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尽职守、天命思想对治传统文化弊端

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文化。基督教是一神教，一切以上帝为标准，而上帝，按照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实际上从归根结底的意义来说，上帝无非就是人类整体利益、整体正义、整体智慧、整体力量的神圣化。上帝第一，除上帝外，任何人都不能崇拜，博爱，也是以爱上帝（即爱人类整体正义）为前提的。这种上帝第一的观念，造成了西方文化追求终极真理终极正义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人们的世俗欲望。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提出新教的天职观，为人们理解现代市场经济能够得到发展的伦理根据。

人们总是有个误会，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唯利是图。而实际上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毫无顾忌、内心不受任何规范所束缚的营利，历史上无时不有。而资本主义的兴起，恰恰是用天职观约制了人们为“为利扬帆赴地狱，哪怕炼火灼尽帆”的、毫无保留地一意以贪财为动力的发财观念的结果，反而具有某种禁欲的色彩。

马克斯•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总结资本主义精神，将其具体概括为珍惜时间、讲究信用、用钱生钱、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人是为事业而活，而不是反过来（事业为人而存在）。”“为事业而不停滴劳动已成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须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

这种天职观，赋予从事某种职业进行辛勤劳动的神圣性：“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惟一手段”；“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

致富不是罪恶，但是致富应该以克尽天职为目标，也就是说，追求财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每个人都应该把辛勤劳动、干好本职工作，作为自己实现救赎的途径。

正是这种天职观，造就了不以个人物质享受为目的而为社会作贡献的企业家，造就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具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就是“至少在工作的时候去除掉不断计较怎样才能最悠闲最不费力又能赚到同样薪水的想法，并且把劳动当作绝对的目的本身——‘天职’（Beruf）——来从事。”

顾准也指出：清教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其间，并不仅仅是‘节约’和‘忍欲’，还要加上不是糊口、传子传孙、永保富贵，甚至有一百亩田就教会儿子抽鸦片以图保产的那种“节约”，而是冒险，事业精神，企图在一个领域里打出一个天下来的那种事业精神。

比尔•盖茨通过提供软件为社会服务而获得巨额财富，但是他并不把这些财富留给子孙，而是捐给社会。“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已经成为欧洲美国等国家不少富翁的观念和实际的行为准则。

而在我们国家，由于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观念整合力量，因而未曾产生出一种超验的代表公义的精神性的最高权威。而社会的最高权威历来是世俗的专制主义帝王。传统文化中的“天”、“天道”或“天理”，只不过是为论证专制主义帝王最高权威的符号体系而已。

由于世俗权威成了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威，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实用理性支配下的形而下的世俗化体系。

读书人的目标追求也只不过是从“格物”到“平天下”的功利化追求而已。

草民百姓就更没有独立于世俗权威之外的个人权利，他们也只是为皇帝出劳役提供粮食等用品的奴隶，他们除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教条的鞭策下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外别无其他精神的追求。

而劳动，只是苦役，是人们想方设法力图摆脱的活动，而无法产生天职和道德义务的观念。

商业活动也总是成为官家的附属物，从来就没有独立于世俗权威的独立的商人阶层，也就不可能产生西方那种犹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比尔•盖茨式的企业家。

至于佛教，其“是一不二”、诸佛同具、尽虚空、遍法界的法身论，本来可以成为超越世俗权威的理论资源，但是却在“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世俗经验性判断的指引下，反而在某些方面迎合了世俗权威的需要，亦为世俗权威的合法性做论证。

本来，印度社会普遍重视精神解脱的宗教活动，僧侣的地位历来高于世俗的政治权威。儿子出家，父亲也要为之行弟子礼。

释迦牟尼佛教化其父王念佛往生，他的父亲在佛面前就自称弟子。

在释迦佛看来，他的父王也不是什么奉天承运的圣明天子，而是一介罪恶凡夫。

而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就不得不被皇权专制主义所侵染。

隋炀帝、朱元璋、雍正这些或者荒淫无道，或者杀人如麻，或者大搞文字狱的昏君暴君，都被当做对佛教有贡献者而被歌颂。

有一著名法师，竟然给一个提出以德治国口号的前 领导者以中国几千年的第一伟人的称号。且不说到底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本身就是有争论的问题，笔者就感到依法治国、以德塑人是更为可取的提法。就以佛法关于一切凡夫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的实相论断来看，是绝对不可以用这样的赞美之词去谄谀一个罪恶凡夫的。佛法虽然认为众生本来是佛，但是现在却实在是罪恶凡夫。

一个佛教法师如此评价一个凡夫，而把慧远、慧能、玄奘、法显、直至印光、虚云等这些帝王将相所不能为的、为了生脱死而求法修道的高僧大德置于何地？

这还是企图依赖所谓国主，而不是依靠佛法本身的感染力来吸引信众而发展佛教。佛教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民主法治，其他的道路是不会走多远的。

王凤仪先生主张做人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真正的尽人道，得天命。他说：“‘命者名也’，不任性，照自己的名位安分做事、始终如一的，叫做‘性归命’”尽职是守天命。

王凤仪先生把人的命分为三种，“天命”、“宿命”、“阴命”，分别对应“性”、“心”、“身”三界。“性”与“天命”合，道义就是天命。“心”与“宿命”合，知识、能力、钱财都是宿命。“身”与“阴命”合，禀性（怒、恨、怨、恼、烦）就是阴命。“天命是什么？就是名。像为省长的，就有一省的天命，一动念就要为一省作想。一省的人没好，就要自责道：怨我呀！这就是性能拢住命。然而，若是心理不足，还是天命不足”。

如前所述，王先生把天看作是众人之心众人之意。名，亦即概念。概念，从逻辑的角度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名”，就必须符合这一名所赋予的本质属性。行为符合“名”所要求的，就是守住了天命。否则，就是失去了天命。

所以，王先生的天命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为皇权专制主义论证合理性的天命了，而变成了论证众人即人类整体利益、整体正义合理性的概念了。而且使世俗的职业职位具有了某种神圣性而更具有规范作用了。

王先生指出：“当省长的一省的民就是他的命，当县长的一县的百姓就是他的命，当教师的，学生就是他的命，放猪的猪官，猪就是他的命。要是因为事多生怨，或是仗势欺人，都是不要命啦！若是没有猪，谁雇猪官？没有学生，谁请先生？没有百姓，不会设官，可见本分内的事就是人的天命。”

不尽职是丢天命：“为官的吞噬国家的款是亏天命，长阴命。自己应得的是宿命。”

 “我拿天命用事，把宿命和阴命都开除了，所以才好的。”你看他，给人干活，就把活干好：他放的牛，长得最好；他锄过的地，庄稼长得最好。而且给人干活不讲价钱，给多少是多少。真正有一种韦伯所说的“在工作的时候去除掉不断计较怎样才能最悠闲最不费力又能赚到同样薪水的想法，并且把劳动当作决定的目的本身——‘天职’（Beruf）——来从事。”而当他自己因身体原因雇人干活时，又总是多发给雇工一些工钱。

现在有多少人只想拿钱，不愿干活！多么需要“天职观”或者“天命观”的熏陶啊。

王凤仪先生说：“贵人以德养性，富人以道养心，普通人要以自身的工作养身。”

“三界是要活用，像居官的就是以国为天命，以官职为宿命，以家庭为阴命。”

以此来看，“军人”、“警察”，是以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天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干一些危害公民生命财产的事情，那就失掉了天命。

“法官”，是以维护法律尊严高扬社会正义为天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那就失掉了天命。

“教师”，是以传道授业解惑、育人成人为天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从肉体上或心灵上摧残学生，或者把学生当作摇钱树，那就失掉了天命。

“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为谋财而无病当作有病医，小病当作大病治，甚至偷摘人家的器官倒卖，那就失掉了天命。

“企业家”，是以提供良好的产品和社会服务为天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以假冒伪劣产品祸害民众谋取暴利或者投机取巧借宗教活动敛财，那就失掉了天命。

“宗教家”，是以弘扬天道、神道或佛道来净化人心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为天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或者妖言惑众，或者聚敛财富，就失掉了天命。

“保姆”，是以照顾好服务对象为天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伤害服务对象，比如把人家的小孩当人质而要挟讹诈钱财甚至撕票杀人，那就失掉了天命。

失掉了天命，或迟或早，或显或隐，都会殃及自身的性命。

在王凤仪先生的眼里，才真正是众生平等，他才不会为高居官位的人歌功颂德的。

王先生68岁那年（1931年）三月在沈阳开讲演大会期间，辽宁省省长翟文选患胃病，经同义里讲演社讲员朱广生给讲好，翟省长设宴请王先生，先生人说：“省长请客，多去几个人吧！”便领赵品三、高心一、齐子山等十余人前往赴宴。

饭后，翟省长陪大家谈话。王先生指赵品三说：“此人从前，又穷又病，现在当讲演主任，替省长教化百姓，长了天命，省长才请他们，这是贱人做了贵事。可惜现今富贵的人，不顾天命，任意行事，对百姓禁烟禁赌，自己却抽大烟，耍大钱，本是贵人，反而作了贱事。”

省长沉思良久，才说：“我造了孽了，我的亲友们都被我领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这全是我的罪过呀！请问善人应该怎办呢？”

先生说：“以德教民，化俗成美，是长天命；以身作则，教民守法是宿命；不教不治，用权辖民是造阴命。你自己想想怎样当一个了阴命、长天命的省长呢？”

翟省长说：“可惜我和善人见面太晚，所以多造阴命，少长天命，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百姓。目前人心日下，时局不稳，我想急流勇退，善人看好不好？”

王先生说：“好啊！天时世运，眼前就有一场变乱，不只一国有刀兵劫，还要影响整个世界，你赶快让贤还来得及。”

于是翟文选便辞去省长职务。

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者，口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却干着殃害人民利益的罪恶勾当；台上做着反腐倡廉的报告，背后却大肆贪污人民的血汗钱；荒淫无耻包N奶，养情人，早把天命丧尽了。

子东问王先生：“商人有没有道德呢？”

王先生说：“岂止商人要有道德，国家要想清平，士农工商官五行，都得有道德，各守本分才行。你看着吧！五行要是乱了，天下准乱。”

子东说：“象李会长这样，还有什么天理呢？”

王先生说：“你不知道，天理是有的，商人的天命，是运转有无，少沾点利，够生活就中。众人都感便利才维护他，若是占奸取巧，损人利己，只知赚钱，不择手段，不是生败家子，就是本身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再不就是遭意外灾祸。现在的人，只知向前妄贪，不知往后着想，全被财物迷惑了本性。所以我说，钱多大孽多大。劝人各守本分，不争不贪，才能福禄无边。可惜人都不知道，还苦苦向钱贪求，早晚把自己的性命送掉，这种人不是在做生意，简直是自己去寻死路！你要记住人有千条妙计，天有一定之规，哪能没天理呢？”

王凤仪先生自己无论是悟道前还是悟道后，都是以尽职守天命为准则。说他这一生前三十五年，挣钱尽伦常，孝老人，是为宿命阴命，后三十五年，劝世化人，一文钱不挣，纯为天命。前三十五年“我做工挣的钱，挣多少都如数交给家里，自己没花过一文钱。三十五岁明道之后，身边不带一文钱，到处讲道结缘。我初到海城办学，一条棉裤穿七年。我要想挣钱还不容易？我会做工，给人家做几天，就能赚钱买条裤子，可是我怕落界，宁可受冻，也不赚钱。” “我从三十五岁便和钱绝交了，早已经对钱不动心了。”

王凤仪先生组织了全国性的道德会，指出道德会的人，要能阐扬道德，领起风俗，便是功之首，倘若不能，就是罪之魁啦！有人主张参加道德会的需要交纳会费，但是先生坚持万两黄金不卖道，坚决主张取消这一规定。

这与现时有的所谓道长办传道班每人交纳数千元的学费相比，高低真假，立见分晓。

1937年3月21日，王先生听说有人乘飞机赴佳木斯开会，说：“好啊！他们飞天，我就入地！”这天王先生赴二道街分会，正是雪天，众人劝他乘马车，他坚持不坐，一定步行，命朱循天携一小板凳，走不动就坐下休息休息再走。先生见人们喜欢铺张声势，羡慕虚荣，所以以身做则，强行徒步于风雪之中，正是为力挽狂澜，矫正时弊。先生对高理长正午说：“有道的人应该就下，不要攀高，攀高必定糟糕。现在道德会的领导人，把人全领高了！学道要学矮学低，要往回归本。会内凡是不满三十岁的人，都应下乡劳作，把人往低处领。”并命族孙王子民、王作民都到会外去谋生，说：“今后房子要小小的，地要少少的，人要好好的。”

先生从黑河回到长春，长春总会在东三马路增建北楼业已落成。南楼、东楼高级职员宿舍都是单间。会长请先生选一间住，先生人说：“佛在底边，神在高处，道是平的。道德生活，高人得学低，住在高处，分别上下，人心生隔。最好把这几间房子，改为学生宿舍，就合道了。” “我们天天讲，房子要小小的，地要少少的，自己却盖大楼，现在的头前人（领导人），把人都领高啦！我告诉你们，不论到什么地步，可千万不要把我会的本质，去和人家合流啊！我会的本质就是治己而不治人，托底就下，不借半毫势力。”

王凤仪先生讲道行道践履笃行的光辉榜样光彩照人，我虽不能行而心向往之。

什么时候起而行道的人多了，社会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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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人无病厄,富贵康宁;长寿好德,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