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明：越是敏感的问题越是有回答的必要——读赵启正《公共外交的智慧》

编者按：刚刚出版的全国政协机关刊物《中国政协》杂志2020年第8期发表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的文章《越是敏感的问题越是有回答的必要》。文章指出，“不仅中外之间，任何人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双方要认为对方是善意的。如果每次双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被认为是为了宣传、或是一种手段、甚至是‘阴谋’，要挑起什么争端，那么沟通就无法继续了。其实，中国的俗语‘有话好好说’不仅是一种应有的态度，还真是一门需要智慧的学问。”我们今天刊发此文，就是希望我们的对外交往能以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态度，去向世界说明中国，为我国的国际交往赢得朋友和同情者，减少敌人和仇人。

2012年3月初全国两会前夕，我陪同启正同志准备新闻发布会，期间谈了许多关于传播国家形象的话题。兴之所至，启老赠我一本他的新书《公共外交的智慧》，他在扉页上题写了一大段话给我真诚的鼓励。这些年公务繁忙，说实话一直未能细读，书在书架上一呆就是八年。今年春上，因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在家，将这本书精读了一遍，感觉拜读恨晚：这本书几乎回答了当前形势下，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许多问题。

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都造成了巨大损失。疫情似乎正在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未来走势也更加难以判断。良好的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在传统的官方外交之外，更需要公共外交发挥作用。

《公共外交的智慧》作为一本答问录，收录了启老通过演讲、对话、座谈、会谈、答记者问等多种形式开展公共外交的记录，所涉及的对谈者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利迪，英国48家集团秘书长麦启安，日本外务省官房审议官北野充等政要和外交官，还有哈佛、耶鲁、南加州大学的著名学者以及《纽约时报》等著名媒体负责人，均为在公共外交理论及实践方面颇有创见的专业人士。中外思想碰撞而激荡出的真知灼见闪烁在字里行间。仅其目录，就足以回答许多问题了。

一是，向世界说明今天的中国最重要。公共外交是和时代发展密切联系的，不同的国际形势可能使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发生变化。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就是要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是一个取得了一定成就、还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每天都在变化、不断进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表达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常规的模式，中国的公共外交要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说明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同时我们也倾听外国人的声音。

二是，中国和外界沟通需克服多种障碍。随着中国日渐崛起，开始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义务，但是当投资去到国外的同时，这种行为所要表达的真实信息并没有同步到达，因而造成当地人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方面欢迎投资，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许多不必要的担心，这来自不同的文化、历史、政治体制以及各方之间的了解和互信的不足。诸如此类的问题和差距，都是公共外交面临的障碍。

三是，公共外交应当对政府外交的细节做补充。单靠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政府之间的交往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公共外交来补充，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外交界的一个共识。作为公共外交，其受众是外国民众或社会机构，更容易在充足的时间、轻松的氛围中相互交流、加深理解、达成共识，而且在长期的公共外交交往中，更能够有效地补足一些细节。

四是，越是敏感的问题越是有回答的必要。微笑着谈尖锐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不仅中外之间，任何俩人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双方要认为对方是善意的。如果每次双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被认为是为了宣传、或是一种手段、甚至是“阴谋”，要挑起什么争端，那么沟通就无法继续了。其实，中国的俗语“有话好好说”不仅是一种应有的态度，还真是一门需要智慧的学问。

五是，发现差异，互相学习才更有意义。公共外交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由于文明差异的存在，才有了文明对话的需要。中国的公共外交力求通过对话，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加强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友好关系的发展。

六是，公共外交是表达一个人真正的面孔。启老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做公共外交要有技巧，那就是我们要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既要说明我们的进步，也需说明我们的不足。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启老在书中说：开展公共外交对本国好，对外国也好，不是为利己而损人的，这就是高尚的。我想，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智慧”吧。

责任编辑/方柔尹 徐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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