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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丁东:被诬要杀党人的大"右派"葛佩琦上访记

2017-07-27 丁东等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丁东,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曾任《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原题

葛佩琦上访



        今天,人们已经很少提起葛佩琦这个名字。但在1957 年,他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当时的舆论宣传他是一个主张杀GC党人的大 “右派”。其实,这是一桩冤案。


        葛佩琦原来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他 1935 年参加 “一·二九” 运动,1936 年当选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38 年加入共产党,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之后,作为秘密党员,在国民党军队担任少将参议,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有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证明葛佩琦的党龄,但找不到单线联系人赵耀斌,葛佩琦便成了党外人士,他心里当然不快。


中年葛佩琦


        1957 年 5 月 24 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的他在党委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说: “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 1949 年差了十万八千里。群众为什么对我们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的生活。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倒GC党,杀GC党的头。” 


        他的话被断章取义登报,使他成为全国声讨的对象。他被划为 “右派” 分子,关进监狱,于 1959 年 6 月 29 日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


        直到 1975 年冬天,全国人大决定对在押的国民党县、 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释放,他才重归北京,蜗居在大杂院中的一个八平米小屋里。


        1978 年, “右派” 改正工作在全国展开。 葛佩琦找到人民大学要求改正,遭到冷遇。他只好到中组部上访。在中组部信访处接待站,葛佩琦报上姓名,接待人员说,由领导干部接见他。


        两天后,葛佩琦见到了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郝一民进门就和葛佩琦握手说: “葛佩琦同志,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中组部将葛佩琦的申诉材料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要认真复查。


        1979 年 4 月初,葛佩琦去人民大学询问,得到的说法是,他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为他平反。 


        1979 年 11 月 12 日,人民大学党委派人送来了 《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葛佩琦无奈,只好开始新一轮上访,中组部、 中宣部、 统战部、 公安部、 民政部都跑遍了,有的还去了多次。答复是:阻力太大,爱莫能助。这时,人民大学原党委常委李逸三给他出了个主意:上访胡耀邦!


        1980 年 4 月 2 日下午 5 点,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耀邦家,按了门铃。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干部说: “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 葛佩琦把一封申诉信递了过去。


        干部说: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给他。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葛佩琦说: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干部说: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 5 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那位干部交给他一个大信封,说: “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葛佩琦回家后,拿出放大镜,从信封中看到了胡耀邦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此后,陈野苹指定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副局长具体负责此事。但过了半年多,仍未见人民大学的答复。


        山穷水复疑无路。一向同情葛佩琦的李逸三又在 11 月 20 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以国务院参事的身份,反映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信中说,自己是葛佩琦 1957 年发言的当事人, “当时葛佩琦说的是气话、刺话,批评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冷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人民日报》 的报道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葛是 1938 年入党的党员,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1949 年解放至1957 年,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搞地下工作时的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1957 年划 ‘右派’ 后,来了一个新账老账一齐算,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他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北京市委迟迟不批。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不睬不理。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被压在 ‘右派’ 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 ‘右派’ 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


        李逸三资格很老, 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参加者,是洪湖苏区的领导者之一。他的信引起胡耀邦的重视,瓶颈终于突破。 八天后,1980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高院的结案结论。 12 月 10 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开庭,宣布 1959 年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无罪。1982 年 1 月 10 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重新做出复查结论,撤销划葛佩琦为 “右派” 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资待遇。 1983 年 5 月 23 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做出决定,恢复葛佩琦党籍,党龄从 1938 年 7 月起连续计算。


        1993 年 1 月 13 日,葛佩琦因心脏病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原载 《湘声报》2011 年 11 月 4 日 



晚年葛佩琦

附:

葛佩琦及其冤案始末



葛佩琦(1911.9-1993.1),原名葛畔珩,平度淖泥沟村人。幼年家贫,农忙时放猪放牛下地劳动,农闲时上私塾读书,之后就读于县城知务中学附属小学、黄县崇实中学。1930年5月3日,因全校学生召开大会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激怒了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他由黄县挑着行李和书籍经天津到北京,靠勤工俭学,维持生计,并于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北。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24岁的葛佩琦,身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率先同许德珩、朱穆之等进步人士一起,参加了运动。12月16日,他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与手持武器的军警对峙,因此被逮捕,后被学校保释出狱。


1936年1月,葛佩琦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募捐,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声援南下同学。为了保存这一支抗日救亡力量,共产党员蒋南翔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后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葛佩琦成为“民先”成员。


1937年6月,葛佩琦在北大物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7月,“卢沟桥事变”,他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各大学医学院组成的战地救护队,在中共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抗战救亡工作。10月8日晚,全副武装的宪兵,将葛佩琦、蒋南翔等5人以“滋事学生”之罪名,被再次关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


出狱后,葛佩琦到洛阳。1938年7月,经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做好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及官兵的统战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


从此,他便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工作者。当时,他所在的部队为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他是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发现宋有率部当汉奸的迹象,便远途跋涉及时向党组织汇报,经过他的工作,使已投敌的新编第七军率先反正。


1942年春,葛佩琦在商丘火车站建立了监视日军军运的中心,每天将通过商丘的日军车次数、去向、部队番号、武器装备、军用物资数量,通过秘密电台及时报告给西安地下党组织。同年,遵照党的安排,他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


1943年夏,葛佩琦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把杜月笙夫人送回上海。到上海后,他婉言谢绝了杜夫人留住公馆的邀请,住进一位党的地下联络员家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派王牌军进入东北,由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党中央为尽快建立东北根据地,派葛佩琦先后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和“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作掩护,负责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将国民党东北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材料,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传给中央,成为我党深入虎穴的一把尖刀,被称为“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1947年底,葛佩琦的联系人李年和组织关系领导人赵耀斌先后被捕,他从此断绝了同党的联系。


沈阳解放伊始,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葛佩琦只能去沈阳市政府询问。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实话实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地下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他只得先回北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1949年3月中句,他们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说,接组织关系,须经党的组织部门,便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对葛佩琦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要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他当即分别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写了信,交给了刘同志。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这位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刘同志说:虽然入党十多年,但由于长期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 42 36893 42 15535 0 0 1340 0 0:00:27 0:00:11 0:00:16 3529,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以为革命战争已胜利,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现在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顺理成章。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自然常识问题解答》《原子核常识问题解答》等书。


与此同时,从1951年2月起,葛佩琦几乎每月都要找党总支书记,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始终没有解决。


1957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中,葛佩琦由于性情耿直,敢于直言,他在人民大学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措词激烈的讲话。


葛佩琦的发言,被人断章取义,加以歪曲,无限上纲,刊登在5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指名道姓登载批判葛佩琦的文章,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葛佩琦反共论”。就这样,葛佩琦成了妇孺皆知的“大右派”。


这年12月,因葛佩琦担任过“国民党少将”,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予以逮捕,锒铛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整整18年,葛佩琦饱尝牢狱之苦,直至1976年,他才回到北京,住在一间几平方米的斗室,苦度余生。


由于葛佩琦是“国民党少将”,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尽管他再三申诉,都无人置理。


百般无奈时,他想到了胡耀邦。1978年底,葛佩琦步履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了解葛佩琦的冤屈之后,让宣教干部局的有关同志接待他,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宣教干部局的一位女同志告诉他:“胡部长本来要接见你,事不凑巧,今天他开会去了,你过几天再来吧。”


12月27日上午8时,葛佩琦再次来到中组部,接待他的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对他非常热情,亲切地称他为“同志”。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的干部第一次称他为“同志”,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郝一民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


葛佩琦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之后,提出了三点迫切要求:一、请求恢复党籍;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根据郝一民的提示,葛佩琦将自己的经历和要求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中组部,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


中国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的负责人,给他答复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葛佩琦望眼欲穿,整整等了7个月,“研究研究”仍无结果,他不知道他们要“研究”到何时。


葛佩琦急不可耐地等待到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在“结论”上写道:“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葛佩琦犹如挨了当头一棒,叫苦不迭,但痛下决心:我要继续申诉!


葛佩琦上访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有的部门把他的申诉材料也给退了回来。


在葛佩琦申诉遇到重重阻力,“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他向原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逸三求援,向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协助解决他的问题。李逸三接到葛佩琦的来信仅两天,就展纸挥笔,向胡耀邦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


葛佩琦决心要亲自见见胡耀邦。1980年4月2日,暮春的北京,万树吐绿,百花争妍。葛佩琦带着申诉材料和写给胡耀邦的信,来到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门口。当时胡耀邦不在,他把信留下。


胡耀邦在夜深人静之时,认真地看了葛佩琦的申诉材料,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前只在中组部找他的组织关系,看来不行,必须到中央调查部去找。于是他直接请原任调查部负责人的罗青长协助查办。罗青长在调查部保存的延安有关档案中,找到秘密党员葛畔珩的名字——葛佩琦的原名。同时,胡耀邦对葛佩琦的申诉材料给予了批示。


次日下午,葛佩琦如约来到了胡耀邦的家门口,刚按电铃,那位工作人员就将一个牛皮大信封交给他并关切地说:


“胡耀邦同志给你批好了,你拿着这封信去中组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葛佩琦用颤抖的手接过竖写的大信封一看,只见右边写着“中组部”3个字,中间写着“陈野苹副部长”收,左下方落款是“胡耀邦”3个大字。


葛佩琦大喜过望,怀揣大信封赶忙回到大杂院自己的斗室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拆开信封一看,映入眼帘的是胡耀邦刚劲有力的亲笔批示:“请野苹同志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葛佩琦再仔细一看,发现自己在匆忙中,将申诉信落款时间写成了“1980年3月2日”,而胡耀邦用红铅笔把其中的“3”字改成“4”字。


虽然葛佩琦未能见到胡耀邦,但从他的亲笔批示,特别是一字之改,可见胡耀邦办事何等严肃认真,对工作何等负责任!若干年后,每当忆起胡耀邦为他平反冤案,他总是喜不自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深知,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没有耀邦同志“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识和勇气,就没有他葛佩琦的今天!


果然,自从有了胡耀邦的批示后,中组部加快了复查葛佩琦案情的进度。三年闯三关:


第一关,1980年12月15日,反革命冤案得以平反。

第二关,1982年3月18日,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第三关,1983年5月23日,恢复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算起。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76岁高龄的葛佩琦为正教授。


胡耀邦逝世后,葛佩琦悲痛不已,来到胡耀邦家庭灵堂,献上了和着血泪写就的挽联:“哀悼胡总,为党尽忠效力六十载;感谢耀邦,给我平反冤狱十八年”。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他戴着1600多度的老花近视镜,吃力地写着自己一生的历史,他先后写出了《回忆“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


遗憾的是,葛佩琦没有等到他与妻子朱秀玲的金婚纪念日来临,于1993年1月13日11时55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辞世。


1993年1月30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老战友送的挽联写道: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

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另一长挽写道:


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

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据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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