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刘晓阳：殇高潮
刘晓阳，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到内蒙古插队8年，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1984年留学美国，现居美国波士顿。
大学时期的刘晓阳。
原题：
殇 高 潮
一、 初识
文革末期我插队回城以後认识的一位女知青聊天时，总爱说“高潮”如何如何地有才情。我也没大在意，只猜想，大概是个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出生的孩子吧。后来我去了北京染料厂当学徒。这位女知青听说了很高兴，告诉我，高潮就在那个厂，并说高潮的英语很好，是她母亲教的。她母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
“圣约翰？！”
我自己的母亲和舅舅、舅妈也都是圣约翰毕业。那间学校除了中文，连中国历史都是用英文教授。若非解放初期将其解散，至今该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校史了，比北大还悠久。和鲁迅同时代的林语堂就毕业于约大。
我上班以后，和班组里的人混熟了，便问起带班长毛毛，这里是否有个叫高潮的？他说：“王高潮？有啊。就在酞腈绿。”
我们酞腈车间按产品不同分成了三个工段。我在翠蓝工段，另外还有一个酞腈蓝工段。于是我问毛毛是否跟她熟，毛毛说，熟极了。既然那位女知青在我面前说高潮，想必也会在高潮面前说我。于是我就请毛毛有机会向高潮打个招呼。
一天晚上下班洗完澡出来，见一女工在前面不远处昏暗的路灯下徘徊。她见我走过来便问：“你是刘晓阳吧？”
我说：“是的。你是高潮？”
她也点点头。我顺便打趣了一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她早就听说过我，已经见到我来上班了。然后说：“我一看你就是干部子弟。”
我很不愿意听这话。自从下乡以来，我一直在刻意隐藏自己的出身气质。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能被人看出来。于是我也回敬了一句：“我一看你就是圣约翰子女。”
她听罢大笑。
过了几天，我舅妈和表弟来北京跑平反，住在她们一位约大同学家。第二天晚间下班，高潮一见我就问，有个从上海来的阿姨，带着个男孩，是你什么人？
我听了一愣，我们家的事她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便告诉她，那是我的舅妈和表弟：“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高潮面有得色地说，她是在小成家见到的。小成就是接待我舅妈住的那位约大同学的儿子。
既然高潮的母亲也是约大同学，高潮又经常到小成家去，连他们家的客人都这么熟，我便立刻猜到，小成是高潮的男朋友。
不久高潮的母亲马兖生阿姨知道了我，便请我去做客。高潮买了个西瓜，切好端上来，一个劲劝我吃。高潮的姨妈也住在她家。
二、共事
染料厂设备老旧，污染严重。整个厂区弥漫着一股化学药剂的怪味，周围一片片五颜六色的积水泛着酸性，滋生了大量蚊虫。染料是非常细微的粉末，我们虽然戴着口罩，但工作一天，仍然是满身满脸的染料，看不出人的模样。
每到下班，只见从各个厂房里跑出一群满脸蓝绿色，眨着两只小红眼的蓝鬼和绿鬼冲进澡堂。不一会儿，又从澡堂里出来一群苗条美丽的大姑娘和英俊小伙子。青工讲究穿戴，一个个衣帽光鲜，花枝招展。
我是蓝鬼。高潮是绿鬼。由于戴了口罩，呼吸进来的染料都堆积在鼻翼两侧；摘下口罩就见两个大绿瘢；再从橡皮手套里抽出蘸满滑石粉的手抹一抹头上的汗水，脸上又平添了几道大白，那样子比舞台上的小丑还难看。
我如此看高潮，想必高潮也如此看我。每在卸装前见到，总禁不住相视而笑。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总比在干校或插队的农村强多了。我中学毕业11年后才有了这份工作。
高潮和我上下班时都爱拿本书在路上看。但只要一相遇，就各自把书塞进提包，聊了起来。当然往往就从“看的什么书”聊起。她看的多是文学外语。我则杂七杂八乱看。从聊天中听得出来，高潮很解人，确有才情。
记得每次下小夜班时，我们俩边走边聊，走得较慢，上了接送夜班工人的大轿车已经没有了座位。全厂所有下夜班工人都挤在这么一辆车上。我们俩经常被面对面挤在一起，只好是她仰着头，我低着头，抵得近近的继续说笑，但远处斜射进车里的路灯太暗，看不清对方面孔。她的头抬得时间长了有些累，低下去摇一摇舒服一下时，头发梢有时会扫到我的鼻子，痒痒的。
三、赴试
不久，77届开恩科取士的圣旨颁了下来。我和高潮都报了名。她的文学和外语好，但数学不行。那年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外语系。我却又因出身不好被刷下来了。高潮妈妈知道后亲自带上我，骑车到处找人疏通，但终是未能奏效。
高潮上最后一班时，特地跑过来瞧我，鼓励我明年再考。自从被张铁生那张“发人深省的考卷”骂作“大学迷”以来，我已经考过好多年了。每次的成绩都超过录取分数线很多，但总通不过政审这一关。越考脸皮越厚，反正考不上也损失不了什么，不考白不考；即使没人鼓励，我也不会洗手：“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
1978年再次赶考，小成中了商学院，我则仍旧名落孙山。直到这年10月，各校都开学一个多月了，上头又改变了以出身刷人的政策，我这才算“范进中举”。
我上最后一班时，有个和高潮同一工段的中年女工前来告别之际，口没遮拦地问我：“高潮是你的女朋友吧？”
这话问得唐突。刚认识高潮的当初，我就知道她是小成的女朋友。他们是一个年龄组的。我虽然矢口否认，但那位女工并不死心，便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那时心仪一位共同插队的女生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机会摊牌。我们才是同一个年龄组。所以我只能如实告诉这位工人大姐：“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正式的女朋友。”
这位女工听罢放下脸上的笑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你和高潮都考上了大学。听说你们两人的母亲还是同学。不管你有没有女朋友，我必须告诉你：高潮是个好姑娘。”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一字一顿地笑着答道：“我也知道高潮是个好姑娘。但我还知道高潮的男朋友是个好小伙子。”
她听罢哈哈大笑，指着我的鼻子说：“那就是你。”
我则坚决否认：“向毛主席保证不是我！是个比我更好的小伙子。”
王高潮
1956年1月23日-1978年10月25日
四、祸事
录取我的那间大学刚复课，百废待兴，乱事如麻，不得不推迟开学。我办完入学手续的一天，班长毛毛忽然跑到我家，神色惊慌地告诉我：“高潮出车祸了，你知道吗？”
我吓了一跳，问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我立刻拉上他骑车赶去西城的高潮家，一路上我还想着应该买点水果去医院看看她。
到了她家推门一看，只有高潮的姨妈在家。我冲口便问：“高潮怎么样了？”
姨妈神色黯然地说：“高潮没有了。”
“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死？！
我的脑袋许久转不过弯来，只觉得心头一片茫然。缓了好一阵，我才问高潮的妈妈现在哪里？姨妈说，在小成家。我又急忙赶往东城小成家。
小成家里人很多，高潮的妈妈满脸泪痕坐在中间沙发上，有很多人陪伴。她一见我进来神色不对，就站起来拉着我的双手说：“晓阳，你是高潮的好朋友。出了这样的事，你可要镇静！以后出门，千万注意交通安全。”都到了这种时候，高潮的妈妈还只顾安慰我，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高潮是在给小成送电影票时，所骑自行车被一辆军用卡车的保险杠挂住了。司机是个新兵，刚学会开车，没有经验，一踩紧急刹车，高潮便飞了出去，头摔在水泥路面上，当即不省人事；虽然送进医院抢救，但终是没能醒来，几个小时后心脏便停止了跳动。亏小成把持得住，里里外外还都是他在支应。
五、后事
刚开学我便请假去出席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一号室。小成本来请我站在亲友一行。但我还是选择站在染料厂的队伍里。这里熟人多。染料厂排在告别队伍的最后。那位说“高潮是个好姑娘”的女工就在我身旁。我指着远处小成的背影告诉她：“那位就是高潮的男朋友。怎么样，是个好小伙子吧？”
她这才点头表示认同。工人的感情纯朴，大家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一朝永诀，很是伤心。
高潮静静地躺在百花丛中，脸上虽然经过修饰，但仍有几块绛紫色的淤血，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新皮鞋。好好一个人，就这么突兀地去了。
我从乡下回来以后的这几年里，不时收到我家长的同学、同事和朋友的平反追悼会通知。每次都是我代表家长去参加，也不记得出席过多少次了。我听惯了那动人心脾的哀乐，一次次体验着生命完结的苍凉。不管悼词如何溢美，死难者的生命是再也无法挽回了。但像高潮这么年轻的追悼会，我还是第一次参加。
高潮是中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著名文学家巴人（王任叔1901-1972）的小女儿。她个子不高，相貌中常，身体瘦弱，但很有情趣，是个解人。她留下了数百首诗作。我见过其中几首，句子有节奏感，其中不乏苦中寻乐的幽默。她性格开朗，待人热情，生性活泼，人缘非常好，朋友特别多，这天都赶来灵堂，排了长长的队伍给她送葬。可惜如此才情的姑娘，阳寿还不到23年。
后来我出国了，和国内的人逐渐失去了联系。但见美国人骑自行车都戴头盔，我这才想起来，如果当时高潮戴着头盔，或许就不至于死了。
六、文事
1999年9月1日早晨，我照常来到办公室，打开计算机，忽然发现一个来自陌生地址的电子邮件，日期是8月31日。打开一看，是高潮的母亲从夏威夷发来的，上面用英文写着：“Xiaocheng pass away（小成去世）”。这消息再次使我震惊。
小成后来结了婚，也有了孩子，但一直和高潮的母亲保持着密切联系。三年前他在健康体检时发现了肺癌，当时做了切除手术，但后来还是扩散了；一月底去世。我时隔七个月才知道。虽然小成的阳寿比高潮长了一倍，但也不到46岁（1953年4月6日-1999年1月31日）。
我自从和高潮相识到她考上大学，同处一厂只有数月；再到她死于非命，总共认识不过一年有奇。我对她的所知，仅此而已。虽然关系不错，但我毕竟只是她众多朋友中的一个。如今高潮离世已经30多年，我所认识的她近亲，包括小成，都已作古。我想，还是由我来写篇文章纪念她吧。
初稿于1999年9月9日 满山秋色
原载《南方周末》2010年7月8日
王高潮（右2），李春兰（右1）。
挽联：痛伤高潮
痛高风遽来，送无端噩耗。
伤潮水既去，寄何限哀思。
李春兰、刘晓阳、李仁、王桂生敬挽
（此联是请邢奇代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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