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陆伟国：人民大学文革大事记
作者简介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电子邮箱：luweiguo1900@sina.com
整理者前言
为了全面系统真实地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件和资料，我编写了这份“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它的主要来源是笔者的大学时代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及一些校友在网上的文章。1970年以后的资料，有的是依据学校出版《中国人民大学纪事》的有关部分。
2016年12月写出初稿并在网上发表后，得到了母校老师、校友和各方人士的关注，提出了一些补充和指正。据此，写出了第二稿，希望能继续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补充和指正，力求使人民大学这段特殊时期能有个更为完整、客观、系统的记录。
陆伟国
2017.7
中国人民大学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6年
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５月23日，又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进行处理，这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战役。
5月19日，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郭影秋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兼原职）并代表华北局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在人大的职务仍然保留。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孙泱主持。
5月24日，人民大学校内开始大量出现大字报，内容由批判“三家村”转向主要针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当晚，学校召开批判北京市委的大会。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
6月2日，郭影秋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6月2日，在苏家坨前沙涧的哲学系11名学生最先贴出针对本校的大字报。因为远在郊外农村，当时校内并不知道。
6月4日，校内出现针对本校的第一张大字报，由经济系教师罗肇鸿所写，题目是“向我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开火”。
6月7日，哲学系教师姚中原贴出比较有影响的大字报。
6月11日，政治理论公共课教师麦农等29名教工贴了副校长孙泱的大字报。
6月13日，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孙泱的职务。上午10点，孙泱等人在文化广场上被批斗，这是人民大学召开对当权派的第一场大批判会。当晚，副校长崔耀先等校领导在教工食堂被批斗。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4日，函授学院的徐一杰等五人贴了批判我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说他是孙泱的后台。结果，第二天他们几个就被保郭观点的人揪出来斗了。
6月14日下午，新市委派驻人民大学的工作组进校，当天召开了动员大会。组长是海军副参谋长赵一萍，副组长是水产部副部长丛子明，另一位副组长是张伯瑜。
6月18日，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
7月5日，校党委副书记赵德芳被大会批斗。
7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校李豫生等七位同学就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7月22日，北京百万军民举行抗美援越大会。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等领导人参加。（本文提到的全市性大型活动，均有人大师生参加）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工作组。
7月26日，北京大学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就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就此开始了“恐怖红八月”。
7月27日，在文化广场开了人民大学第一场由工作组主持的大规模批斗会。会后，对被批斗的领导、教授等五十余人进行了游街。
1966年7月27日文化广场的批斗会。
7月28日，各系也都开会批斗。当天下午，计划统计系在老俱乐部开批斗大会。王命先老师（王稼祥之子）会后去了京西运河投河自尽。第二天，尸体被发现。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的第一批罹难者。
7月28日，康生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编造“二月兵变”的谣言，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当天夜里，郭影秋被造反派揪回学校。过了零点，又被拖到新饭厅批斗。会后，郭被押到东风三楼法律系宿舍的底层。保郭观点的人又把他转移到了法律系旁边的那个楼——东风二楼2层28号，农经系的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不同观点的群众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7月29日上午，北京市文化革命革委员会副主任陶鲁笳到校，在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讲话。
7月29日下午，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开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均到场讲话。会上宣布撤出工作组，并撤销了郭影秋刚担任两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
当晚和次日人民大学部分群众去市委和康生处，就罢免郭影秋问题讨要说法。
8月2日夜，中央在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大会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德主持。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的许多领导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总结发言，说“‘二月兵变’没有那回事。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并讲了那句有名的话：“文化大革命我也不理解，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8月5日，毛泽东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8月5日，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本校的女红卫兵打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例。
8月6日，校内成立东升联络组，推举老职工李文华担任组长。这应该是相当早的在学生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8日，人民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余景清，副主任李豫生、江春泽。该机构到10月就解散了。
8月8日，人民大学的朱佳木等十几个高干子女，在刘平凡的家里成立了“人大红卫兵”。
8月11日夜，人大红卫兵贴出“严正声明”，表态批判郭影秋。
8月12日，校文革筹委会说人大红卫兵将纠集5000红卫兵来斗郭影秋，结果大批保郭观点 的职工、学生把东风二楼（将郭保护起来的暂住地）团团围了起来，加以守护。开始了两派“武装割据”的苗头。
8月13日，中央台广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全校师生当即去校外庆祝游行。
8月14日晚，邓小平、陶铸接见校文革筹委会成员。
8月17日，陶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大红卫兵的代表。
8月18日，北京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吴玉章校长和人大的两派代表也都上了城楼。
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1100万红卫兵，人大两派红卫兵数次参加维持秩序。最后一次是11月26日，毛泽东改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
8月20日，苏家坨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
8月20日，“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东升联络组”的基础上，由张联瑜等同学的组织下宣告成立，持保护郭影秋的态度。
8月20日晚，中央再次在人民大学就郭影秋问题召开大辩论会。陶铸出面上台讲话。
8月24日晚，传来消息说，“中央文革”赞同北京的学生出去闹革命，北京的学生就此蜂拥而出，大串联开始。
8月26日，人大学生参加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大规模游行。
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简称“一司”）。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简称“二司”）。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三司”）。
9月7日，毛泽东在山东王效禹写的报告上作批示：“中国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9月7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特地来人民大学，在大操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外地滞留学生尽快离京。
9月7日，俄语老师阚玉瑶因其妻林莉（林彪远房侄女）被江青指为苏修特务，而在宿舍上吊自杀。
9月20日，另一部分学生以“八一二串联会”为主，在新教学楼二楼聚会，把已经名存实无的“人大红卫兵”接了过来，成了“人大红卫兵”的主体。会上推举曾国乱同学为司令。
10月9日-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层党组织就此停止活动，各级党委陷于瘫痪。
10月12日,“八一八”批判郭影秋。“人大红卫兵”进场干扰。两派群众组织公开冲突。
10月22日，为减轻大串联对交通造成的压力，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提倡步行串联。人大学生步行串联的主要方向是经大寨去延安。
12月12日，吴玉章校长病逝于北京医院。14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
1966年底，红卫军等一些零星组织或融入人大红卫兵，或纳入另搞起来的一个“东方红公社”。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这三个组织习惯上又统称为“人大三红”，召集人为孔宪龙同学、刘庆库同学和安维华老师，没有明确的成立日期。
1967年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他还说：“孙泱是蓝衣社特务。”
2月22日，原“八.一八红卫兵”的力量改组成“新人大公社”，负责人为赵桂林、张祖义同学。
2月，住东风一、二、三楼的“新人大”同学撤往图书馆楼（“新人大”总部）和北五楼等处居住。两派在校内双方对垒的“武装割据”的局面形成。
3月3日，戚本禹来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
3月4日，“人大三红”部分人就此而成立了“揪朱联络站”，月底撤销。
3月10日，前往曾经的“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参观“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
3月20 日下午，为反击“二月逆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击溃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逆流”的大会。（本文提到的全市性活动均有人大师生参加，下同。反击“二月逆流”，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而打倒刘邓陶，则被称为是第二战役。）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十几万人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4月16日,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来人大，表态支持“三红”，并为“人大三红”题字。其中红字还多了一点，写成了错别字。
4月27日上午，在北大召开批斗彭真的大会。
5月5日，“三红”召开大会批斗高层走资派，“新人大”试图冲击。双方已集结队伍，后“新人大”退出，一场武斗得以避免。
5月8日，文化广场上，两派群众有小冲突。
5月15日，首都红代会、工代会举行反对武斗的大游行。校内紧张空气稍有缓和。
6月8日、6月13日，校内两次大会批斗孙泱。6月15日，大会批斗郭影秋。这几次批斗，两派名为联合实为暗斗。
6月26日下午，三军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罗瑞卿大会。
7月10日，两派联合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7月13日开始，北京数千群众组织以围困中南海的方式要挟中央交出刘少奇任由群众批斗，在府右街组成所谓“揪刘火线”。“新人大”和“人大三红”都有参与。
7月17日，中南海西门外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7月20 日，爆发武汉七二O事件。
7月21日下午，“三红”上街游行，并有几百人到永定门车站捕捉想要来京游行上访的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成员。
7月22日，“三红”部分成员去西郊玉泉山宾馆抓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未得逞。
7月24日，在北京矿业学院召开批斗陶铸大会。
7月25日北京举行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北京。
8月3日，“三红”的大队伍去“揪刘火线”游行示威。
8月4日，北京高校部分群众在机场批斗、殴打要撤回国的日本共产党驻中国代表和日共中央《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砂间一良和绀野纯一）。“人大三红”部分人员起了主要作用。
8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声讨刘邓陶的大规模集会。
8月10日，由于武汉事件的影响，围困中南海的群众基本撤离。
8月21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彭德怀大会。
8月22日晚10点40分，数千群众冲击英国代办处。“新人大”人员有参与。两三天后，“三红”也去了那儿示威游行。
8月26日，在人大校内，由“新人大”联合校外几个单位，批斗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聂真（原人大副校长）。
9月4日、16日，江青连续表态支持“三红”打倒肖前（我校哲学系副主任）。
9月1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26日，陈伯达、江青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群众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之后，两派都对学校主要领导进行了批斗和毒打。
10月6日，孙泱被害死在“新人大”关押的图书馆地下室。据说有个“上吊自杀”的现场。
10月6日，“新人大”从林园4楼17号的家中抓走朱真，关到图书馆楼地下室。
11月4日，听说“新人大”要进攻“三红”总部所在的新教学楼。“三红”连夜作准备，搬砖头堵窗口。
11月12日，“新人大”抓走“三红”成员王昆顺，开始了双方相互抓捕的先例。
11月25日，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亲自来校主持双方达成七条协议，并召开大会，作了要求制止武斗的讲话。
11月 ？日，两派组织在大教室举行交换双方被扣押人员的仪式。
l2月，"新人大“释放朱真，由"三红"“保护"在他们的总部新教学楼。
1968年
2月5日，北京市革委举办“北京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
2月20日，“军训团”进校，还在文化广场搞了个欢迎仪式。
3月3日晚，“三红”在戚本禹来校一周年之际举办“庆祝打倒王关戚文艺晚会”，以示划清界限。
3月16日下午，“三红”有人贴出“打到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
3月22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万人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林彪宣布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次日晨，毛泽东到场讲话。此事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五战役”。“第四战役”则是指打倒王关戚。
3月27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
3月29日，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伤数百人，开始了北京高校校内武斗的又一轮高潮。
4月7日，新闻系蒋荫恩教授在被“三红”关押的南一楼15号上吊自尽。
4月14日，法律系何思敬教授被新人大“学工农”战斗队关押在北二楼，打成脑出血，死于积水潭医院，终年72岁。
4月16日晚，“新人大”打伤“三红”一名女同学。双方大喇叭激烈对骂，紧张气氛迅速加剧。
4月29日，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新闻系资料室管理员林昭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4月29日，各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学习班草草收场。
5月7日，计划统计系教授吴景超教授，因受极左路线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8岁。
5月10日，驻校“军训团”面对失控局面无能为力，突然撤走。
5月10日，“新人大”占据了林园9楼，那是栋教工家属楼。有11户“三红”教师的家被抄和赶走，并抓走部分"三红"教工。
5月11日，人民大学爆发第一场双方冲突的大规模武斗，由“三红”攻打“新人大”占据的红楼。后“新人大”撤出，“三红”进驻红楼，未造成死亡。
5月15日夜，“三红”向校办工厂发起突然袭击。中文系的“新人大”王锡中同学不幸身亡。
5月17日下午，“三红”捣毁可能被对方用于埋伏的位于主干道北侧的体育用品房。
5月22日下午，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在新图书馆楼西南的空地爆发。“新人大”方面陈荣祖（计划统计系）、廖金妹（农经系）、杨大志（农经系）三位同学当场身亡。还有部分受重伤的同学在事后因此而去世。如经济系的孙士根同学被刺瞎眼睛，于1970年去世。
5月23日，“新人大”方面为死难同学举行追悼大会。王锡中同学父亲作为死难者家属代表发言。
7月1日晚，“新人大”捣毁“三红”的部分工事。
7月2日凌晨，“三红”方面回击，去捣毁“新人大”工事。结果“新人大”方面扔出了个手榴弹，并有枪声。人大校内武斗也用上了热兵器，幸未发生大的伤亡。
7月10日，周恩来就何思敬、吴景超死亡事件，给公安部长谢富治写批示。
7月27日，数万名工宣队员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占据校园，与学生发生冲突。工宣队员死五人。
28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了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他在讲话中两处提到了人民大学，一是说“‘人大三红’反谢富治，总部不出面，叫一个小小的战斗队出来”；二是说“我看赵桂林不是反革命么”。（赵，“新人大”的负责人）
8月22日，以人民机械厂为主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人民大学。
9月初，66、67届毕业离校。
10月21日，工宣队、军宣队召开全校大会，号召为建立校革委会努力。
10月26日，召开批判朱真大会。朱真是党委宣传部长。
11月15日，召开批判肖前大会。肖前是哲学系副主任。
11月23日，工宣队中的人民机械厂职工换成北京橡胶总厂的。
11月到1969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在全校各系批斗了许多领导和教师。
12月18日，召开全校清理阶级队伍的“宽严大会”，对“顽固不化”的典型卞占魁进行批斗。
1969年
1月8日，北京橡胶总厂对其工宣队成员进行厂内轮换。
1月31日，再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的“宽严大会”。对“坦白、认识较好”的计划统计系一年级学生陈仓仑，公安部门当场教育释放。对“顽固不化”的该系五年级学生范秀济，公安部门宣布，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押回原籍交群众专政。
2月6日下午，召开“清理阶级队伍，进一步体现党的政策”全校大会。由郭子诚、陆大壮、董代耕三位教工交代问题。
2月28日，召开全校“专案工作经验交流会”。
3月2日，发生珍宝岛事件。3日起，连续十多天，全校师生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
3月26日，军宣队召开有关该事件的全校大会。
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当晚和次日，全校师生去长安街游行庆祝。
4月14日晚，中央台广播：在毛泽东主持下，“九大”通过了新党章和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全校师生去长安街游行庆祝。
4月24日，“九大”闭幕。当晚，全校进行庆祝集会。
4月25日，全校师生又去长安街游行庆祝。
4月27日晚，中央台全文广播了在“九大”开幕式上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全校举行校内庆祝集会，会后又有游行。
5月7 日上午，开会批斗了一个喀麦隆留学生韦拉德吉。
5月14日，召开全校“落实干部政策大会”。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9月24日，成立由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宣队的杨培基，副主任有崔耀先等。
9月28日，召开校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副司令员李钟奇、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等出席。
10月10日上午，全校召开“掀起整党新高潮”大会。
10月20日，全校召开“防空战备动员”大会。
10月25日上午，全校召开“加强战备，走出校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大会。
10月28日，依据“一号命令”，历史系等十一个单位到苏家坨公社劳动，计划统计系等六个单位到东方红炼油厂劳动。
11月1日，运动中的运动“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基层支部逐渐开始恢复组织生活。
11月，在“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后又进行“整团活动”，历时大体一个月。
11月7日，成立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后改称五七学校）。
11月16日，历史系教授何干之因受极左势力迫害，致使心脏病复发逝世，终年64岁。
11月27日，第一批教职工528人去余江干校。
11月，在苏家坨公社的历史系等11个单位的师生转移到第二毛纺厂等8个工地劳动。
12月，1968届毕业生离校。
1970年
1月3日，开始“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批清运动”，历时两年多。
这两年中，有不少两派组织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江西“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最后没有查出一个“五一六分子”。据目前所知，在江西“五七干校”，至少有项冲老师（服毒自杀）、陈秋梅老师（割刀片自杀）、李尚公(用烧红的铁条直刺心脏自杀）和总务处会计杨树贵（自己扑向电锯、劈脑袋自杀）被迫害致死。
意外死亡还不在内，如计统系党总支书记铁华为救溺水的妻子而自己身亡。
5月18日，开始“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即“一打三反”运动。
7月9日，学校召开“应届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布置毕业离校工作。
7月28日，在大教室宣布全体毕业生（69、70两届）的毕业分配方案。
8月，在校学生全部离校。
10月23日，原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冤死狱中。
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
197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第二炮兵（102部队）迁入人民大学校区。
1971年
1月，第一批近600教职工被分配到北大、清华、北京市革委等单位。
1972年
5月14日-12月日，人民大学余江“五七学校”撤销，教职工分批回北京。在“五七学校”开办三年中，先后有1583名教职工、480户家庭分8批去“五七学校”。
1973年
6月，第二批1420名教职工按建制成块分配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另有160位教职工回家庭所在地工作。
8月29日，北京市规划局将林园东侧8000平方米批给大华衬衫厂使用。
10月10日，北京市委、市革委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全部撤离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告结束。
1973年，始终未被改正的著名学生右派、人大校友林希翎（程海果）女士在刑期将满之时被提前几个月释放。
1975年4月4日，人大校友张志新在辽宁沈阳监狱被杀害。
1978年
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成仿吾任校长、郭影秋等任副校长。
7月11日下午，学校召开恢复大会。
7月26日，举行全校会师大会。
9月29日，成立校党委，成仿吾、郭影秋分别任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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