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刘晓阳：插队朋友顾家錡和他的母亲
刘晓阳，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到内蒙古插队8年，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1984年留学美国，现居美国波士顿。
大学时期的刘晓阳。
我插队的朋友顾家錡去世了（1950年1月3日—2013年1月5日）。追悼会开完，一切又复归于平静。一个人就这么来无影，去无踪，在人世间匆匆走了一趟。如果是学术艺术专家，没准还能留下些作品，但家錡什么都没有。他所留给世间的大概只有朋友们的回忆。
其实我先认识家錡的弟弟家镒。他和我同一所中学，但比我低一年级。
1968年元旦刚过完，我自己的母亲照常去上班，但晚上下班没有回家。她是全总国际工运研究所的副所长，被一个叫“革造”的组织扣押起来私刑“审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轮番逼供后还回来一具尸体，说她“畏罪自杀”了。我的家突遭灭顶之灾，而且求告无门，没处讲理。我不愿面对这一夜之间破败到底的家，想尽快离开，而且越远越好。于是在报名去生产建设兵团因出身之累不果后，迅速选择了去内蒙古牧区插队。
到了草原深处才知道，我的朋友顾家镒的哥哥也同我在一个公社，但不同队。家錡比家镒大一岁，正好和我同年。下乡没多久便听说顾家錡的父母也全都自杀了。我很奇怪，家錡的父母自然也是家镒的父母，我在学校时怎么没有听说过家镒父母自杀的事？
我因惦记着家长是否有“解放”或者“平反”的可能，每年冬天都要回去看看，结果受到同队人的嘲笑。我也不想解释什么。记得第一次准备上路回家的头天晚上，传来了公社要开展“挖肃内人党运动”的通知。我对此毫无兴趣。等我返回队里时运动已经结束。这场运动的终止和顾家錡所在的生产队有关。
顾家錡他们队有20名知青。其中和家錡来自同一所中学的周秉建，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
其实我们下到生产队才知道，所谓的旧社会农村的宗法势力被土改运动摧毁后，再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每个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多出自一个家族。家錡他们队的领导班子负责人叫白音仓，蒙汉兼通，见多识广。他们队超过一半的人家都能和白音仓攀上亲戚。运动一来，白音仓成了运动对象。自然该队过半人口都上了他的黑线。
这场挖肃运动的结束来自周恩来总理的一次讲话，说他接到一封亲戚的来信告诉他，挖肃内人党已经挖到蒙古包里了。这个亲戚就是周秉建。设若当初周秉建没有到草原深处插队，或者没插在白音仓家族占多数的生产队，更或者没写此信，没准儿那场运动还会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我虽然认识顾家錡，但因草原地广人稀，来往很不方便，见面的机会不多。我和他最长的一次接触，是有一年从北京返回大队时在火车上的偶遇，就一路聊着天往回走。我知道失去母亲的滋味，也因此不想触动他心灵上的创伤。但家錡自己跟我讲了一段有关的经历。
那次也和这次一样，他从北京返回大队，火车上遇到一位女生，便聊了起来。说着说着，那位女生便讲起了“文革”初期造反的峥嵘岁月，眉飞色舞地大谈她们如何轰轰烈烈地批斗校领导的革命豪情。家錡说，其实那个女生说的校领导就是他自己的母亲。家錡指着我说：“和咱们现在一样，她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和我面对面，就这么近。”
我听得心里发毛，便问他：“你当时告诉她，你就是她们校领导的孩子吗？”家錡说：“没有。”我又问：“你对她有过什么表示吗？”
“也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说，也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只是暗中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默默地听着。”
家錡的母亲叫王毓真，是北京女一中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因当时无正校长，她便是实际上的行政负责人。她本人当年就毕业于女一中；那时候叫幼稚师范。大学念的是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是教会学校。家錡的妈妈1946年入党。我和顾家镒所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1939年入党，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老师1941年入党。从资格上来说家錡的妈妈比她们晚参加革命5到7年，但职务却差不多，都是一所中学的负责人，由此可见她的才干。
有这样的才干，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很少出自缺衣少食的贫下中农或者城市贫民家庭。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和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老师都出身地主家庭。家錡的妈妈出身于有私房的城市中产阶级。
“文革”一来，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当权派”容易识别，就是单位领导。但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不好判定了。唯一可以识别的“硬指标”就是家庭出身；如果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而其实这些人都是中共处于地下时的战争年代秘密加入的共产党。她们若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初还何必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可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没人去想。揪家庭出身，成了所有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各单位负责人的紧箍咒。而其实真正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单位领导人并不多见。
家錡外公有一处老宅，在西单阴凉胡同。外公去世后，家錡的妈妈考虑到党员不能有私产，便决定把房子交公。由于政府的实际查收往往要拖很长时间，没能在外公故去的当时瞬间完成，“文革”中就成了家錡妈妈曾经拥有私产的铁证。
“文革”开始，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老师第一个遇难，被学生乱棍打死。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服安眠药自杀。我是去医院抢救的学生之一。
我们1968年8月份下乡。家錡的妈妈于12月12日偷逃出关押她的私牢，和夫君会合后试图投奔亲戚家暂避。然而那个晚上他们却没能找到容身之处。入夜，夫妻双双自沉于北京西八里庄京密引水渠。那是12月份的河水，寒冷冰凉，即使不淹死，也会冻死。
当女一中看押王校长的人发现她已不见之后，赶到她家中搜查不果，竟将她最小的儿子抓到学校扣为人质关押了一周之久。
原来家錡的父母自尽于我们下乡之后；所以我在学校时没听说过家镒父母自杀的消息。家錡的妈妈其实已经逃出来了，但还是选择了自杀。和“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样，群众运动把被诬陷的运动对象逼得无路逃生。这是拿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群众运动正是淹死同志的汪洋大海。
从1966年运动一开始，家錡的妈妈即遭监禁批斗，被剃光头发，打得很厉害。从“走资派”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的“阶级异己分子”。不管运动如何翻来覆去，总有新的罪名加到她的头上。到她逃走自杀时，这种非人待遇已经长达两年半之久。
我知道这些细节后甚是为家錡的父母惋惜，当初怎么就没想到逃去我们插队的草原深处，躲到儿子的蒙古包里避难呢？！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韩志学就曾逃回东北老家；事后虽然因“擅自脱离组织”受到严厉处分，但毕竟活了下来。什么样的处分能和死相比？
“擅自脱离组织”就是逃兵。挨整的人躲避算逃兵，自杀算叛徒。家錡的妈妈两者得兼。而私设公堂，逼死人命者不但无罪，反而因证实了一个叛徒或者逃兵而有功。
“文革”中我和刘晓利一起去顾家玩。他们家兄弟三人，加上爸爸四个男生。他妈妈等于住在男生宿舍里。不料一夜之间父母双亡，家里只剩下三个不谙世事的男孩儿。没了母亲，没了女人的家怎么过呀？
我们中学是男校。曾经有高年级同学开玩笑，建议同学考高中时报“第一好中学”。原来女一中校门口的横匾上“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女子”二字因笔画较少，写得较瘦，很容易被误读成“北京市第一好中学”。这是一所当时口碑仅次于师大女附中的著名女校。
顾家錡小学上的实验二小，和他同桌的女生就是卞仲耘老师的二女儿。那时候学校开家长会总让家长坐到自己孩子的座位上。想必卞校长和王校长同桌见过面。两位著名女校的校长，一个死于学生的群殴，另一个虽然逃了出来，但还是走投无路，不得不选择自杀。这种下场真是令人无言以对。我自己的母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曾当过晋察冀根据地河北深县一中的校长，解放初期调到外事部门；虽然不当校长了，“文革”也没逃过一死。
《北京日报》1981年5月24日曾经发表过一篇刘耀祖题为《从喜车谈起》的短文：
解放后提倡新事新办，革命同志结婚时注意树立新风。我还记得1949年女一中教员王毓真结婚的情况：她1947年（实为1946年）参加共产党，和一位男战友相爱，约定不解放不结婚。1949年解放后，有一天下午，他俩抽空去区政府登记。傍晚毓真同志用一辆自行车把衣被运到爱人家。晚间在一间小屋里，十来位熟识的战友在一起喝茶、聊天。一位老同志对毓真说：“你的这辆自行车，就是你们结婚的喜车啦！”说得大家都笑了。两小时欢笑后，大家散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夫妇照常上班，紧张工作。后来毓真同志担任女一中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她的这种精神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那次家錡带我到刘晓利家重聚时，晓利说家錡父母的双双自尽不排除有殉情的可能。是啊，这么恩爱的夫妻，难免不往“不能同年同月生，但愿同日同时死”上动感情。我们无权抱怨家长选择了这么一个伤透了儿女心的举动。他们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
那次火车上巧遇顾家錡，他是回生产队办手续的。他父亲顾传淦原是水电部计划司年度计划处的处长；单位有工地，同意把孩子调到工地安排就业。我和家錡抵达公社后分手不久，他就离开了草原。
后来家錡当过不长一段时间的科长，就在改革大潮的兼并重组中逐渐边缘化，最后在单位所属的书店里打杂。我几年前回国去看他。他弟弟家镒送我回家的路上说，哥哥的境遇很不好，收入还不如嫂子多。他们同队的知青王小波回忆说，家錡退休后很满足，退休金能拿到三千元了，是退休前工资的三倍。也就是说家錡退休前的工资只有一千元。在中国这种人情大过王法的社会，一个人一旦失去父母的呵护，其升学、就业和转换工作要比正常家庭的子女困难得多！
四十年后，家錡的小学同学维一曾想怂恿他把母亲的冤案写出来，但越洋电话刚打过去，那边已是泣不成声……他没再勉强家錡重新撕开已经渐渐弥合的伤口，尽管脓血并没有滴尽。
我因和家錡有过类似的经历，也鼓励他写：记录下来，是亲生儿女的证词；不写，等咱们都死了以后，就没人知道世间还曾有过这样的事了！
但电话打过去，他却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因长期感到吞咽困难，他被查出食道癌——我不能再逼他了。
家錡人缘非常好，朋友特别多，大家都赶来参加追悼会给他送行。不但有周秉建，而且有同公社原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宋因“文革”之初给毛主席戴过红袖章而一直被诬指为对校长卞仲耘老师的死负责。而其实她不但与打人无关，反倒是劝阻和参与救人的，只是没能抢救成功。
顾家錡是他们队知青中第五个去世的。第一个去世的马月兰（1949年10月18日—1993年10月9日）死于肝萎缩，终年44岁。她的父母也是在我们下乡后的1969年双双“畏罪自杀”。她父亲马育新是原北京市劳动局劳保处处长。另外三人按去世的时间顺序是李宝凤（胰腺癌）、郑增身（肺癌）和张育芷（肺纤维化）。他们队知青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了。
愿他们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马月兰和顾家錡又可以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了。
（原载《南方周末》，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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