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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月21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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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妻子曹轶欧授意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写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在北京大学饭厅东墙上。康生将这张大字报抄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在大字报上作了指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了这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关锋、王力、曹轶欧等人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张大字报的影响力，不亚于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聂元梓也因此名声大噪，登上北京高校“五大领袖”之首……
聂元梓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
聂元梓最近（2010年）又赶着写了几份材料，寄了出去。这些材料散落在她的书桌上，表达出她20多年来一贯的坚持。
“文革”初期的北京高校“五大领袖”之首、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声大噪的聂元梓是“文革”史中难以跳跃过的角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1968年她就在“文革”的派系斗争中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1983年，聂元梓被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正式判刑17年，并于1986年10月16日获得假释。
在监狱中，聂元梓拒穿囚衣，她一直认为自己无罪。18年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让她彻骨难忘“经历过这样多风雨的人，再坚强也都会有自杀的念头。”但她活了下来。
假释后，依据有关文件精神和北京市劳改局的通知规定，她不断表示希望回到原单位北京大学，但一直没有获得回音。至于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平反诉求，更如石沉大海。
刚出狱的时候，聂元梓生活困苦，“到处流浪，住在学生、亲戚家，所有关系都住过了。都是社会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给我钱，才活下来。”这之后，她曾有过一段从商的经历，但并未因此致富。
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给她每个月600元钱的救济款(现在涨到2600元)，次年，她又获得了医保。2006年4月，她住进北京市民政局免费借助的楼房内。
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个老革命，17岁就加入共产党，自称曾在太原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油印情报刊物。这是她革命生涯的起点。30年后，在全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任职的她，开始投入另一场革命的洪流，声望和权势扶摇直上，但仅仅维持了两年，就跌入深渊。
20世纪70年代，她在接受劳动改造时受伤，导致腰椎骨错位，影响到腿部神经，现在走长一点的路，就要坐轮椅。晚年，她还患有心脏病。但整体而言，近90岁的她的身体还算不错。“最近我因为不活动，吃得太少，没有提高饮食质量，血压太低了，经常头晕，现在我是尽量多吃饭，也吃些提高血压的中药。”她说。
她的神志还保持罕见的清醒，记忆力也惊人的好。每提及一段往事，她都能巨细弗遗描述相关细节。2005年，她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为我们理解“文革”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网上，也有人批评她缺少忏悔的精神。
如同她的回忆录，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她更多表达的仍是辩解。人到暮年，她仍是一个具有操控话题能力的人，有时记者试图从她所描述的事件中跳开，她会再度返回，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将其讲完。
自2007年底，南方都市报记者对聂元梓先后进行了三次专访，前后对话约9个小时。我们刊发这篇访谈，并不意味着认同她的观点。
聂元梓全家福，她出生于革命家庭。前排抱小孩者为聂元梓
很小参加革命从事情报工作
记者：你很小就参加革命，那时对革命会有很深的理解么？
聂元梓：我家是个大地主，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把所有的家产无私地贡献给了共产党。有许多同志在我家里吃住、治病都是他负责任。(滑县)地下党的县委就是在我们家成立的。我家里有两个烈士，我的侄子和嫂子。还有六个人蹲了敌人的监狱。
所以我很小就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法西斯、蓝衣社等等。唯物论、辩证法那时候我不理解，看我大哥(聂真，解放前曾任滑县县委书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部长等职，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向其他的哥哥姐姐讲这些书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我以为他们在说鬼故事呢。我要再长大一点才知道它是什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保护党的利益，放学回家一看见查户口，就赶紧跑回家里叫我哥哥姐姐藏书。
记者：你自传里说16岁给毛泽东等人做情报，还记得当时所做情报的内容么？
聂元梓：那个时候北方情报局把我从“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学兵队12连调出来，我二姐聂元素和刘贯一假扮夫妻，和我作为一个家庭存在，找了一所房子住下来。他们两个出去跑情报，我在家里看家，他们跑来的情报我用蜡纸去复印，只复印一份，然后交给北方局，他们转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
所做情报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当时的领导是王世英，他教育我：不知道的事情不该问就不要问，不应该说的事死也不应该说。光记得有画一些情报的图，其他的内容没有刻意记，因为是机密，不让我讲。
记者：解放后，有没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聂元梓：我在太原失守后，就没有做情报了。本来调我到开封去做，但到了开封以后，我看到学生轰轰烈烈要抗战的情绪特别高，我也想投入到那个热流里面去，就到了前方。后来就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了，在日本签了投降书还没有交接的时候，我们穿过敌占区占领东北，跟国民党抢地盘去了。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我已经从东北调到北大。
“文革”前夕，聂元梓（前排左2）与北大同事
我认为大字报符合五一六精神
记者：你的成长经历，会不会影响你后来对国家发展的意识？
聂元梓：我的这个性格，就是为革命奋斗牺牲的思想品质，是从小养成的。所以看到不符合党的利益的事情就容易提意见，这影响到我工作上的态度及后来写大字报。
我自己感觉我是漏网的右派，1957年抓右派的时候我正好在人民大学进修哲学。在职干部进修哲学，不参加人民大学的组织生活，不参加他们的会议，原工作单位我也不参加，所以没有机会“放炮”，就漏网了。我写大字报，也是感觉根据党的利益……
记者：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时，有中央高层的授意么？
聂元梓：没有。大字报写好后，我有给曹轶欧(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夫人)看，她说符合五一六精神。
记者：你那时是发自内心认为，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对的？
聂元梓：那当然啦。我和陆平的感情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他对我很好，我对他也非常好，非常感谢他，他接收我到北大工作，给我安排工作，又给我安排住的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啊。
记者：你们写的大字报，对陆平有很猛烈的批判，你怎么解释？
聂元梓：那时的大字报不是光针对陆平，那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和五一六通知精神的理解而写的。
开始批评陆平的时候，我并不是给他开批斗会，只是叫他去听一听哲学系存在什么问题，他就头上出汗、手发抖。我看见后心里很不舒服，但又觉得这些问题他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
之前因为学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划右派没那么狠心，比较实事求是一点，右派划得少，所以中央认为江隆基这个人不行，太右了，才把陆平调来。陆平调来以后那就搞得很火啦，这个人很左，而且搞个人唯心主义，搞小集团，他补划了好多右派。北大反右派时抓了六七百名右派。除了这些，在业务里面还有“红专”的问题，一搞得好就说你是“白专”、就是反党等等，整人。我认为，这种状况，不符合革命的党的利益。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人大和北大两校合组了一个人民公社调查组，进行公社调查，发现跟外面说的情况不一样，存在老百姓吃不上饭等很多问题。调查组回来汇报的时候，两校的党委也有人参加，包括陆平。他们边汇报边议论，陆平的议论比别人的调子还要高，批评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但后来北京市委发现调查组揭露人民公社的问题，就说他们是反革命。而陆平马上就翻脸了，反过来拍桌子叫调查组的人检讨。
记者：开会的时候你都在现场吗？
聂元梓：我不在，是他们后来跟我讲的。
北大党委原来认为我右倾
记者：那你为什么要写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大字报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们7个人写的。我们7人都是根据在北大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群众的积怨，来写大字报。
记者：那张大字报事实上是杨克明执笔的。为什么你的名字排在前面？
聂元梓：我是总支书记，这个大字报我得审阅。我审阅了以后，觉得杨克明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陆平想把运动拉到纯学术批判的路上去。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可不是这样，因此我就又加了一小段，和三个口号，这一小段和三个口号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写的，这样这个大字报的内容才完整，才完全符合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毛泽东不是要揪赫鲁晓夫吗？我加的部分内容是：“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记者：写大字报的时候，你觉得校党委那边真的是腐败？
聂元梓：反正他们说我右，我在“文革”期间的真实情况一般人是不知晓的，就抓住“造反”这一条把我这个人全部搞掉了。
我调到北大的时候先是在经济系，我对知识分子、对教授是十分尊重的，对于有些右派，我觉得不应该划，我对那些人也是一视同仁，有的划为右派后没有工作，我重新给他安排工作。我是系副主任，但同时是总支书，在北大学校里面是党掌握权，系里再高权威的人也得听我总支书记说了算。在北大经济系的时候，北大党委也认为我这个人是右倾的，只是后来抓右派的时间错过了。
记者：你后来在大字报加了那几句话，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聂元梓：这是根据群众的积怨。我从经济系调到哲学系，哲学系正是矛盾集中的乱摊子，按那时候规定的条件不应该划右派的，还是被划右派了，对总支书记不好的就划成右派。搞这种小集团，矛盾很尖锐。我去的时候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是对总支有意见的，一派是拥护总支书记的。我觉得，陆平对总支特别的好，有特殊的关系。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争论。我是一视同仁，过去你们有矛盾，我来之后，安排的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看哪个该提级我就提，该涨涨工资但没有涨我就涨。
记者：你怎么能避开当时的两派斗争，在那种氛围下可能避开吗？
聂元梓：可以避开。过去的事一概不谈。我来以后做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我指示错了，你们可以给我提意见，不牵扯到别的。
听了五一六通知以后非常震惊
记者：那为什么写大字报批判陆平等北大校领导？
聂元梓：原来是有两派。受压制的那一派，就觉得我是陆平派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来了一个副部长张磐石，到学校调查情况，说是为了改进学校的工作。我看到不正确的现象就容易反映。我向他提了意见。
原来我跟陆平的关系非常好。这次我对他有三个意见：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对学生的阶级斗争教育不够。举个例子，当时北大中文系学了《红楼梦》后，男孩子就学贾宝玉，女孩子就学林黛玉，我认为这就是阶级教育思想工作做得不好。这一点我是错的。本来我发现问题了，是想跟陆平直接来谈，后来中宣部派来副部长张磐石，我想既然是党派来的，那就说一下吧，没有想过要整人。
记者：你不想整人？
聂元梓：没有人为非要整人，工作上谁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张磐石写了一个简报，在部长会议上把他了解的北大情况就讲了，当中也有引用我的话。后来报给中央，上面批示在北大要做社教运动的试点。搞这个试点，就自然把陆平放在了走资派的位置，工作队和校党委开会就批斗了陆平。
记者：当时你是什么态度？
聂元梓：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内部开会。
北大校园的大字报
记者：你们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有想过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吗？
聂元梓：不知道会有这么大反响。我们想的就是改进自己工作，一看五一六通知，又是整走资派，但北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就主张再给中央写个报告。1965年冬天，我就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但是没有收到回馈，什么指示也没有。1966年的时候，我想再写报告，但杨克明说写大字报吧。我想也行，就改成写大字报了。
记者：据你说，你之前给中央写的报告，是说不要再搞批斗整人了。但这张大字报却立场相反，批斗了校党委。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聂元梓：当时觉得批斗坏人是可以的，批走资派，抓牛鬼蛇神。我的立场一直都是站在普通教职员工这一边，大字报针对的对象不是他们了。
记者：大字报有杀气腾腾的感觉。
聂元梓：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就够强烈的，我们也不知道党到底危急到什么程度，各省市自治区，各界都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听了五一六通知以后非常震惊，所以我一定要起来保卫党，我要动员大家起来战斗。如果不是五一六通知宣告危急到这种程度，那我们也不会有这种感情，这么激动地来保卫党。
大字报被表扬后既高兴又不理解
记者：你们的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周围还有别的大字报吗？
聂元梓：当时没有，贴了之后有拥护的有反对的，就在后面跟着贴上。特别是党委开会要反攻这张大字报，后面贴的人就更多了。
记者：那时候对中央修正主义的头面人物是谁有猜测吗？
聂元梓：没有，没有想到那儿。
记者：大字报被毛泽东表扬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
聂元梓：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不理解：他怎提这么高———“马列主义大字报”“巴黎公社宣扬书”等等。我们瞎高兴，《人民日报》第二天出了评论，说北大陆平黑帮，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中央“文革”觉得我搞得太温了
记者：你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聂元梓：在“文革”中间就觉得不能跟（风）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不满意，觉得我搞得太温了、太右了，1967年6月5号到北大讲话，就说我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
记者：那时候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抓起来？
聂元梓：没有害怕，也没有想到会被抓起来。我当时就不想干了。我这个人到现在还是如此，做错的我一定改正，做对的我一定坚持，我站得正就不怕别人怎么来管我。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文革”中什么事情做得对？
聂元梓：工作组来北大，罢了校党委的官，让学生批斗。有的教授就开始被戴高帽、挂牌子、罚站、“坐飞机”。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时我不敢讲。那时候校园大饭厅的旁边有一片草地，叫陆平去拔草，外面的人来北大，主要是想看大字报、看陆平、看聂元梓，他们看到陆平在拔草，有些人就往他脸上吐唾沫、甩鼻涕。这太不好了，我就跟工作组讲不要让他在这儿拔草。我是不同意那样去批斗陆平。这种过左的极端的事情从“文革”一开始我就是抵制反对的。以后陆平就没再出来了。成立了校革委会以后，学生要求批斗一次陆平，校革委会讨论后，同意群众的意见。但是，要和前面工作组批斗的状况有区别，我提出“五不”：一不戴高帽，二不挂牌子，三不罚站，四不坐飞机，五不能不允许批判的人讲话申辩。我提出来之后，没有争论，大家都同意，请示了王任重，他也同意。
这时候我就想，既然你们都要学习北大，那我们就树立一个批判的典型做法。江青跟我讲过，批判陆平要上报，我心里想太好了，陆平在批斗会上坐下的照片就可以公布到报纸上了。结果会开完以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们这个会开得不好，太温了，也不见报了，结果这个影响就扩散不出去。如果按我说的这种批斗方式，后面也不会发生残酷的伤亡事件，不会搞得那么乱。
记者：你一直都反对暴力批判吗？从没有支持过？
聂元梓：一直都反对。就拿毛泽东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时来说，他就批评我：你拥军是对的，你们派人到三十八军这事做得好，但反谢(谢富治)是错的。这都是原话。你说我反谢有错么？
记者：谢富治后来被定性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聂元梓：我反对武斗，还有一个大事情。1968年3月25日，7个高等学校的几万人来到北大，要武斗。我那时候正在市革会挨批斗，批我反谢富治，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后来接到电话说，北大几万人要搞武斗，其他学校的人来我所在的北大武斗，我说话算不了数，我赶紧叫上谢富治一起去制止，想尽办法把他弄到北大，直接把他拉到广播台。我说，我把谢副总理请来了，请谢副总理讲话。谢富治就说：外校的都回自己学校去，北大的师生都在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革委领导下闹革命！就这两句话。呼啦！大家都散了。后来预审我的时候，预审员都惊呆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真实的情况。
我的错误是北大我一个人也没保
记者：你个人觉得，自己在“文革”中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聂元梓：最大的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上这个当，不应该根据五一六通知(写大字报)。
记者：就你个人而言，所犯的具体错误是什么？
聂元梓：我个人的错误是，北大我一个人也没有保。但是我也没有指示学生去批斗某一个人，去搞某一个人。工作组原来关押的人，是校“文革”接收的，我派了三个副主任去负责管理，我只是让他们原则性地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不做违背政策的事。但是他们集体干了什么，我没有过问，没有亲自到关押被批斗的这些人的地方去看他们。
记者：这些年来，你最常回想起来的生命片段是什么？
聂元梓：我本来是这么纯洁地保卫党，结果反而把我变成“反革命”了。我从被逮捕、关押、预审、开庭到宣判整个的经过，我经常想起。此外，还常常想起战争时期，抗战期间的生死关头我经过了很多，跟我一块儿的好几个同志也都牺牲了，我活下来也不是那么平坦就过来的。
我这一生也许是经过生死关头太多了，所以后面受这么大的折磨的时候，也还能活下来，不自杀，要是有的人早就自杀了。
记者：后悔写大字报吗？
聂元梓：不后悔。
记者：为什么不后悔？你还是觉得大字报的内容是对的？
聂元梓：内容基本是对的，在写大字报之前，他们推行的就不是纯学术批判，他们搞的极左运动导致整错人，群众有积怨，当然应该总结教训，不能再这样干。但后来，戴高帽、挂牌子，还打死了很多人，反而更乱了———而“文革”期间，我是反对武斗的。
南都：现在让你来评价“文革”的政治斗争，你觉得有一方是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不正义么？还是两派都是有问题的？
聂元梓：都不对。一派虽然是保派，但也批斗了不少人。
记者：你从1968年起被限制自由，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聂元梓：最主要的原因是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力，或有抵触思想与行动。
记者：你怎么评价“文革”？
聂元梓：它是一场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也教育了人民。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2日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拾年浩劫 缪俊胜：我给陈伯达做秘书 王广宇：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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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55年前的今天丨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原题
聂元梓：全国第一张
马列主义大字报
作者：韩福东
聂元梓（1921年-2019年）
(大字报被毛泽东表扬之后，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不理解：他怎提这么高———“马列主义大字报”“巴黎公社宣扬书”等等。
我个人的错误是，北大我一个人也没有保。但是我也没有指示学生去批斗某一个人，去搞某一个人。
它(“文革”)是一场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也教育了人民。
—— 聂元梓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左二为聂元梓
1967年2月，聂元梓（左1）等欢送到北大搞军训的63军指战员离校
1968年3月，聂元梓（左4）与北大师生在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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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