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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君看天下 | 中印关系:风雨之后是彩虹—— 纪念中印建交七十周年(上)

于洪君 察哈尔学会 2023-12-14

编者按:

本文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授权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于洪君



印度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1947年独立后,在亚洲乃至全球事务中的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与印度拥有两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历史上也交往密切。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与印度成了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睦邻友好、平等相处的楷模。不幸的是,后来两国关系恶化,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边界战争,各方面交往全部停顿,相互敌对几十年。直到新世纪到来前夕,两国关系才逐步恢复。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深刻调整,中印关系出现良好发展势头。超越深重历史积怨和地缘政治争端,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价值观分歧,寻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印双方共同接受的历史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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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二战后国际关系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印度领导人是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这位当时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威望,并且也不失睿智的政治家敏锐地意识到,新中国的成立将极大地改变亚洲战略格局和世界力量对比。因此,他所领导的印度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非常现实的立场。1949年12月30日,新中国诞生刚刚三个月,印度即宣布承认新中国,撤销对原国民党政府外交的承认。中印双方随即开始建交谈判。


中印建交谈判时,中方希望印度就国民党集团驻印度机构及其财产,以及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和有关机构的代表资格问题,正式陈明立场。对此,尼赫鲁政府很快做出了令中方满意的答复。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宣布建交。当年5月,印度首任驻华大使和中国首任大使相继到任。





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重视印度,非常重视中印关系。印度首任驻华大使向他递交国书时,毛泽东表示:中印建交“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当时的印度总统在接受新中国首任大使袁仲贤递交国书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友好意愿。为了在中印之间建立起真正睦邻友好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体力行。1951年1月印度驻华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府多位副主席一起出席了招待会。毛泽东还亲自发表讲话,号召“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这一年,中国与印度在加尔各答和上海分别设立了领事馆。两年后,双方又分别在孟买和拉萨开设了新的领事馆。中印关系之密切由此略见一斑。随着两国友好关系迅速发展,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亦比较顺利。特别是在新中国特别关切的台湾问题上,印度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正确立场,积极主张让新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在推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实现印度支那地区和平、维护亚洲地区稳定,以及反对新战争威胁等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相同或相近。由于中印睦邻友好关系的前景很好,印度来华访问的团组很多,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经常会见来自印度的客人。


但是,中印之间并非没有问题。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妨碍着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一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两国长期未能解决的领土争议问题。


1953年底,印度代表团访问中国,试图与中方讨论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方高度重视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周恩来向客人表示,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解决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永远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这样针对中印关系问题,第一次提了出来。



1954年是中印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高峰年。这年6月下旬,正在出席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利用休会之机,应尼赫鲁总理之邀访问了印度。印度方面出动10万人集会欢迎。周恩来在印度发表了广播演说,表达了新中国发展对印友好关系的意愿和决心,并且重申了中国政府已经对印度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时,中方拒绝了印方针对中国西藏地方提出的一些非分要求,印方对中国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并且以东南亚国家存在对华“恐怖”为由,向中方施加压力。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是如此,对印尼、缅甸、甚至对巴基斯坦和锡兰也是如此。”(锡兰,今斯里兰卡)他还特别表示:中国在文化经济方面均较为落后,需要的是建设,“我们应该以我们共同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由于周恩来的积极争取和努力,中印双方在周恩来访问结束后发表的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指导中印关系的这五项原则,既适用于中印两国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整个国际关系。



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发表时,周恩来已到缅甸。中缅两国总理会谈时,周恩来针对缅方的某些忧虑,明确表示,中缅两国应建立互信。他阐述了中方对印度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议中缅两国缔结一项政治协定,以确认双方的友好关系及和平共处原则。双方总理最后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


中印两国联手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与印度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重大外交成就,不仅谱写出亚洲两大文明古国睦邻友好的崭新篇章,同时还为亚洲地区的和平发展,为整个国际关系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10月,印度尼赫鲁总理来华回访,中国组织数十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主席两次会见并隆重地宴请了尼赫鲁。毛泽东高度评价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表示,中印两国间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以实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周恩来总理与尼赫鲁举行多次会谈,北京市政府还出面为他组织了盛大的欢迎集会。


遗憾的是,印方当时没有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在如何对待中国西藏地方、如何处理两国边界问题上,没有改变错误立场。1959年3月,中国政府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叛乱,印方开始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所谓西藏问题,公开支持逃到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从事反华活动。


为稳定中印关系,中方对印度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行为最初表现非常克制,力求仁至义尽,不伤和气。毛泽东曾亲自指示相关部门:“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印方误以为中方软弱,干涉西藏问题的调门越来越高,甚至为逃到印度的叛乱分子提供“政治避难”,帮助他们炮制反华文章,并将这些文章刊登在印度驻外使馆公报上。印度各地多次发生反华聚会,冲击中国驻印机构等恶性事件。


1959年6月,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向印度递交了反映中方原则立场的书面谈话,意在尽最大努力维护两国关系。毛泽东高度关注中印关系的发展演变。他在审批这篇谈话稿时加写很长一段话,核心内容是: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也是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他语重心长地表示: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国,而是我国的友人。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


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印方非但没有接受中方忠告,反而将潘自力大使召到印度外交部,听取“愤怒的答复”。中印两国关系持续走低,终于在1962年发展为大规模边界冲突。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玲  徐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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