亲的来信，从没见到母亲的字迹。一年后，当我接到父亲的电报，让我回北京后，我才知悉，母亲在干校曾多次被送往医院抢救，还专程去南昌医病，但病情从未好转，一拖再拖，直至根本不能劳动了，才同意她返回北京治疗。

在铁一号红三楼丙组二号，母亲、哥哥和我住在其中的一间房里，我们每周都陪母亲去阜外医院看病，母亲一举一动看起来好累，弯下腰也会喘息半天，去食堂买饭都吃力得不行。

1972年3月的一天，她忽然倒在地上，送往医院后，虽然救了过来，但从此半身不遂，这一年，她年仅45岁。卧病九年，1981年3月30号，母亲永远离开了人间。去世那年，她只有54岁。

一顶“特嫌”的帽子，

整整戴了七年

回想母亲的一生，卧病九年，也就是半身不遂的九年，大概是她最幸福的九年。

1973年父亲陈兆祦和母亲潘嘉在铁一号红三楼丁组前留影。

这九年，母亲的思维十分简单，复杂一点的事情，她都是摇摇头；她的记忆单纯，那么多痛苦的往事，似乎已经从她的脑海里彻底抹去；她言语表达浅显，可用的词句不多，无法用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其实她的心情也只剩下一喜一怒而已。

人民大学被撤销后，父母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75年12月，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专门作出《关于潘嘉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次年1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特意来人将意见告知母亲，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她面无表情，好像在努力回忆什么、思索什么，最后在我父亲的帮助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1978年12月28日，已经恢复的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母亲的历史问题再次作出结论，母亲面对结论，只是微微一笑，她究竟还记得些什么，事后我问过她，她只是摇头。

无论北京师范大学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对母亲的“意见”和“结论”都称，文化大革命中对她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审查，最后，“特嫌”问题应予排除，参加三青团问题应予排除。这表明，母亲的两项历史问题整整审查了7年，如果按照人民大学的结论日期，就是审查了整整10年。尽管最终都是“应予排除”，但母亲此时只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任何审查和嫌疑，对她都已经无所谓了。

母亲潘嘉。

这九年，我们住在铁一号红三楼丁组四号，寒来暑往，父亲精心照顾母亲，母亲什么都不必思考，只有一步一挪，缓慢散步，只有从早到晚斜靠在椅子里，静静休息。她亲眼看见我们兄弟三人相继考上大学，在她的心里，除了我们之外，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了。望着母亲对往事的麻木，对政治的冷淡，对社会风向的无动于衷，我怎么也无法与过去的母亲联系起来。

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零运动”中，她曾冲在上海暨南大学学生游行的最前列；1948年3月，她以暨南大学女同学会干事的名义公开号召全校同学赴杭州春游，其实是集体致祭1947年10月被害的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在暨南大学著名的“四八”反迫害行动中，她又成了名人。

1949年4月，她英姿勃发，挺立船头，身为“解放大军”的一员，横渡长江；她曾满怀豪情，身着军装，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上海，在外滩与当年的地下党战友欢声笑语，合影留念。可最后，这一切在她的心目中灰飞烟灭。因为最终所有的历史经历留给她的都是痛苦与折磨，无非就是一次次的交代、交代。

我的母亲曾经非常“革命”，也曾经特别“进步”，而且发自内心。在《人生不是梦——红军女战士程桂芬回忆录》中就提到过我的母亲，说她是进京路上的组长，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她要求大家排起队，整齐划一，走进市里。母亲最喜欢唱的歌，曾经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最爱给我们朗读的小说是《红岩》，总让我们收听的广播是《王若飞在狱中》。但当《红岩》被批判为大毒草、作者罗广斌惨死，早已遇难的王若飞也被定为叛徒时，母亲就沉默了。

文革之初，她曾和同事一起组织了“从头越”战斗队，四处摘抄大字报；1968年1月29日晚上，也就是农历除夕夜，在她写下的交代中，抬头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结尾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全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卧病之后，在她的有限言辞里再也听不到任何政治词汇，革命与她完全绝缘，因为革命的结果，不过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审查。

母亲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

1973年开始，母亲当年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在上海地下党的战友、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工作的同事，纷纷从牢里、从学习班中、从五七干校出来，重新工作。他们常常来看望我的母亲，聚会吃饭，畅谈往事。我不时被父亲派到东四十条路口的江苏餐厅要几个大菜，带回来摆上桌面，然后坐在那里，听他们闲聊。

常来的有费志融，他是母亲在上海地下党的直接联系人，曾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总经理；有徐萌山和石敏夫妇，徐萌山是台湾人，常年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秘书长，石敏就是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有金尧如，他当时是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每次聊天都是绘声绘色，中外典故脱口而出；还有一位张连，他在文革前曾是中共晋江地委副书记，后又当过福建省委对台办副主任、福建省科委副主任；白明来的次数很多，他也是台湾人，少时曾经练过马术，在上海暨南大学游行时，他奋不顾身，冲向前来弹压的宪兵马队，将头马扭转过来，其事迹传诵一时。

几年前，我在台中市的诚品书店看到一本《一九四六，被遗忘的台籍青年》，里面看到了多位我熟悉的名字，都是母亲的好友，其中就有白明。原来，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为了让台湾学生尽快接受中国的高等教育，专门举办了一场公费生考试，录取92名学生到大陆的大学就读。不想，1949年后，这些公费生的三分之一留在了大陆，与台湾亲人一别就是几十年。

来看望母亲的还有母亲在华东局工作时的两位老上级，一位是上海市档案馆馆长罗文，1927年就加入中共；还有一位是李波人，曾任刘少奇的秘书，在秦城监狱蹲了9年，1975年才见天日。李波人的家就住在魏家胡同，距离铁一号很近，所以常来我家闲坐。

母亲在文革中的交代之一。

他们在我家里聚会时，母亲都是靠在旁边静听。他们聊的那些往事，母亲是否还有印象，我不知道，但在我的心中却记了下来。知道了他们当年在暨南大学的学生生活，知道了他们是怎样在沈崇事件后策划游行示威的，知道了他们这些地下党员是如何入党、如何联络的。而李波人，原来1935年5月开始，他就在苏州军人监狱坐过两年多的大牢，在他的一生中，有11年是在牢中度过的，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

但我最不解的是，在他们交谈时，只要一说到当年的地下斗争，虽然惊险，尽管有性命之虞，但都津津乐道，神采飞扬，不无自豪，而且事无巨细，记忆犹新，而一进入他们从地下转入地上，还担任了各种职务后，却几乎很少提及，似乎处于失忆状态，也失去了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或许，他们根本不想记起或言及一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母亲的交代，

说的都是什么

在母亲的一生中，有两次遭遇罪名：一次是1948年，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以“共匪间谍”罪，对母亲发出逮捕令，暨南大学开除了她的学籍；一次就是文革，其间最重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罪名便是“特嫌”，即特务嫌疑，另一项则是参加三青团的嫌疑。

1951年母亲的交代之一。

罪名，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是无奇不有，因文字而锻炼成狱，史不绝书；株连九族，则是世界之最；而腹诽心谤、莫须有之类，更是天下一绝。但到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到了文革，所有罪名加起来，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且登峰造极。言论、思想、日记、写作，不但可以获罪，还能处以极刑。

修正主义、经济主义、阶级异己分子、社会关系复杂、里通外国、历史复杂、历史问题、坏分子、特嫌、右派、“恶攻”等等，如今听起来，根本无法想像，怎么也能成为罪名？然而，这，就是我们经历的一段历史，就是我们曾经度过的岁月。这些莫名其妙的罪名，其特点就是内涵宽泛、无边无沿，可以随便取舍，任意诬陷。只是嫌疑，而且是捕风捉影的嫌疑，就足以将人审查、批斗、关押、审讯、劳改，身陷囹圄，直至处决，还能株连亲人、同学、朋友，影响所有的生活。

从母亲的交代底稿里可以看出：

我的母亲成长在南京，家境贫寒，十个兄弟姊妹里只活下来五个，虽说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长期担任教师，但在那个几番易色的都城里生存，也发生过各类“历史问题”。

母亲在南京读书时。

我的母亲先后在南京临时大学、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前者拥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后者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华侨或华侨子弟，有的还来自台湾，这让母亲和同学们在新社会不能不被审查，互相作证。

1947年，我的母亲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投身地下学联领导的学生运动，而地下党员，尤其很多城市地下党员后来的遭遇，曲折坎坷，磨难重重，身为其中一员，母亲自然在劫难逃。

1951年11月，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母亲写下的交代就是让她证明、说明当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与她相识的那些人的情况。从怎么认识他们的、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和思想状况，一直到他们何时入党、有无被捕、参与过哪些社会活动、还认识哪些人等等。其中有一位张连，母亲在世时，与我家往来多年，其丰富的革命经历值得一叙。

张连是福建安溪人，至今仍健在，被报刊誉为“百岁革命老人”。他原名林绿竹，1939年加入中共并任安溪龙门支部书记，在暨南大学读书时，担任过地下党支部书记，还任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的宣传部长。1946年他带领一批暨南大学、集美学校学生党员到台湾创建闽西南白区中共台北支部，曾四赴台湾，以闽西南白区中共巡视员身份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5月参与组建中共泉厦临时工委并任书记，当过中共安溪中心县委书记、闽粤赣游击纵队八支四团副政委。

母亲在苏北解放区。

1948年初，张连自台湾回来后住在大公报主笔李纯青的家中。李纯青也是安溪人，又多年定居台湾。那时，暨南大学有几位来自闽南和台湾的学生常去李家玩，母亲与这些人是要好的同窗，因而也成了李家的常客。在李纯青家，母亲与张连相识。在母亲的文字中，我看到了据她所知：张连在当时一共发展了几个中共党员、张连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在上海和我母亲见过几次、在南京何时何地见面、南京见面的谈话内容、张连爱人的情况等等。

这一时期，母亲所写的交代，显然是因为有人受到审查，所以要求母亲出面作证。

在母亲的交代底稿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两份，一份交给档案系“革命师生”，一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者是当时揪出她的那两派群众组织，后者就是被派驻人民大学、执掌学校大权的军宣队。这两份文字，母亲交代的历史问题，几乎一致，可谓不厌其详，一丁点事情，都要反复述说。

母亲交代了她的家庭，因为我的外祖父曾被认定有严重的历史问题，1955年“肃反”时，外祖父曾被当时正任教的南京同济高级工业学校开除，但1956年又被恢复教职。母亲没有说的是，这是因为1956年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我的大舅舅在南京加入了三青团，1946年到杭州青年军学习，做过副分队长，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时又参加刚组建的新中国海军，1956年复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判处劳动改造。母亲没有说的是，我的这位大舅舅从海军被迫复员的原因就是他曾经参加过三青团，而我直至1981年母亲去世时才第一次见到大舅舅。20多年来，他一直在做苦工，与我见面时，已形如骷髅。

母亲随大军渡江时穿的土布军装。

母亲八岁时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呢？原来那时我的外祖父在小学教书，而潘文华（民国二级陆军上将，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易帜，任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弟媳妇在其夫逝世后正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南京，孩子们就在我外祖父任教的学校读书，因为学习成绩欠佳，潘的弟媳就邀请我的外祖父常去家里给他们做家教，为了两家更加亲近，她还认我的母亲做了干女儿，我的母亲也因而改名为徐蜀文。这件事，到了文革，便演变为母亲的一大罪状：四川大军阀的干女儿。

1945年初，我的母亲在南京国立师范的文史专科求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要求所有日伪统治下的大专学生都集中到南京临时大学补习。临时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呢？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规定凡在收复区（即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包括已经毕业及尚在校学习之学生，必须通过甄审，始承认其学籍，并在多地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补习后，经过甄别考试，由教育部颁发《审查合格证书》。

这一办法公布后，学生们认为是对沦陷区学生的歧视，不但罢考，还上街游行和请愿，高呼“学校无伪”“学术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认为学校不同于政府，不能把沦陷区的学校称作“伪学校”，更不能把学生称作“伪学生”。当局只得取消甄别，改由学生自己按原来年级，选择相应院系到临时大学就读。1946年6月，临时大学撤销，应届毕业生修业期满者，发给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未毕业的学生则按其所学院系与地区，分配到各地大学继续读书。

1949年母亲（中）随大军回到上海后在外滩与地下党战友合影，右为母亲的入党介绍人石敏。

对母亲的怀疑，在于南京临时大学有一个“文联同学会”的学生文化组织。1945年12月，昆明“一二一事件”发生后，形成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浪潮，史称“一二一运动”。在南京临时大学里就读的原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发动下，成立了“一二一同学会”，举行了反美示威，而我母亲原来所在的国立师范学生则集体加入了另一学生组织“文联同学会”，还参加了反苏大示威。反美是左翼学生的一贯做法，但当时为什么很多学生还要反苏呢？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也就是著名的《雅尔塔协定》，以维持外蒙现状和控制东北铁路及军港为交换条件，换取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八一五”东北光复，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要求苏联撤军，但苏方百般拖延，不但称旅顺港及大连港、满洲铁路权益为苏联所有，还宣布东北154种工矿企业为苏联战利品，令中国国内舆论鼎沸，而苏军拆运东北厂房、机器的事实被披露后，更激起社会各界对苏联的不满。

194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区接收委员张莘夫及其随员八人，前往交涉接收抚顺煤矿时竟被杀害，接着，《雅尔塔协定》内容公开，其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使举国震惊。2月中旬，南京临时大学5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友邦军队依约撤退”“请求政府查究张莘夫被害真相”“坚决反对雅尔塔协定有损中国主权部分”，此次示威成为全国反苏运动的先声，随后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抗议示威，尤以重庆最为激烈，反苏中当然也包含着反共。

母亲（右1）与地下党战友在胜利后漫步上海外滩。

参加这一反苏大游行，后来成为很多人一生的“污点”，不断被审查，被要求交代。先父也曾因为在上海差点参加了反苏游行，生前就多次交代原因，直至改革开放后才终止。

对“一二一同学会”，母亲在交代里称不了解，但有些面孔熟悉，后来在华东局、在人民大学时曾多次见到其中一位姓康的女同学，曾任刘晓的秘书。刘晓就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母亲还与南京临时大学同学王可玳相识，从1975年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和1978年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的审查看，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位王可玳同学才导致了母亲不断被怀疑。审查称，王可玳是中统特务分子，“文联同学会”实际由王“控制”。由于参加了这个“文联同学会”，参加过反苏游行，再加上认识了这个王可玳，于是，母亲就沾上了中统特务的“嫌疑”。

我的母亲为什么还会被怀疑为参加过三青团呢？三青团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抗战期间官方组织的青年团体，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都参加过三青团，有的实际是集体加入，因而在江山易色后被长期审查。而我的母亲，其实并未加入过三青团，她只是在南京临时大学结束后等待分配的过程中，与我的大舅舅一道在三青团举办的一个进修班里进修过。

等候分配时，母亲非常焦急，因为家里生活拮据，又怕最终不予分配，无法继续求学。正巧我的外祖母有位从前的学生就住在附近，她的丈夫任职于三青团中央。我的外祖母听说三青团办了一个管饭又管升学的进修班，就托这位从前的学生代为设法，让我母亲和我大舅舅进入学习。进修班除了学三民主义，还学文史和数理化。在里面仅仅学了一个多月，母亲就接到国府教育部通知，被分配到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继续就读。没料到，这一个多月竟成了母亲一生的“嫌疑”。

在苏北解放区，母亲与华东局秘书处同事合影。

在交代中，母亲一件件叙述了暨南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如何加入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如何组织、参加了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如何被发觉，如何被通缉，最后，如何秘密离开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后来，她先在华东局城市工作部训练班学习，继而又在华东局政策研究室和华东局办公厅任职。

1952年11月，母亲由上海进京，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期档案研究生班学习，研究专业是“苏联档案史”和“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导师是苏联专家谢列兹涅夫。1954年1月，母亲毕业留校后在历史档案系中国国家机关史和文书学教研室任教，直至文革爆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母亲教学与研究的黄金期，她主编了《文书学讲义》，1981年又以《文书学纲要》的书名出版，还在专业刊物上不断发表论文，对“苏联机关文书处理中的监督制度”、“文书立卷”、“领导指导类问题的产生”等问题一一发表独到的见解。

其实，从1962年开始，因为心脏病不断发作，她已在家休养，还多次以身体状况和家庭历史问题为由申请调离档案专业，不料，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无情地将她抛了出来，以致一病不起。

八岁时偶尔认了个干娘、半年学习期间集体加入了一个学生文化组织、参加了虽然反苏却很爱国的游行、在官方组织举办的一个进修班学习了一个来月，如今想想，这些对青少年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可就因为这些，却让我的母亲一生不得安宁。

在母亲的交代里我还看到，原来早在1950年，当她在华东局秘书处任职时，就曾经赶上过一个小规模的运动叫“编年纪事”，虽然名称看起来挺有文化意味，但内容就是要求所有人将自己的过去按照编年，一一交代清楚。母亲在这个运动中曾经将上述问题已经说了一个遍，还做了检查。算起来，这点事竟让母亲反复交代了30年！

1949年6月母亲在上海外滩。

翻阅母亲的一页页交代，从发黄的纸张、繁体字，直到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最高指示”“万寿无疆”“万万岁”，每读几百字，我就不得不起身，站在阳台，极目远望，借以舒缓压抑的心情。掩卷沉思，除了母亲生不逢时的感伤外，唯有一声叹息。

顾土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