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陶景洲：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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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陶景洲：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

2017-12-05 陶景洲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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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1958年出生于安徽，1977级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毕业后被教育部派遣到法国学习比较法，1984年在巴黎第一大学获深造文凭，1991年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现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兼职教授，被媒体称为 “中国反倾销案第一人”。

陶景洲跟李克强是大学同班同学还是安徽同乡，两人一直过从甚密，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同窗情谊。这篇文章发表于2013年，看完有一种“温故知新”的感觉。

北大南门合影左起：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陶景洲

苦涩而斑斓的年代

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

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

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

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

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

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1981年师生留念。后排右1李克强，左1陶景洲，前排左2龚祥瑞教授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

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

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梦想被驱动

1982年初，我从北大本科毕业后，有机会参加并通过了公派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赴法国研究比较法。对我来说，语言问题突然成了最大难关。教育部安排我们从3月到6月进行法语强化学习，我只初学了这几个月的法语便去了法国。在人人欣羡的浪漫之都巴黎，我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浪漫与惬意。课上“不知所云”，课下也“有口难言”，难以与同学交流。

相比今天的很多留学生，即使有着良好的语言基础和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尚且难免因时时袭来的陌生感和落寞而恐惧、顾影自怜。而当时的我，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囊中羞涩，那种孤独、压力与无助，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

作者近影

我记得，当时因为语言不通，我会带着录音机去上课，课后再反反复复地重温老师所讲的内容。就是那股不服输的干劲，支持我不厌其烦地去“骚扰”同班同学、宿舍楼的邻居和我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直到自己得出满意的答案。

法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艰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打工赚钱，而不是眼看别人“朱门酒肉”，但是这样又会面临时间上的矛盾，所以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我会尽量保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

其间清冷苦闷的时候，唯有向家人寻求慰藉。但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封电子邮件或一个微博就可以随时表达你的情感，孤单想家的时候，我就只能鸿雁传书，可惜纸短情长，只能一封紧接一封地写信。信写得密密麻麻，而且会正反两面都写，只是为了不希望看到邮件超重而支付更高的邮费。

寂寞无聊的时候，也没条件成为“宅男”，便只是出门走走看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下，大概半年左右，我的法语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这块敲开法律大门的砖算是被我紧紧握在了手里。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掌握好法律知识，把先进的法律理念以及实务经验带回祖国。

说到这里，事实上，我最初出国学习时，是专攻比较法的，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公务员制度。但是1985年的暑假，我回国帮助老师研究中国最高法院的制度、调查中国律师情况，以及之后在法国律师事务所的实习，都使我越发喜欢上了律师这个职业。

公务员制度研究在我看来，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放弃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也因此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学位和法律实务方向之间，我没有太多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才是我的热情所在，才是我想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用青春和汗水去耕耘的那块土壤。

现在的留学生，可能很难体会我们当时的激情和使命感，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让到手的学位就这么飞走，而不是用最高的学位把自己镀上金身。我当时无法面对论文导师失望的眼光，但是我坚信自己的职业抉择。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的光荣和期许，才能实现我自己一点一点清晰的梦。

当我沿着法律研究的方向一路摸索，在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的讲台上用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而不是只空捧一纸博士学位证书的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梦如果被赋予激情，那就是坚定的梦想；梦想如果被使命感所驱动，那便是我前方道路上行进的每一个脚印。

百年律所，一朝花落

套用一句话：“去，是为了回来”，虽然不知道谁享有这句话的著作权，但它却是贯穿我整个留学生涯的标语。一定要回来，但是回来之后做什么呢？记得当时父母非常希望我可以回国当官，光宗耀祖、八面威风，可当时那个可以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一心想要完成自己喜欢的一番事业，我坚信律师道路是实务救国和报国的康庄大道，因而高傲地坚持自己的梦想。

当时教育部送我们出国留学，是希望我们可以学有所成，回国为法律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我看来，进入法国律师界，应该成为我实务为国的第一步，我必须抓住在法国的日子，积累足够的实务经验，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回来”。但是一个小小的中国青年，要在法国这样一个法律大社会中找到一隅落脚，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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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为实习和工作的事一筹莫展时，我的恩师，法国比较学界的泰斗丹克教授对我施以了热情的援手。他的推荐使我得以进入一家声名显赫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也因此有幸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

丹克教授曾经在我的第一本书中为我写序道“才思敏捷，灵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这是夸赞，但我更相信，这是我这一生最为敬重的恩师对我的殷切期许和嘱托。或许人生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认准的路，纵使荆棘遍地、杂草丛生，却总会有人给你帮助和温暖，支持你一路坚持下去。

我也有自己的选择，我想以法国的律师实务为起点，进而寻找拓展中国业务市场的机会，最终实现我“实务为国”的目标。当时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成为了外国投资者眼中的“膏腴之地”，大批外资公司都在积极寻找律师为他们提供中国业务方面的咨询和建议。我那时坚信，会有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外国律师能够借此机会在中国实现一个“中国梦”。

机缘巧合，当时拥有百年历史，在世界上24个城市拥有数百名律师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正好在物色拓展中国业务的人选。一位在高特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巴黎朋友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当时苦于找不到既会法语同时也了解中国的人，而我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虽然我从未接受过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也从未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但也许是我的自信吸引了他们，1991年9月9日，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阔别九年多的故土。在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北京办公室，我先是代理了大量的反倾销案件，从第四年起，我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帮助外国公司在华投资以及收购和兼并上。

1996年，经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全体合伙人一致投票通过，我成为了唯一一名没有在美国法学院学习过的华人合伙人。十多年来，我和我的“战友”们孜孜以求，把一个在世界和美国排名均比较落后的律所打造成了国人看来世界一流的国际大律所。这种自豪和欣慰，就像当初站在巴黎两所大学的讲台上那样，不同的是，这是另一个“奖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高特兄弟事务所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地分所的财政状况糟糕，全球合伙人决定于2005年8月16日宣布全球解散。百年律所，一朝花落，它曾经给我带来多少自豪，那天便给我造成多大痛苦。高特这个名字已经和我息息相连，要我投票决定解散它，就如同要我自我摧毁。但是生活仍然要继续，也许是北大人特有的精神支持着我，使我可以从头开拓新的职业天地。

现在，当我平淡地说出这么一个故事时，心情却难以平静。一切都好像发生在一瞬之间，辉煌与落寞，成功与失败，真是应了那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律师这个职业，没那么简单。也许在别人眼中，他们总是西装革履、红酒美女、跑车游艇，但是殊不知，多少个灯火阑珊处，总有他们伏案工作的身影。律所无小事，一个低级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客户失去对律所的信任。

我总觉得，劳累，不能击垮你，压力和责任，才是一直追赶鞭策你的力量。而你能做的，必须是积极的自我调节。当你从一个“讲台”跃上另一个“奖台”，再回首来时的足迹，那些荆棘和分叉路口，都是人生地图上美丽的一笔，让你成长，教你学会继续描绘未来的路。

激情从未磨灭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便是我一直在做准备。媒体曾赠与我很多称谓，有人说我是“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也有人戏称我为“跨国生意的幕后人”，而我最想说的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难歇”之人：有志，所以难歇。

至于这种难歇，究竟是“瞎折腾”，还是有所成功，只能是仁者见仁。因为什么是成功呢？它永远是一个具有巨大相对性的概念。如果自己算是有所成功的话，论及方法，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要三七开，三分努力，七分机遇。成功固然需要努力，但是，机遇和运气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生命中有太多的偶然和转角，道路的方向可能已经由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但旅途中的任何一个微小的选择，任何一次别人有意或无意的决定，都可能导致你命运的变化。人生的每一天，就像站在巴黎凯旋门前面对12条大道，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成就你人生旅途别样的风景。所以，在自己的选择上积极进取，成功与否，有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最重要的，是你的成长。

三十四年弹指一挥间，我从进入北大，到国外转了一圈又最终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相信，三十多年的世界天翻地覆，当初那个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的一些光荣，而我们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着当初的激情和使命感从未磨灭。只是三十多年后，这个时代将会造就什么，我们永远只能猜中开始，却猜不透结局，因为结局需要由这一代人谱写。

人，人才！是我们未来的寄托。总有媒体说，现在是“迷失的一代”，因为我们有太多“官二代”、“富二代”、“白富美”、“高富帅”，却不见得有许多人才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在这么一个“坑爹”又“拼爹”的时代，社会依然蓬勃发展，但是总令人感觉硝烟弥漫，人们心中蠢蠢欲动的似乎不再是那份报效祖国的激情和使命感，不再是对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对儿时梦想的执着，而更多的是自身咆哮的欲望和愤懑。

是什么对这一代人的成长构成威胁，这个国家和社会需要负上主要责任。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里，我们难道还要像古人一样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吗？或许，营造一个宽容和自由的氛围，激发出人们心中的主动性，维持淡然的平常心，才是正道。

原载搜狐教育《那三届》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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