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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米鹤都："破四旧"的经过与深层原因
“破四旧”的经过
与深层原因
作者：米鹤都
破四旧是“文革”历史上的一页。众多研究和社会上对此事的认识大多把它归咎于红卫兵的残暴。仅仅聚焦于当年13～19岁的中学生，对于我们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显然是肤浅的，甚至是一种偏差。在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社会中，破四旧怎么会成为现实？
破四旧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是所谓“四旧”的载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说，破四旧的开端主要是针对前一对象，以砸招牌、剪发型、改路名等为主；但是马上就转向了后者，以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变对象，又以如此之猛烈的程度展开呢？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破四旧是保卫毛主席和净化北京城的延续
“文革”之前，毛泽东自1965年10月即离开北京。甚至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未出席。政治局讨论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此重大的问题，毛泽东自己反而不参加。现在看来，他更多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说：公开发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林彪讲话则谈到：这次彭真的问题出来后，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可以这样说，“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对党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为确保安全，他进行了缜密的布置。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密级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参与。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其任务分别是：一除了调动前面提到的两个步兵师作为北京卫戍部队外，负责其他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二负责社会治安；三清查民间的枪支弹药；四清查敌特和私人电台；五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六加强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七外事保卫和清查华侨。可以看出，这个工作组的重点是保卫毛泽东和“文革”指挥中心的安全。除第一项外，这个组织的工作载体主要是与各级公安机构和街道委员会相结合。
在这种布局下，“文革”中北京的第一批遣返发生在1966年5月，而非始自于破四旧。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动员”了第一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周恩来是这样讲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天津市公安局也曾在1966年7月，计划将原籍河北的“四类分子”4500多人遣返回乡，监督改造。遣返的做法并非是红卫兵们想出来的点子，它是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方针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对此曾提出意见，于是这一工作在6月中旬告一段落。周恩来也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但是这项工作并未终止。
根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对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但是，这项工作很快就被‘红卫兵’冲乱了，他们根本不讲什么政策，统统先揪出来批斗，然后赶出北京。”
可以说，红卫兵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将破四旧与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衔接起来。这是因为，上述的七项工作，其中的第3、4、7项是属于内部掌控的，在当时法律框架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政府机构无权随意搜查嫌疑者的住所。而红卫兵们的身份却可以让这三项任务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第2、6项任务实际上也转交给了红卫兵去执行，所以出现后来的“打流氓”。而第5项任务更成为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据。当然，现在还看不到有档案文字表述的这一工作上的“衔接”。
国家机器的纵容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号下，公安干警特别是那些“片警”，衡量其工作的第一标准显然是对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高度责任感。他们也巴不得使自己的辖区“纯之又纯”。谢富治等公安系统领导人也很快指示他们，要积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因此，多数干警对破四旧持欢迎态度，甚至可以说红卫兵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的工作。很多干警开始主动地引导着红卫兵们的行动，抄家就大规模地出现于京城了。
一些红卫兵当事人对破四旧的回忆中，也提到了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作用。一位访谈者说：我很熟悉的一个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到上海串联时，抄家并打死了一个老华侨。实际上这是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还有一个里弄的居委会主任，老想整一个老华侨。但华侨身份特殊，他们整不了，就利用北京红卫兵不了解当地情况，介绍说这个人是老资本家，还死不承认。结果，这些北京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就抄家打人。老华侨是在东南亚割橡胶的工人，回国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养老来了。他很硬，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当然他根本就不是。最后，就这么被打死了。后来在江湾体育场斗争了打死人的红卫兵，不过在当时政策下，后来还是把他放出来了。
即使在老干部层面，对破四旧的态度也是欣赏的。一位老帅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这表现出党内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后，大多数老干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仅政治上安全，甚至也是一段时间内，动荡中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转移视线、寻求自保的一种做法。他们显然乐于看到红卫兵冲向“传统”的阶级敌人，而非《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背后的经济动因
1966年年底起，大量破四旧中被遣返的人员开始要求返回北京。于是，中共中央在1967年3月18日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颁布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该《办法》共10条，规定了10类不准返回北京、就地接受改造的人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6条中的“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资本家在“文革”中被扩大化为阶级敌人，还多少可以理解。但把“房产主”列为阶级敌人的概念，也许是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按照常理，解放初期大房产主被视为资本家对待，公私合营时其房产早已被改造过了。因此，这里的概念理应是指小房产主、小房产出租者。但是，这批人在建国初确定阶级成分时应当被定为小业主，并不属于阶级敌人的范畴。中共的阶级路线，从来没有将小房产主、小业主作为敌对势力的政策。但是，在这个《办法》中却将其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待遇。当然，可能为了避免被误解、引申，前面加上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前缀。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现象。“坚持”意味着以前就“具有”，否则怎么坚持？但是如果他们以前不是阶级敌人，何来的“反动立场”呢？
根据这样一个逻辑，这些房产主如果以前不是阶级敌人，那么其反动立场只能是来自于文化革命之中了，准确地说，就是对待破四旧、抄家和遣返的态度了。第一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是“黑五类”，为何又会被抄家遣返？显然是与当年的住房紧张有关，从而导致对于收取房租、有剥削行为的房产主强行剥夺。第二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属于“黑五类”，怎样才能让红卫兵抄他们的家并遣返他们呢？这恐怕就应当归功于北京众多的派出所民警、居民委员会以及街道积极分子了。依据当年的理论，出租房屋的小房产主尽管属于轻微的、但依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没“渣儿”。其余的一切，都是可以依靠三寸不烂之舌解决的了。什么政治态度、反动言行、生活腐败、攻击“红五类”……那个时代这些可以信手拈来的理由，也就构成了所谓的“反动立场”了。
另外，《办法》之所以强调了房产主，就说明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一个批量级的群体。他们即使在红卫兵的破四旧名单上，也应当属于错抄、更是错误遣返的一部分人，而他们却成了抄家遣返的对象。当年的抄家遣返没有组织程序，不需要审批，也不是某一中学的某个组织可以做、别人不能做的，而是所有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做。说得极端点，甚至是三两个有红卫兵袖章的人一吆喝，跟上五六个人，就可以完成从批斗、抄家到遣返的全过程。说明这一点，也就说明了在当时的政治旗号之下实现经济利益，完全具有可行性。小房产主们遭到这样的打击，“黑五类”们的命运更可想而知。而且其打击面越宽，某些群体的既得利益就越大，这似乎是一种正比关系。当年土改分房、分地、分浮财的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因此，当年对抄家遣返热情最高的社会群体，恐怕倒并不一定是那些红卫兵了。
《办法》的关键还在于强调了这批人遭到遣返并不准返回。但是不让他们回来在道理上又说不过去，于是给他们加上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帽子。“红8月”之后，那些被遣返的住户的房子，立即优先分配给了“红五类”的积极分子，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
另外，破四旧中被抄的家具、衣物等生活用品也均在1967年初前后，以极低的价格、以“抓阄”的形式卖给了出身“红五类”的市民。可以说，抄家、遣返除了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原因外，内在的利益驱动也是构成破四旧迅速扩大成势不应被忽略的因素。红卫兵则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棍子和日后承担责任的债户。
舆论导向是破四旧迅速发展扩大的重要因素
《十六条》提出破四旧，倡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学生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到了破四旧以至打死人的“红8月”，《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其中说到：“红卫兵上阵以来……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那一时期，这样的文章、讲话比比皆是。直到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还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此外，这篇文章还学着当年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口吻，驳斥了那种认为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糟得很的论调，实际把这作为了划分革命与否的态度。不难看出，主导社会的成年人究竟要把红卫兵们引向何处。当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不仅代表着中央高层对破四旧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和号令。
评王力关于破四旧的说法
我们再看看当时全面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怎样说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认为，人们今天对毛泽东的态度产生了误解。他是这样解释的：“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我跟陈伯达提过，我说‘四旧’这提法不科学，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不应这样提。这口号很笼统，没有个界限。林彪的报告也提了‘四旧’，但他也没有叫人们对‘四旧’这样搞法。……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说好得很，新华社做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这段话，引导人们得出的印象是：毛泽东一不赞成破四旧，二反对打人，三打人现象一出现就开始纠正。而且，王力本人也不赞同破四旧，林彪虽然提了破四旧但并没有让人这样做。所以“文革”出现的破四旧、打人和毛主席的思想无关。真是这样吗？
其一，“四旧”一词，首先见于《五一六通知》。这份纲领性文件也不代表主席的思想？另一事实是，林彪从“八一八”的讲话到国庆节的几次讲话，都是由陈伯达等代为起草、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再交由林彪念的。说毛泽东不主张、不赞同破四旧是背离历史事实的。
如果说毛泽东最初并不一定赞同破四旧搞得如此天翻地覆，特别是转移了“文革”的大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王力的话可能是对的。但是说毛泽东不赞成破四旧，言过其实了。
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破四旧的简报上批示：“已阅。（破四旧）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另一件是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写道：“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吴德很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基本态度。
其二，把破四旧全面引向社会，固然像王力所言，主管宣传的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王力的话又很值得怀疑。“文革”前宣传口就是因为不贯彻毛泽东的精神，才成为了“文革”的重灾区。“文革”后，宣传口的新领导和继续留任的工作人员，还有胆量在这种极端敏感的问题上予以自由发挥吗？面对连篇累牍鼓动破四旧的文章，毛泽东即使不管不问也是一种态度。特别要指出的，上面引用的《红卫兵赞》，就是王力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重头文章。如果这不是来自最高层的精神，那么王力所言又出现了矛盾。
矛盾一，既然宣传不能自主，何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自主”地提倡破四旧呢？矛盾二，既然文章的精神不是来自高层，那么这篇文章为何署名“评论员文章”？矛盾三，哪怕就是《红旗》杂志自己的主张，王力总不能说这篇文章不代表他这个总编的观点吧？那么他怎么敢说他连“四旧”的提法都不同意，却还在9月中旬鼓吹破四旧呢？
其三，王力认为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开始纠偏，显然与事实不符。1966年6月北京的批斗会已经出现打人现象。北京大学6月18日打斗干部教师的事件已经很严重，北大工作组连夜向中央上报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刘少奇做了指示。但是，正是来自高层的指示将已下发的第9号《简报》撤销。这是哪里来的精神？谁又有这样的权威？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女生打死，此事当天被刘进和宋彬彬报告到正在参加中央全会的吴德那里。如果说毛泽东真有“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的那种思想认识和言论，在6月到8月、乃至9月却没有从任何渠道传出来他的指示，哪怕是精神，实在说不过去。
相反，人们看到的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要武嘛！”陈小鲁在受访时说：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
“君无戏言”。经媒体大加渲染，其后果不言而喻。毛泽东确实也说过反对打人的话。8月21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过“提倡文斗，不要武斗”，可同时他又说了：“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
其四，破四旧把打人全面推向社会，大面积的打人是破四旧的孪生兄弟。当时北京破四旧最大也是最核心的是抄家、打人的问题。要制止打人必须制止破四旧。可上引王力的话前面讲的是破四旧、后面讲的是打人，它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是两回事。
它给人的另一感觉，是毛泽东、林彪1966年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即在对打人纠偏。而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破四旧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也就是说，到9月中旬，中央高层没有对破四旧正式纠偏，而且认为“做得对，做得好！”。“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红卫兵们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的吗？北京市这期间打死了1000多人，毛泽东等人没有耳闻？他们不了解破四旧和打人的关系吗？
其五，“文革”中盛传是江青的一句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对打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话实际上倒是来自毛泽东的精神，江青不过学舌而已。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是在制止还是在鼓励打人？
其六，如果说毛泽东是出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像王力解释的那样，是考虑到“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的话，那么当时并不缺乏适宜的可利用物。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发出“十点估计”，“西纠”的若干通令也都包含有制止打人的积极内容。但没有见到毛泽东对这些出自部分红卫兵之手的、制止武斗打人的文件予以任何肯定和宣扬。在王任重印发了“十点估计”，希望借此来稳定局势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说：“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其七，另一个更说明问题的事实是：破四旧刚刚兴起的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批转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次日，又批转下发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后一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条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的实质。北京市公安局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中学”的政策，这政策从哪来的？同月，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又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以谢富治的谨小慎微和紧跟，他的这个“我看”，恐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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