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刘晓阳： “知青”李三友个案
刘晓阳，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到内蒙古插队8年，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1984年留学美国，现居美国波士顿。
大学时期的刘晓阳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刘晓阳所写的李三友（1947-2012），也是他同去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的知青，返城后任北京55中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1979年入读北京政法学院民法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先后留校任教、北京市西城区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理事，后来下海创办企业。相比到农区插队的知青，到草原牧区插队的人当时平均月收入60元，伙食以肉为主，作者刘晓阳在致编者的信中说，相对来说他们算是知青生活中“最好也最浪漫”的一群了。
知青运动过去四十多年了，关于知青的话题不时地提起。究竟是“青春无悔”或“有悔”，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知青”烙印是抹不掉的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可称之为“知青牌”人生。李三友算是一个个案。
本文所写的主人公李三友，和他插队的内蒙古草原一直保持着一种联系。他与其他老知青一起资助、组建“草原恋合唱团”，发掘培养了蒙古族音乐人才，赞助、支持出版了第一部知青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支持、策划了第一台知青大型综艺晚会《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草原恋合唱团”曾经出访欧洲并在比赛中获得两项银奖。李三友多次与老知青一起和企业界为内蒙古受灾地区募捐。在他去世后的追思会上，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演唱了他生前喜爱的蒙古民歌。
1971年，几位好友在井冈山下，左起为冯江华、李三友、路书奇、孔丹、秦晓、孔栋。
老歌
2012年4月5日清明节当天，李三友因肝癌在上海中山医院与世长辞。我和他虽然在同一个公社插队，却没插在同一个队里，而且我和他熟悉起来也很晚。
我们是1968年8月底随大批知识青年分配到最基层的生产队。过了两三个月，又来了两批自动投奔的知青。其中一批是四名女生，都是一般人家的小孩儿。她们中的方英是来投奔她姐姐——我们队师大女附中包（注：蒙古包）方小英的。孟晓青和李卫是来投奔她们包牛力的。另一批五个男生，冯江华、狄阜平、路书奇、秦晓和李三友都是四中的干部子弟。李三友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腿残疾。
两批人都被分到额尔登乌拉队，尚未下到大队时，方小英去公社看她妹妹，见到了这些人。路书奇说：“咱们头一次见面，还是先来个自我介绍吧。我叫路书奇，路是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路，书是读毛主席的书的书……”刚说到这儿，秦晓和其他几个人一块儿笑着说：“奇是刘少奇的奇。”路书奇赶紧分辩说：“不是！不是！是打倒刘少奇的奇……”
草原地域太过辽阔，不同队的知青之间很难来往。多年之后，不少知青已经开始返城。剩下的知青经过长年的“再教育”，革命豪情渐次衰退，但串营子聚会之风却方兴未艾。
李三友在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插队时牧马。
有一次我们队知青邀请别的队知青来聚会。那次来的人比较多，记得新宝力格队的黄光光和马月兰刚从北京探亲回到公社，听到消息就直接来我们队了。额尔登乌拉队剩下的知青也都来了。
我从近处观察三友，发现他说话文气低调，而且很有条理。我对他如何骑马很好奇，第一次看他上马时，我骑在自己的马背上看他。只见他用那条好的左脚认上马镫，然后像体操运动员上鞍马似的，双手扳住前后鞍桥一用力，把残疾的右腿一甩，就甩上了马背，还挺利索。骑上去以后，他和大家一样能放马飞奔。只是他鞍子的皮绳上拴了一只黑色胶底便鞋，以备下马后步行。他那只残腿如果穿着马靴走路太费力。
我们到水泡子里去洗马游泳，点上蒿草放烟熏蚊子。我们队女生许晓鸣拉着手风琴伴奏，大家就着手把肉，喝着奶茶，围坐在蒙古包外，望着天边的晚霞，一首一首地唱着那些“文革”中被禁的老歌。其中我们队的陈小玲和额尔登乌拉队李卫的女声二重唱《平壤》最动听。
大同江滚滚流水，
曲曲弯弯；
宽阔的林荫大道，
开遍了鲜花。
我们用辛勤劳动，
建设着祖国；
快乐的歌声飞扬，
我们在创造理想，
我们在创造理想。
啊～，啊～，平壤，
美丽的城市；
啊～，啊～，平壤，
人民的幸福乐园。
三友唱歌也很好。他会很多草原民歌，如——
像珍珠一样滚过来了，
那是我们的羊群。
像燕儿一样飞过来了，
那是我们的马群。
像红绸缎一样招展，
那是云彩游在天上。
像无边大海一样激荡，
那是春风阵阵浩荡。
啊，金色的草原，
美丽的草原，
你是我们的母亲。
他最拿手的是《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声调高亢激越。
回城
那时我已经听说三友想和李卫交朋友，但李卫没答应。李卫给人的印象安静而平和，略带几分忧郁，容易使人联想起当时刚解禁的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里的那句台词：“安娜是个好姑娘。”
1973年，有消息说要恢复高考，大家都在暗自努力。三友和冯江华他们又来我们队聚会。冯江华下马就说，他们有几道几何难题，解了一个星期都没解出来。
方小英让他拿来看看。冯江华就把题给了她。不料她三五分钟一道，下马不到半个小时，还没生火做饭呢，这些难题就都被方小英解出来了，有如关公温酒斩华雄一般：
威震乾坤第一功，
辕门画鼓响咚咚。
云长停盏施英勇，
酒尚温时斩华雄。
那次聚会后不久便到旗里去赶考，冯江华有感于方小英的绝顶聪明，四处给她“宣传”，她也确实考得好，被南开大学招走。冯江华上了吉林大学。那年我们队师大女附中一个蒙古包里除了一人病退，一人结婚，剩下的四个女生都上了大学。以蒙古包为单位，大概是密度最高的。
年底北京来招老三届高中生回城补充中学教师队伍，三友应征离开。他们队只剩下孟晓青和李卫两个女生。孟晓青上了大学后，就只剩李卫一个知青了。李卫的父母都是劳改农场里的右派，而李三友的父亲是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我在队里又多待了两年才返城待业，因没有家，夜间只能住在父亲单位的招待所里。白天大人们上班，我也不好给单位添乱，便四处串门找同学消磨时间。有一天去我们队邓令毅家串门。她说三友家就在附近，咱们找三友去。
三友的家那时在东城帽儿胡同。我从此和三友熟了起来。邓令毅插队时骑马摔成腰疼病，因无北京市户口，医院不给挂号。三友跟他妈说了一下，他妈妈就让邓令毅去她所在的公安医院，请了个好大夫诊治。治疗时，三友的妈妈还亲自过来看望。类似的帮朋友或蒙古老乡找医院、看大夫的事，三友和他妈妈不知道干过多少回。总之是有求必应，远比烧香拜菩萨更灵验。
后来三友家搬到了崇文区花市一带，我便经常去他家串门。他是上班的人，我就在吃完晚饭以后去找他。聊天多是时局，渐渐的多了些犯禁的话题，比如“文革”搞成这样，是不是发动者判断有误等。三友的朋友多，小道消息又多又快又准。他爸爸那时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在家等待落实政策。
有时三友也到我家聊天。我父亲对他印象非常好。三友告别时，我爸爸会说：“三友啊，回家给你爸爸带个好吧，我也不送你了。”下次去他家，临走他爸爸也让我给我父亲带个好。显然三友把话带到了。那时我正在读我爸爸推荐给我的杰克·伦敦小说《铁蹄》，到三友家发现他爸爸正在看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两位从未见过面的老人都喜欢读杰克·伦敦。
婚事
那期间三友给额尔登高壁公社的李志东介绍对象。女方是三友妈妈熟人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是外公外婆了。
我也问起三友和李卫的关系定下来没有，三友说，还没有。我问他，李卫是否断然拒绝了？三友说，也没有；她老是推，说以后再说。
时间一长，很多三友的朋友都劝他放弃，还有张罗给他介绍对象的。看到这种情景，我便给三友讲了两个从我姑父那儿听来的，他们那辈人抗战前上大学时的恋爱故事，都是真人真事。
一个不起眼的男生看上了一名女生。这个男生自知条件不行，没法开口，便每天一清早骑车到那女生家门前等。女生一出门骑上车，男生就跟在后面一句话不说，直到骑进校园后各自去上课。下课后男生已经等在校门口，一直尾随着女生到家，然后自行离去。
一开始女生还没有察觉，也没当回事；后来发现不对劲，便斥责这位男生，不许尾追。但那男生不急不恼，不言不语，不离不弃，每天仍是照旧按时跟踪。
结果因他们俩每天上下学路上都是形影不离，虽然该女生看不上这个男生，但其他男生都误解成他们已经好了，便没人再打该女生的主意。这个女生一直待字闺中无人追求，最后不得不嫁给了该男生。不知这招属三十六计里的哪一计。
另一个男生看上一个女生，开口表示后，女生害羞，赶紧说“不”。男生信以为真，便和另外一个女生好了。没想到结婚之际，原来的那个女生疯了。其实第一个女生本是喜欢这个男生的，但碍于颜面，不好意思答应得太快。她心里愿意这个男生再来纠缠，最后以“不得已”为由松口。但这个男生太谦谦君子，没能意会到。仅仅是害羞和误会，造成终身无法弥补的人生悲剧。
我给三友分析说，如果李卫是出于自尊，不愿意在父母平反之前答应你的追求，而你又找了别人；万一李卫心里是愿意的，你让她怎么办？
三友明白我的意思。当时我有一种和三友背后所有的朋友对峙的感觉。
我因为和三友家人很熟，有一天找他时正好他不在家。我本想告辞，不料他妈妈把我留下来要跟我说个事。她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也知道三友一心想跟李卫好，可人家老也不给个肯定的答复。三友的腿有毛病，条件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都三十多岁了，不能老这么耗着，不行就另打主意吧。我们劝他都没用，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也帮我们劝劝他好不好？我们拜托你了。
家长的话，我没办法不听，只好答应。
离开后我去找李志东商量。下次再见到三友时我跟他说：“我是奉了家长的将令来做说客的，话必须带到。”就把他妈妈的话都跟他讲了，然后话头一转说：我把朋友家长的话都带到了，现在我以朋友身份讲话，我和李志东商量了一下，只想告诉你这样一句话：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能理解。
三友听了，莞尔一笑。
三友经常会忽然到我家来，让我跟他走一趟。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我记得有一次是被三友拉去参加郊游，人很多。事后才知道是给三友介绍对象的。原来是三友拉我给他当电灯泡。
还有一次他带我去鼓楼脚下的马凯餐厅，到那儿才知道是和他的四中同学聚会。席间三友教我把橘子水和啤酒兑在一起喝。啤酒有气但味苦，橘子水酸甜，但无气。两者兑到一起确实好喝。席间有个人不苟言笑，谈吐严肃，别人叫他马凯。
聚会结束后在门口取车时我问三友，此人是否这家餐厅的东家。三友听罢大笑，说马凯和这家餐厅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留校当教师的四中同学。
三友不时会拿些手抄本或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记得有一本《春夏冬秋》，一本《公开的情书》，还有一本《控制论》。后来《春夏冬秋》发表时改名为《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发表时也曾轰动一时。有一天三友忽然拉我去一人家里，原来是《公开的情书》和《控制论》的作者金观涛在开家庭讲座。
等到距最初的追求差不多有十年之久，李卫的父母终获平反之后，他们才结婚。我见过李卫的爸爸妈妈，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
他们婚后在东来顺请朋友们吃涮羊肉。三友特意把我拉到他身边就座。我不露声色地看着三友的各路朋友，心里得意于“暗中较劲”的“胜利”。宴会上最活跃的路东文见我一言不发，就用蒙语大喊：“嗨，晓阳，牙基朵怪索（为什么闷声坐着）？”
我其实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用我大学同学的话说：“他小组会以上一言不发，小组会以下就听他一人的了。”当大家都对三友的执著追求深表钦佩时，三友说了句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话：“这还得感谢晓阳对我的支持。”在那个热闹的场面上，也没人追问三友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旧约
我妈妈平反追悼会时，我只邀请了三友一个插队朋友参加。后来我上大学期间结婚，由于插队不算工龄，自然没有任何收入，全靠啃老；如果大办喜事，有拘人送礼之嫌，便不事声张地只两家亲戚在饭馆里聚了一下。新娘的姥姥问，怎么也没请个朋友啊？
我说“没事，我会请的”，便现场给三友打了个电话，请他立刻过来。
我就是要给三友一个措手不及。
三友果然放下电话就骑了辆破车赶来了。他是惟一到场见证我结婚的朋友，两家的老太太们都对他印象极好。等晚上回到家中，正好大学同学王小波来找我核对论文，才让他给撞见。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我们把插队的朋友都请来家中。大伙儿把草原聚会搬到了城里，除了没那么多手把肉，仍是喝着奶茶大唱老歌。三友、李卫都来了，和大家一起欢歌笑语。
黄小源是南部公社的知青歌手，只要有他参加的聚会，一定是从头唱到尾。他经常会唱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好歌。他的嗓音浑厚，可做得专业演员，可惜没有机会。黄小源最拿手的苏联抒情歌曲《小松树》，其副歌唱道：
小松树啊你可曾记得？
我们的心在激烈地跳荡。
亲爱的朋友我的好兄弟，
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我的继母朱漪阿姨是《以革命的名义》导演，当年曾留学苏联，带回此剧。她听到歌声过来客厅看我们。不料我刚给大家介绍完，黄小源就唱起了该剧插曲，大家马上跟着一起合唱：
有个孩子，住在河那边，
从小失去亲爱的爹娘；
快活得像春风，
自由得像飞鸟，
他轻轻唱着一支歌：
热带的地方啊，
热带的地方，
哪怕是翻过高山，
哪怕是越过大海，
我要找到你的方向……
听得朱阿姨高兴得不得了，原来这是一群她当年的小观众。事后朱阿姨感慨地说：“晓阳啊，你这些朋友真好，真有意思！”因三友常来我家，朱阿姨也认识他。那时候她就说三友是个人才，很有头脑。
1973年秋天，我们队刚上大学的邓令毅听说仍在队里的两个知青结婚，便寄来一封押韵的祝贺信，其中第一句是，“我高兴地幻想着未来，2000年将是什么样？”后来我们队知青便以此相约在2000年重聚。
届时，我们队赴约的知青特邀邻队的李三友和李卫夫妇来作证。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茶棚里租了张大桌子，要了几壶茶，聊了半天，尽兴而散。邓令毅的信原本无名，因预约的2000年距写该信的1973年有27年之久，故名为《二十七年赴旧约》。
三友和我相知甚深。可惜，随着他的离去，这一切美好的回忆从此无法再现了。最近才知道，三友曾说过：咱们这群人里，只有李卫和晓阳两个人是真的超脱，与世无争的。
三友的好人性格可能和他母亲有关。他妈妈就特别喜欢帮助别人。三友腿残，受到母亲的关怀多一些，为人气质上自然也受妈妈的影响多一些。三友广交良友，诚恳待人，含蓄内敛，无丝毫优越感，这在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中很少见。
神通广大，有求必应，而又毫无利己之心；这只是传说中的菩萨。三友情，菩萨心；牧羊路，春泉深（指三友旧作《乌兰宝力格的春天》）。用我们开玩笑的话说，他总是乘人之危帮人一把，干的好事“罄竹难书”。可是老天既已夺其腿，复又夺其肝；所谓好人有好报，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当然，好人还是要做的；但好报没法指望。
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6月22日
本号获作者授权推送，图片选自网络
刘晓阳读本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