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沅江文艺青年回忆录
“
我不太苛求自己的文字对这篇散漫的回忆录太负责任，这样做，是想让写作的状态更像回忆一样……只需要一个随意的停顿，那么……然后一些往事……可能更好理解的是这个比喻，随手折断一根树枝，汁液会缓缓从断口处流出来，根茎慢慢开始在黑暗中吸吮。
”
2012年蒋志在自己广东时代美术馆"如果这是一个人"的个展中，策划了熊望州的个展——“白眼人—熊望州油画肖像展”，此图为个展中展出的熊望州自画像。“如果这是一个人”来自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同名回忆录。回忆录中，普里莫·莱维强调的是：如果忘记了“非人”，我们之为“人”的存在就不完满。
1
就写写关于在沅江的回忆，大概是比较好写，因为实际上我在那呆的时间不长，好像它是在我的生活中突然插进去的小小的一段，突然梦想成真的一段，一种过渡。每一次从这到那，都会给我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两岁多的时候，家里突然想把我存放到农村一个亲戚家，经过我一个星期持续不停的哭闹，那家亲戚只好把我送回镇上。那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危机时刻，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们不把我送回去，我就永远哭下去，而且把蚊子在我身上咬的每个包都抠烂，所以当时我是把自己做得血肉模糊地回去的。清晨，一个美好的清晨，他们就用一艘木船把我送回那个叫“南大”的镇上，我望着船边的河水流过去，一个未知的新鲜的未来在前方的晨雾中，而我正在一步步靠近，看到那些迷雾中的秘密，一段又一段。一下船，竟然在河边我看到了我妈妈，她正和她的女朋友们嘻嘻哈哈地在逛街，她肯定对我的回归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也许她那时想，糟了，这个磨人的小家伙又回来了，我又没有时间这么轻松地逛街了。后来她告诉我，她那天有预感我能回来……我又回到了妈妈那，这是我一个星期以哭和抠烂全身的艰苦努力换来的，重生。
但这对我的妹妹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回到妈妈的怀里，而很明显，白天要上四五节课、晚上要批改四五十本作业和备课、时不时还要去参加支农的妈妈不可能同时带两个孩子。我妹妹大概在不到2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另外一个在农村的家里。
而我的弟弟，一断奶就也被送去了那个农村另外一个亲戚家里。直到5岁才回来。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草尾镇学校。
他回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巨人来欢迎他，在教室里用几把很长的、那种竹子做的扫帚，立在几张课桌拼起来的台子上，然后翻出我家所有的衣服裹在外面。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但是，我们发现他没有学会说话。
为了那个巨人，我差点挨了一顿打。因为塑造它的材料是我家所有的衣服，你知道，包括一切，冬天的，夏天的，大衣，内衣……而且我还让全校的老师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参观了。
现在我明白了，挨打是完全应该的。是我的妹妹和弟弟在农村像小狗一样被放养、自己搓泥巴当玩具、每年被蚊子咬的成千上万个包换来的我那个小聪明。
这些经历我打算以后再详细地说。现在我想只说说在沅江的艺术青年时期的故事。
2
1987年7月我们从草尾镇搬家到沅江县城，那时画画的人并不多，在草尾的时候，就五六个人，彼此都认识，一到天黑，就会背着一个画架从镇上各个角落幽灵一样游荡出来，到某个小旅馆集合，然后窜进一个一个房间，问那些住客：“给你画张像好吗？”。如果第一个旅馆没有住客，我们就去找另外一家，有时也会找遍所有旅馆都没有住客的情况，我们就只好在街上边走边唱歌，打发时间，我们没有酒喝，也不敢喝酒，只要父母发现我的嘴里有酒味，一定会把我打得半死。10点多我们就回家睡觉了。但是这种情况很少。一般，我们都会带一张黑乎乎的头像素描回家。
到了沅江也是这种情况，一到天黑，只要你背着个画夹，在街上就能碰到“他们”，长发，那种独特的“艺术家眼神”（在那时，那种小镇或小县城，这种眼神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然后就迅速结成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联盟了。这种眼神的非物质成分大致由“我是傻逼”和“我不是傻逼”的激烈的内心反应生成，所以带有傲慢、孤独、不屑、敏感、冲动、幻想的气味，这是老师和家长不愿闻到的气味，而且我们那时也确实有种气味，因为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洗澡。我就有过一个冬天没有洗澡的记录。在长沙学画的那年，当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我走进一个澡堂，脱光了站在那，但身上看起来像仍然穿了一件圆领的深灰色的紧身内衣。当我从澡堂出来之后的几天，很多人都非常愿意和我打招呼，他们说：发生什么事了？你整个人都变了。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差点“整个”变了。4个月不洗澡，反映了那个时期一个悲惨的事实，我没有光着身体和女孩在一起的时间。我几乎爱上了我整天对着画素描的那尊沉思的少女石膏头像——如果不仅仅是头像的话，我想我肯定会爱上它，并享受性生活的。
3
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就在身边的人，还可以叫“主席”。
有一天，一个长得蛮头蛮脑的人突然来到我家。刚好我一个人在家，他一进门就说“我叫熊望洲，你还记得吗？前几天一起画过素描。”
我刚刚到沅江，还没有一个当地的朋友，他的到来让我非常高兴。但他很快让我大吃一惊。
“我今天过来就是通知你一声，我正式任命你为文化部部长”，然后他把一个自制的绿色的塑料圆徽章交给我，一行用红色油画颜料写上去的小字半圆形排列：流浪艺术家共和国。正中一行略大的字：文化部部长。
当我对这个任命令感到吃惊的的时候，他镇定自若地再次宣布：“主席就由我来当了！”
我不知所措，他见我有些迟疑的样子，又用充满自信的口气豪迈地喊道：“我们的目标是夺取真正的江山，到时我们都是开国元勋，你就是真正的文化部部长！”
哇！那一瞬间，我又看到另外一层迷雾中的秘密。我的面前绽出了一个可信的未来，它越不可能就越有吸引力，越被它吸引就越觉得它可信。在一个没有可能的县城里面生活着一群向往别处的年轻人，我们的欲望就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在狭小的意识参照座标中，任何梦想都确信是可见的未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县城呢？大部分的成年人都在打牌或摸麻将。电影院烟雾缭绕、时时会踩到滑溜溜的痰迹。大部分的录像厅把音响装在外面，让方圆半公里的地方都能听到香港武打片或美国枪战片的声音，有时还有夸张的呻吟，如果你进去，一不小心就会摸到前排椅背上一团精液（我觉得应该在录像厅写上一行标语“朝座位下面打飞机是有素质的”）。歌舞厅外面永远都有小流氓等着找事打架。全县城有几个美女，几乎所有的小伙子都知道而且都在打主意。这儿到现在还没有淘宝的快递。桔子树林中到半夜有鬼魂游荡。3毛钱一碗面或米粉。一个小旅馆一般只有几个人入住，而且都是从乡下来城里办事或做小生意的，轮廓分明，皮肤黝黑粗糙，所以那时的湖南考生一般爱用木炭条画头像，在粗糙的素描纸上砍几笔刮几下，效果就那样了。生活就如同木炭条画出来的。
我那时是怎样呢？是一个刚从半个小时就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的小镇来到要花一个小时从这头走到那头的县城的没有见过世面的青春期小青年。不会玩桌球和游戏机（而且现在还是不会），至于毛片，直到90年我才在一个哥们家看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钱买烟和酒，偶尔偷家里一包烟或一瓶白酒出去和朋友们享受。每时每刻都想着女孩子。上学的时候周末去船码头画速写，放假去乡下亲戚家画竹子和牛。上大学之前没有看过球赛。听得最潮的歌是《黄土高坡》和《一无所有》。连骑自行车都是因为不想上一个我不喜欢的学校，故意在高考前为了打发时间学的，刚会踩几圈踏板就上街了，一出门就撞倒了一个黑社会大哥模样的人，由于我满脸通红，他就说了一句“大白天就喝成这样啊”，一挥手就让他的小弟们放过了我。只看过两本有关艺术家的书是《德拉克罗瓦日记》和《贝多芬传》，几乎没有看过什么国外的画册。那时没有听说过“当代艺术”，只知道“现代派”，如果你那时问，谁是我最喜欢的现代派艺术家，我一定会告诉你：梵高。其实我那时更喜欢米开朗基罗、丢勒和达芬奇，疯狂地临摹他们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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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望洲那时就酷爱梵高，他那是在文化馆边上搞了一个画室取名叫“梵高画室”，到2008年他的QQ网名还是“文森特·梵高”，前不久他改名了——“马兰亚的梵高”。是不是他一直觉得自己跳动着“梵高”怀才不遇的脉搏呢？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觉得有从他那知道答案的必要。他还自称过“侯爵”，这个故事我会在下面讲到。我只相信我对他的所见所闻。2005年我去他那，看到一批他画的油画肖像，无论是谁，都是向上翻着白眼，让我觉得那些面容十分神经质、接近颠狂，不知是憎恨还是灵魂出窍，也许都有。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我都能猜到他会这样回答：当我把一团给眼球的黑颜料涂到那块已经是眼白的白颜料上时，就这样了！
我被任命“文化部长”之后，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件事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只是听说他们以“流浪艺术家共和国”的名义组织过几次女人体写生，但都没有我的份，我当时有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但更多的是好奇，因为他们后来和我讲述的写生过程有我最感兴趣的魔幻色彩，比如一个因为被画了裸体就一定要其中一个“艺术家”娶她的女孩；比如一个穿了一条看似她父亲的蓝色大号平角内裤的女孩；比如一个戴着比她乳房大三倍的乳罩的女孩，乳房看起来像是住进了一间超标准的套房；比如一个突然流下月经的女孩……等等，最后一个故事的结尾，是“主席”用毛笔蘸着女孩的月经涂在了他的画上，这应该说得上是综合材料绘画了，虽然他说“要追求真实”。这么好玩的故事，都没有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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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艺术家共和国”的成员应该就几个人，宣传部长叫陈新贵，天生少长一条肋骨，正好少的是心脏部位的那根，当我隔着一层皮摸到那颗活着的工作着的肉泵时，感觉非常奇怪。他有个好笑的逃票经历，我们去外地考美术专业的时候，一般都会在火车上逃票。对付查票有很多办法，比如躲到厕所里，或者跑到其他车厢，让同伴检完票之后把票偷偷给送去，我成功逃票的那招是紧跟在查票员身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嘛），装成被堵住过不去或者是对查票过程特别有观赏兴趣的样子。陈新贵的那招是把自己装进一个蛇皮袋子里，拉上拉链，让同伴把这件“行李”塞进座位底下。有次，一个长得很喜感的乘务员来查票，查完我们之后（我贴身跟在他身后，正装着饶有兴趣地欣赏他的工作），用脚踢了踢那个袋子，开玩笑的说：“有人吗？”，我们都显得特别配合他的幽默感，用嘻嘻哈哈的笑来奉承他，他得到满意的效果，向我们挥挥手，正转身要离开的时候，突然一个颤抖的声音从那个袋子发出来：“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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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叫张又喜，眉毛很浓，是一个表情忧郁的人，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只有一个细节让我时不时记起。有次他从武汉考完专业回来，我们问他考得怎样？他叹了一口气说：“考了几天，就是胡子长了几根，屌毛掉了几根”，并且他还现身示法，先给我们看他多长出来的胡子，然后自己揪下几根屌毛给我们看。这咚咚地击开了我一个新的感受区域，从此我也经常禁不住观察自己毛发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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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长由武强担任，他并不是艺术生，爱好玄学。经常跑到各种山上找道长仙家去学法术，那时他就神神秘秘地说自己可以招鬼，但是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表演过。我们亲眼看见并可以相信的是“缩骨术”，我们把他五花大绑在一根电线杆下（我亲自打了很多死结），他不到3秒就脱身了。他家那时候比较富裕，我们出去吃“漫酒”都是他主动买单。“漫酒”就是晚上出来营业的街边小吃摊，我们经常是几瓶啤酒，一碟小螺丝，有时会加几串烧烤。我想可能是很多谈恋爱的年轻人主要的夜宵形式，所以有这么一个浪漫的名字。武强那时看上高中一个校花，是我弟弟那一届的。89年“学运”时学生出来游行募捐，那个校花是抱募捐箱的，武强那时就看上了她，跟着一路捐了好几次，就这样认识了。后来经常请校花出来吃“漫酒”和上“娱乐厅”喝饮料，每次校花都会带上她们班能叫上的所有女生一起来，少的时候有五六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武强也不在意，照样乐呵呵地。从人家高中一年级一直追到毕业，追了3年也没有追上。后来武强去了北京，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他需要打工赚钱，我就让他帮我送杂志，每月他都要骑着自行车跑很多地方送到各个书报亭和书店，我好像每月给他发300元工资。他还打其它工，比如帮公司收集市场调查等等。那段时间，他在北大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混进北大去旁听经济学，在食堂看上一个大学一年级女生，就因为人家朝他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觉得她就是自己注定的那一个，每周给那个女孩写两封情书，而且是用文言文写。有次下雪天他到女孩宿舍楼下叫女孩名字，要请她出来。女孩不肯出来，他就一直站着，站了几个小时，他自己后来和我说，雪积在他的头上和两肩上很厚，他发现这很有形式感，就从地上又捧了很多雪堆上去，最后女孩顶不住了下楼劝他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头上顶了半尺厚的雪。这样追了4年，女孩大学毕业了，有了男朋友，遇到什么情感问题，武强还帮她出主意，当然是那种以出主意的方式明合暗拆地来追她，女孩后来继续读研究生了，他去南方打工，凭着在北大旁到听的金融知识和自己以前自学的儒道智慧帮一个公司谈成一笔大生意，他也分得一笔不菲的提成。然后又去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打工当总经理，涉嫌操纵股票被通缉，逃到华山，不久还是被抓获，下山途中用“缩骨术”逃走，逃到湖北一个旅馆，最后还是被抓获，在看守所关了一段时间后被人捞出来。
出来后没多久，变成一个掌管100亿风投资金的中国区的经理，风光地出入北大清华，有一次还在网上看到他去清华大学企业创新与发展论坛上讲演，一洗当年旁听蹭课躲躲藏藏之辱。后来那个女孩又去了国外读“博士后”，再后来，2007年我收到他和这个女孩的婚宴请柬。之后不久，武强告诉我，他老婆已经怀上了孩子。一个童话般美好的爱情故事。
2009年我还和他约在“岳麓山庄”一起吃饭叙旧，他说他现在的投资计划也会涉及影视，问我想不想拍电影？我说那你给我投一个几百万的小制作吧，他说他只会考虑上亿预算的电影，这样才能保证让投资没风险，我说我无法驾驭这么大的预算，这事以后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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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成员，忘记名字了，有天他和一帮人在台球厅看印有裸女的打火机，裸女身上的胸罩和内裤用热敏颜料印刷的，那些“遮盖物”一遇热就透明了。他们轮流用烟头去烫那些部位，到他的手上时，打火机爆炸了，把他一只眼睛炸伤。后来他那只眼睛就视力不好了，黯然退出了“艺术事业”和“流浪艺术家共和国”。
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件悲剧性的对裸体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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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初学美术其中一个诱惑是画裸体吧。后来熊望洲从湖南轻专毕业之后，回到沅江在文化馆工作，又发生一起“裸体事件”。一个新婚的漂亮女人住在他隔壁，有年冬天，这个新婚女人靠在走廊上的护墙站着，回头看见“主席”正在她身后画她，她问“你画什么呢？”，“主席”说给她画速写，让她站着别动，过了十几分钟，新婚女人说要欣赏一下艺术家的大作，过来一看，却发现自己被画成一丝不挂，屁股和乳房还夸张的丰满。她红着脸怒气冲冲地跑回自己的房间。“主席”以为事情就这样喜剧性地结束了，没想到新婚女人告诉了她上班回家的丈夫，暴怒的丈夫抄起一把菜刀到隔壁找“主席”算帐，幸好“主席”外出未归，等他回来时，发现自己的门板上满是刀砍的印子，上面还写着“流氓”两字。他也暴怒了，也抄起一把菜刀去隔壁算帐，隔壁也没人在家，他就把一盆水从门下的缝灌进去。新婚夫妇半夜回家，因为水结冰了，两人一进门都摔倒在自己的门口。后来呢……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的“主席”很有欧洲文艺范，他在临街的窗户外面搭了一块长条木板，还接了一根电线出去，在木板上面吊了一个灯泡，灯泡周围是一圈飞旋的蚊子形成的光晕。晚上他不去打台球的时候就坐到那块木板上看书。我们都笑他，看个书不好好在房间里看，干嘛把自己搞到外面去，让全县城的人都看你好像一块腊肉一样晾在窗外看呢？而且，窗底下又不是赛纳河，而是一条叫卖小吃的街，对面是一个枪炮声和呻吟声此起彼伏的录像厅。
他的欧洲文艺范另外一个体现，是在他那本来就不太高的房间里用木板搭了一个二层，他自己称之为“阁楼”，因为那时我们知道欧洲有很多艺术家和文学家都住过阁楼，像思考要在窗台上产生，“主席”也确信“阁楼”是艺术灵感的洞房。他尽力邀请一些女孩子来他的房间看他的艺术创作，“一楼”展示的是G级的风景油画和人物肖像，谈谈印象派、文艺复兴、毕加索、梵高和塞尚，然后他会像推荐一个名胜一样，引导观众上“阁楼”，那里有他画的一张R级的裸体自画像，和一套随意的床褥。
女孩子一般会不知所措，羞红了脸，又不敢贸然跳下阁楼，这个时候，“主席”向我们总结说：“虚伪的防线开始溃退。”
这个“阁楼”被烧毁于199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春节放假我们几个朋友到他的房间吃着瓜子花生彻夜长聊，到了半夜，火盆的木炭烧完了，我们觉得越来越冷，“主席”先把一张藤椅拆了烤火，然后是2把木椅，最后他把阁楼的木板一条一条拆了烧了，直到天亮，我们捧着冷水洗洗熏黑的脸之后，看到阁楼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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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苛求自己的文字对这篇散漫的回忆录太负责任，这样做，是想让写作的状态更像回忆一样……只需要一个随意的停顿，那么……然后一些往事……可能更好理解的是这个比喻，随手折断一根树枝，汁液会缓缓从断口处流出来，根茎慢慢开始在黑暗中吸吮。
每当我路过某个人在野外写生，我都会想起一个词，因为这个词是我在绘画上遭遇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词汇事件。有一次我们去风景写生，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一起去野外写生，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之前我在草尾的时候，也去画过几次，但是我发现自己对着眼前的“一切”束手无策，我很羡慕那些对着“眼前的一切”能画出风景的人，他们有那种能概括出风景的能力，而我完全没有。面对风景，我缺乏让“一切”成为“某样”的能力和勇气，是啊，我感到到胆怯。当旁边的人涂抹出天空、树木和通向远方的小路的时候，我持着笔，望着一片云，发呆，它在移动。或者，我看着小路上一坨猪屎，苍蝇在我和猪屎之间来回亲吻……所有的问题，在于我无法“决定”该怎么画。直到后来我有了相机，就把这个决定权完全交给相机了。奇怪的是，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单独的人，或者一个人的脸，我并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用各种方式画头像，米开朗基罗式的、拉斐尔式的、鲁本斯式的、门采尔式的，费钦式的……
当我们画了一会，开始给对方提意见，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活动，随时可以进行。我总是属于虚心请教的那一方，关于风景色彩写生，我真的毫无经验，而且我的绘画工具也捉襟见肘。我当时应该很羡慕他们都有“油画箱”，让我把他们和莫奈、梵高联想在一起。而我，请你们也想象一下我在那儿画画的场景，捡来的几块石块或砖块垒起来，把画板靠在上面……后面还有一个人在说：“你看他这棵树画出了空气感。”
于是我转头去看所说的那棵有“空气感”的树，并开始去理解刚学到的这个新词汇。我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了“空气感”，更感觉到了这个词汇的“专业感”，也就是说，只有不同一般的、专业的、上档次的、较高艺术修养的人才会说出这个词汇，并且有资格用这个词汇交流。我只能假装领会“空气感”，就像我以后假装领会了“当代感”一样，并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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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又开始写熊望州的故事，因为我的个展的策划人想让我继续把这篇零碎的回忆录写下去，他们之所以这么提出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我要在我的个展里面策划一个熊望州的个展，而他们也许希望能从这篇回忆录想找到某些线索或破绽，当然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写……我得承认，我之所以要展出熊望州那些翻着白眼的人的肖像油画，是因为那些肖像一直在我脑子里面时时出现，所以，我想如果把他们都放在一个展厅里面会怎样呢？他们像约好似地把视线越过观众的头顶，兀自出神。我们看着他们，而他们的眼神却告诉我们，他们不在这。
好吧，我再告诉你们一点熊望州的故事，其实我已经写过，本来我想把那些曾经写过的故事找出来拷贝在这里，但是没有找到，我花了一天时间用了各种我想到的可能用过的词或短句在电脑上搜索，一无所获，但是我一定写过，我还记得那些文字在屏幕上的画面。难道是我记忆混乱了？由此我担心的是，虽然我觉得脑海里面有和我青年时期的朋友们一起玩耍和画画的一幕幕，如果我以后用关键词在记忆库中搜索，却被告知“找到0个文件……”
我曾经写过的“侯爵“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那时我们这批“流浪艺术家共和国”的第一届“领导人”经常一起碰面，一般就是隔三差五地去你家或来我家。一天武强到我家，笑眯眯地说：你知道我昨天在湖心路看见谁了？我说：那肯定是“主席”。他说不是，熊望州已经不是“主席”了。为了简便起见，我就简单地复述武强对我讲述的他昨天见到的熊望州怎么啦，括号里面是我的附注。
我昨天下午4点多，吃了一碗米粉，去文化馆找熊望州打桌球（文化馆是熊望州上班的单位），他的头说这几天望洲同志这几天都在一楼台球室打桌球，但是奇怪，今天他没有来上班。我就上街去找他（因为沅江就两三条街，找人很方便的），果然我在湖心路找到了他，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惊得下巴都掉了，因为我看见他戴了一顶礼帽，披了一件黑风衣，拄着一根从雨伞拆下来的把手，在马路中间慢慢地很有风度地走，我喊他“主席”，他在沉思中回过头严肃地对我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主席”了，停顿，先生，以后请叫我“侯爵”。原来是他偷了他爸爸的礼帽，而且还把他爸爸的风衣在后面剪了一刀，变成了燕尾服。
第三天，武强又过来我家，对我说：“你知道吗？昨天情人节，熊望州干了什么？”
前天我和熊望州打完桌球分手后，他并没有回家，等到半夜，去纸厂的花园偷了一大把玫瑰，又顺手撬了一部很小的女士自行车，然后骑着车在街上嚎了一晚上情歌，说是为他的西妮娅唱的（唐吉柯德的心上人）。第二天一早，熊望州骑着他的小马（熊望州认为那辆自行车不是一辆自行车，而是一匹马，这样才能和他的侯爵身份相配），带上一支玫瑰花（说是他晚上遇到了一群强盗，经过一场恶斗，用生命保住了最后一支玫瑰），神经一样地到他的“西妮娅”（他当时暗恋的女孩叫什么雅妮）家要去献上爱情的玫瑰，当他敲响了三下门之后，他听到了令他心跳加快的脚步声，于是他马上跪下一条腿，虔诚地把头垂下。一只手，把那支玫瑰举起，另一只手，按在自己胸前……（接下来的事情太搞笑了，所以我觉得是武强自己编的，不真实，我就不复述了。）
这是“侯爵”的故事，后面我再讲讲熊望州在1996年湖南沅江水灾中的小故事，那次水灾把整个县城都泡在水里两个多月，其中四天，洪水每天涨一米，在这个故事是熊望州自己对我讲的：
我醒来就发现整个沅江都在水里了，我住在2楼，一楼已经全被淹没了。我只好乘着我家洗脚的大木脚盆，找了2根木条划水，穿过了两条街去我的单位（文化馆）上班，到文化馆门前，看见本来在2楼高的“沅江市文化馆”牌子直接是在水面上了，整个文化馆都变成“龙宫”了，我把木条往天上一扔，仰天大笑了三声“哈！哈！哈！”，我心想从此我将获得新生，我可以去北京实现我的艺术之梦了。
因为这个即将开幕的展览，美术馆会邀请熊望州来广州出席开幕，所以这个故事你们可以向他求证。下面一个故事是我妈妈给我讲的：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给你弟的信件，因为他在那几天不在家，我就拆开来看看，原来是熊望州寄来的，写在一张只有两个指头宽但是很长的纸条上。我看了几句，发现我自己的手在发抖，越往下看我越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受不了了，我不得不分好几次才看完那封信。他在信里说，他要去北京做艺术（他要去圆明园艺术村），但是又没有钱，他就把文化馆的房子出租了，他拿这些钱去和人打台球赌博，想多赢点钱，但是全输光了，怎么办呢？他就去卖血，卖了两公斤血，我的手就是从看到这儿开始发抖的。然后第二天，他就去了长沙火车站，他说他因为献了血，头晕，本来要去北京，却上错了车，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深圳。在那儿被保安抓住，他要跑，被打了个半死，文凭和身份证也被保安撕掉扔进河里，一只耳朵被扯掉了，脚也被打断了，还被关进东莞的一个集中营做苦力，修高速公路，说他正在策划一个暴动，如果不成功的话，他就会被埋进混泥土，他写信给你弟弟是让他知道，如果暴动失败了，他的尸骨会在立交桥的某块路面里面……
这封信是这么恐怖，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给你弟弟看。
后来我妈妈把信交给了我，现在还保存着，原文如下：
蒋毅：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和卫佬筹备到北京圆明园艺术村去。所以我将文化馆的房子租了出去。痛苦的是我把盘缠输得精光，啊，谁叫我想赢点钱好在北京多呆一阵子呢。卫佬只好一个人去了北京。随后我咬牙卖了两公斤血，孤身一人踏上了征途。到了长沙脑袋昏昏沉沉，本来是要北上抗日，可上错了火车，当我从昏睡中醒来后，发现我到了南方的深圳。我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汉。我漫无目的、东倒西歪、孤苦伶仃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可又被查暂住证的保安抓住，在拒捕中，我的一只脚趾被扭断，耳朵也被拉裂，现在左耳听觉有了问题。皮外伤就省略不说了。文凭被当场扔到了河里，身份证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我已不知道我是谁，再一次与历史断裂了。一个没有身份，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的人，我感到很轻松。随后我被送到了东莞某集中营做苦力，每天背两吨石头，修高速公路。现在我的胃口很好，皮肤也晒得很黑，我成了一个地道的劳苦大众，我很喜欢这种生活，不过我还是在策划暴动，好伺机集体逃亡。只不过想体验一下冒险的滋味而已。如果不成功的话，我可能会被和在混凝土一起成为某立交桥的一部分。一千年后，也许能找到我的骸骨。
祝贺你考入了北京，如果我还活着，相信我们还会在北京见面的。因为那里才是我最后的归宿。
向一切问好！
再见
熊望州
96. 6. 15
蒋志，2010年写于北京
熊望州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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