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勇：曾经，形式往往源于被动而非抵抗；正如下雨我们用雨伞，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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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之后的今天，居然发现这些“我们谈谈钱”的传真原件被我封存在了一个金属盒子里。打开盒子，传真纸上的图形和文字几乎都退色到看不清的程度了。它们就象一堆射精后慢慢从发霉的纸面上逃离的幽灵：从一种最经济的形式转换成了另一种被瞻仰的形式。我突然想借用“我们谈谈钱”的这个主题来问：今天，它们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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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太冷的冬季，在巿中心的一个地下展厅，因为举办了一个主题为《形象的两次态度93》的展览之后，一下热闹了起来。如同每个青春期的孩子都寻找到了属于他自己可以撒野的领地那样，这个地下展厅就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本土投身实验艺术的艺术家们展示作品或者策划艺术活动的据点了，包括96年的传真展《我们谈谈钱》。现在想起来那里真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足以让你放肆地胡来又足以让你安全地退到墙角去幻想的一个世界。一些有意思的事曾经在这个地下发生了，而另一些事却被遗忘了，就象那些我存放在这个地下室里的乱七八糟的作品，因为浸水被扔掉了一样。 “ 地下！” “地下！，这个词是如此地让人想入非非。它们总是很容易与对抗联系起来并由此树立起一种强有力的立场。但其实多半的原因却是：我们没有选择的可能！那个时期，我们所做的艺术在当时的主流艺术圈看来等同于垃圾！（其实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虽然现在他们已无法左右艺术的话语权了）。掌控主流艺术的权力者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正式的展馆之类的场所。我们也没有经济能力去租一个比较好的场地。唯一可以选择的便是我仼职的学校的这个地下展厅。这个低矮潮湿又局促的地下空间，却因为学校给予免费的相助而成全了我们，也成全了好多在上海本土的其他艺术家。我至今对学校的那种开放态度感到吃惊。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他们对我们那时做的艺术也一无所知。
因为教课的缘故，我现在还常常会去巿中心的这个学校。每次去教室总要经过这个地下展厅的入口，但门似乎永远是锁着的。好象曾经那个激情洋溢的青春时光被永久地定格在记忆中一般。前些天在工作室，我居然发现了我曾经在这个地下展厅创作作品时剩下的一盒感光相纸，它静静地躺在书柜的一个角落里。我没有打开盒子，虽然其实里面的感光相纸早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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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以11月26日作为理由》听起来有些不可思义。实际上这是耿建翌邀请杭州、上海和北京的部分艺术家参与他策划的一个艺术活动。其方式是：每个参与计划的艺术家在1994年11月26日那一天，在各自生活居住的城市以任何形式创作一件艺术品，完成后以照片记录和文字叙述方式汇总成册。于是一种奇特的展览策略被凸现了出来：它无需一个填充观众的常规的物理空间，而是以一种隐形的没有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便携式方式予以传播与呈现（它巧妙地避免了经济与审查的双重困境）。事实上它是那个年代特定现实困境下被挤压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
《城市空间：移动⇆跳跃12小时》便是在这种形式策略下产生的：将城市空间作为现场，通过城市中的公共电话亭这种最常见的媒介，依据通迅录中的电话号码逐个与朋友进行联络，身体在空间中连续性的移动和对方所处空间位置点之间的不断跳跃性联接，一种彼此依赖又彼此控制的正在发生的“场所”被建立了起来。有意思的是，这是我从事艺术至今享用过的最大最豪华的空间，奢侈并且免费。为了记录这个计划的实施过程，我特别请了好朋友顾磊和王善祥协助我作随行的照片记录。那个时侯，我们大都没有什么经济能力，所以常常都仰仗朋友们彼此不计报酬的相助。我唯一给予他们的“报酬”，便是在实施前的那个晚上，邀请他们住在我家里，并饱餐了一顿。那也是为了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在城市中可以折腾12小时的缘故。记得第二天当我们行走到晚上8点结束时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体还是几乎被摧垮了。我呕吐不止。
如今当我试着重访这个艺术行为时，那本至关重要的用来实施计划的通讯录却找不到了。就象证人无法出庭作证那样，那些存留在地图上的电话号码似乎再也找不到它的主人了...... 我凝视着标注在地图上的那些联络点的电话号码，突然灵光一现：我是否可以通过重新拨打这些号码，把那些失踪的线索一个个地重新找寻回来？我忐忑地拨打了第一个电话号码：2400847。结果从电话那头缓缓地传来了一个事先被录制好的女士的声音：“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然后我试着继续拨打第二个号码，得到的依然是那位女士清晰而否定的声音。接着我又拨打第三个号码却依然如故。这时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些电话号码早已不存在了......
今天，我无意中在微信上看到了一则两天前的新闻，一位中国业界大佬以617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了一幅凡高的油画，它的标题叫《静物，插满雏菊和罂粟花的花瓶》。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同意以11月26日作为理由》的那种形式已一去不复返了。它们源于现实也死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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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没有能力在一个被命名的艺术空间中去做自己的艺术时，那种现实的困境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艺术的无法割裂的一部分了。 1995年的那个年代依然如此。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周遭的困境，在现实的挤压中去寻找我们负担得起的艺术形式！毫无疑问，在这些负担得起的艺术形式中，作为私人空间的居所可以说是最具说服力的了。当我在这一年再次受邀参加耿建翌策划的《以45度作为理由》时，便决定在自己的居所中针对性地去探讨关于私人空间与个体身体间的关联与影响。我发现再没什么空间能象居所那样完美又确切地与自己的身体相对应的了。居所中每个被规划的功能性空间都对应着身体的各种需求：厨房对应着进食；洗手间对应着排泄；卧室对应着身体的睡眠；而客厅则对应着主人与亲朋好友间的交流。各取所需，它（住宅）构成了确保身体需求的全部对应形式。这让我好奇，并有种企图去干扰这种对应的冲动。于是，我试着在这样一种约定俗成互不干扰的空间语法中去蓄意地嵌入一个岐变的词汇，想象着一个意外入侵的病源体正以它自身的变异力去篡改整个空间的语法结构。我在每个房间都喑藏了麦克风和扬声器，并在客厅与卧室内各设置了一片透明PVC薄膜，两边均固定挤压着足以震动薄膜的低音喇叭。如此，在连续不断的开启中，整个私人空间的那种安全私密的对应系统被彻底瓦解了：朋友聊天、上洗手间、睡觉打呼、走路、拿东西、洗澡，任何由空间内产生的日常声音都会被放大，在各个空间中来回穿越，并通过颤动的低音频率被落实在震得哗哗作响的薄膜上，宛如舌苔。就象你每时每刻都被监控一样。记得有一次，一帮朋友来我家聊天，其中有位女性朋友内急，要上洗手间。于是她尴尬地请求我把住所内的扩音装置关掉。我故意对她说，这个声音装置系统是预先设置好时间的，我自己也没法关掉它。结果她只好悻悻地外出找公共厕所去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我为这个计划设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我必须如往常一样，在这些由各种日常声音交叉扩大所构成的空间环境中生活一个月。
这是我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可以这样充分地在连续720小时不间断的时间长度中去纵深探讨被异化的私人空间对身体的影响。 但出乎我意外的是，一个之前我不曾意识到的事实却在计划完成后产生了：在实施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被监控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似乎被渐渐忘却了。然而当最后我拔掉音响电源的一瞬间，那种突然而至的窒息般的寂静却像当初这件作品开始时所产生的感受一样叫人害怕！仿佛整个空间的声音都被屏蔽掉了！我意识到，原来一个人的所谓习惯在某种強制性的环境中，是完全可以被改变的。这让人毛骨悚然！
19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再来审视这件早已不存在的作品时，我惊讶地发现它从未成为过去，也从未离开过我们（这大约是我早期作品中唯一没有失效的作品）：它的针对性依然强有力地对应着今天的现实。只不过它早已不再以强行的方式介入，而是以另一种更具迷惑性力量的公共媒介形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也改变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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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80年末至90年代初的BP机一样，“传真”这一形式几乎是最短命的被人遗忘的通迅方式之一了。然而，在还没形成互联网的90年代的中国，它们是我们与本土之外唯一最快捷又最经济的交流形式。那时我们没有钱，意识形态也依旧敏感。所以，当我们以“传真”作为形式媒介，用“我们谈谈钱”这个主题来促成一个国际性的有趣的交流展时，它几乎针对性地摆平了所有搁置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记不清有多少人来看展览了，只记得从展览的第一天起，它们便一页一页地从丁乙家的传真机中溜出，又一页一页地爬到了地下室的墙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空白的墙面被一点一点地全部占据了。想起了一个插曲：徐震对我说，其实他也参加了这个展览，只不过不是作为正式的，因为唯有他的文件不是通过传真机发来的，而是他自己到展览现场把他的作品贴到了墙上，然后在结束的那天又把它拿走了。这成了悬案.......
若干年之后的今天，居然发现这些“我们谈谈钱”的传真原件被我封存在了一个金属盒子里。打开盒子，传真纸上的图形和文字几乎都退色到看不清的程度了。它们就象一堆射精后慢慢从发霉的纸面上逃离的幽灵：从一种最经济的形式转换成了另一种被瞻仰的形式。我突然想借用“我们谈谈钱”的这个主题来问：今天，它们值多少钱？
——施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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