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强：应对双循环，中国制造的五个变革

        ☑ 作者：顾强(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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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做客中国制造大讲堂，与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一起探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话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早已开始

从2017年底到2018年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中美摩擦不断升级，无论是对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还是在中国的本土内资企业，都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产能是放在中国本土还是要转移出去？
事实上，这样的产业转移可以追溯到更早，从2012或2013年就已经开始。
举例看，韩国三星的产能原来主要是在天津、深圳、东莞。到2019年的时候，在越南投资137亿美元，建立了8个生产基地，总出口额657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韩国LG，这两家公司的出口大约占越南电子产品出口的70%。
中国内资企业同样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从2018年开始，很多内资企业选择把一部分投资和产能布局在东南亚地区，华夏幸福也在越南和印尼设立产业新城。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自主选择到这些地区去投资。
华夏幸福印尼卡拉旺产业新城
所以，在疫情之前，产业链的局部重构就已经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大国博弈叠加上疫情，这样的产业链重构会进一步提速，或者会有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首先分外资企业在中国是面向中国市场，还是面向其他国家市场？内资企业面向的是中国市场还是外国市场？由于面向的市场不一样，做出的选择也不一样。
我们最近看到一些面向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进一步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当然面向他们自己国家市场时，可能会做出一些新的选择，这种选择要在疫情之后再做进一步观察。因为在疫情之下，对大部分企业而言，特别是生产性企业，资本性投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战略选择

首先，谈谈未来几年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新环境。
我们正在遭遇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严峻挑战。首先，美国对华为的封杀，实体清单的扩容，这是技术上的分布。第二是人才的阻断，敏感专业和人才交流，将一部分高校列为实体清单。第三是正在推动的规则重塑，特别是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塑，这些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有待观察。
百年一遇的疫情叠加大国博弈，我们观察到最重要的变化是外部循环遭到阻碍，尽管我们目前表现出来的出口还具有很强的韧性。但是我们看未来几个月，甚至未来几年的外部循环，大概率会受到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新格局成为战略选择。

在这样战略选择下，中国内部产业链面临着重塑。我们看到，外循环有可能收缩，内循环以“六稳六保”作为底线。内循环同样面临着一些压力。
当前，每年生产各种材料大概36亿吨，每年能耗是46亿吨，能源产品是38亿吨，我们的货运总量515亿吨。如果外循环收缩的话，其实内循环就是我们在国内生产的、消耗的、货运的、物流的，这些总量都会出现下降。
比如能耗，在五年前大致28%的能耗是为出口产品生产，如果外循环减少，那整体中国本土的能耗，能源产品材料生产总量、货运总量都会下降，也就是内循环也面临收缩的压力。在内循环收缩压力之下，产业的动能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从居民来说，一方面我们有规模市场的优势，衣食住行都在升级，但这个升级的过程中，往往是低端产能要萎缩，就取决于中高端产能能否同步升级。个人消费需求面临升级，医疗服务等面临升级，对内循环来讲，就要看原来国际上的高端消费能不能回流。
从企业部门来说，就是国产替代需求，我们要建立内循环，内循环是在双循环——也就是进一步的开放市场下的国内市场循环。事实上，我们的装备、材料就会形成新的体系，全球来看也会出现新的格局。
以半导体为例，一是美国体系，就是美国能够影响和控制的体系，第二是非美国体系，第三是中国的自主体系。在这三个体系当中，中国企业能不能对我们的产业形成支撑，能够真实的替代国际需求，这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任务。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企业升级的需求是在高附加值领域，在专业服务技术生态这些领域，这些专业化服务能不能延伸出来？能不能满足专业化服务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新的产业的诞生？
从政府层面来说，涉及到公共产品的问题，涉及到城市更新的问题，涉及到公共基建的问题。比如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公共医疗等很多领域还有短板，作为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政府的投资需求也会增加和增长。
总结看，内循环会激活更多的市场、更多的产业、更多的业态和更多的模式。如消费需求，对衣食住行，对服务都有很多新要求；对企业来说，内需市场加上全球重构，国内产业体系能不能实现有效升级；政府的传统基建改造升级，新基建带来的新市场空间，公共服务激活新的市场空间，能不能给企业带来特别是制造业带来新的动能，新的增量，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中国制造面临的五个变革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新格局，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是全新发展环境。在这个新环境下，会发生很多新变革，要求中国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主要讲五个方面的变革要求。

01

第一是技术变革，可以说是智能化。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是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进入到万物互联、万物智慧、万物智能的时代。过去是人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现在是人跟物联，物跟物联，进入到万物互联阶段，未来是万物智能的社会。疫情更加速了对万物智能的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趋势下，未来制造业竞争的焦点是什么？一个国家和地区跟另外一个地区竞争的焦点是什么？面向未来智能化的社会、智能化的世界，竞争的焦点又是什么？
当然会跟过去不一样，新的要素是数据，新的基建是算力，新的内燃机是算法。那么，这些数据、算法、算力背后又是什么，我们到底竞争的是什么？
比如说数据，中国有最多的数据，但是在数据之后，需要看操作系统，包括过去说PC端的操作系统、手机的操作系统，今天已经进阶到云计算的操作系统。当然数据的第一关是抓取数据，抓取数据的第一关是传感器，传感器后面是什么？实际上还是芯片的竞争，还是能够获取数据手段的竞争。
算力本质上是芯片的计算速度和计算能力，后面是芯片开发工具，生产芯片的装备和材料的竞争。
算法实际上就是涉及到基础理论的竞争，是底层技术的竞争。对中国而言，我们有一些优势是在基于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之上的应用技术，一些应用方向，依托于我们庞大的市场，依托于我们更多的从业人员，有一些优势，但是实际上说到底背后竞争的还是创新能力的竞争。
表现出来有很多新的形式，但是制造业背后的竞争，依然是这些底层的竞争。比如说工业软件的竞争，比如美国制裁中国，包括华为EDA（一种芯片设计的工具）。比如说研究半导体的时候，竞争最核心的装备是光刻机，都是14纳米，包括基础材料，比如中国芯片到目前为止95%以上的硅片材料都是进口的，最后就是半导体的化工材料，再基础的就是底层技术和基础理论。
从未来竞争技术上来说，所有的产业，包括生物医药等等，最后实际上是数据、算法、算力的竞争，再之后还是这些底层技术的竞争。
所以，对中国而言，以内循环为主，如何在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基础材料、新装备、工业软件这些领域取得突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以先进制程为主，以半导体为例，没有授权不能用他的技术。这是我们面临的更大的竞争压力。

02

第二是产业结构的变革，服务化。服务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的方向，调查公司AndyNeely2008年对全球1.3万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提供的服务进行了研究，美国制造与服务融合型的企业占制造企业总数的58%，芬兰的这一比值为51%，马来西亚是45%，荷兰是40%，比利时是37%，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远远落后，具备服务型制造能力的企业仅占所有企业的2.2%。中国制造业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制造产品的直接销售，制造与服务融合型的企业数量不多。
全球一些著名的制造业公司像GE，实际上他们已经很难说是典型的制造企业，即使我们到全球著名的机床公司和工程机械公司，他的厂房比中国的装备公司小得多，因为主要是靠全球化生产，更多是靠定制化、服务化，提供运维服务、提供金融服务、提供咨询服务、提供解决方案等的方向来发展。
从制造业的发展来看，现在的投入也是服务型的，新技术研发、工业设计服务、个性化产品设计服务、精准化的供应链服务、物流服务、技术服务，还包括可能要解决AR、VR的导入，解决数据分析的导入等等，可以看到软性的投入越来越多。
同时，制造业对很多企业来讲，尤其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下游企业，需要产出的也是服务化的，销售服务、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实时响应服务、在线检测服务、在线维修服务、在线升级服务、便捷化电子商务服务。从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运维这些环节上都要实现服务化、定制化，成为消费者驱动C2M的新型制造模式。
所以，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有没有疫情，有没有中美贸易战，始终都面临这样的转型要求，能不能转型，能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产业内在要求的变化，也是能不能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

03

第三个是中国产业，特别制造业的空间重构，空间结构的变革。这也是一个和全球产业链的集群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双重嵌入等同样重要的话题，对制造业空间结构变革的观察有如下几点。
首先，最重要的趋势是产业的都市圈化和地方化。如上海都市圈，以汽车产业为例，以上海市中心形成的总部经济、创新经济、创新集群和周边的产业体系，我们叫创新尖峰加上先进制造形成的产业高地，形成一个区域的产业体系。

从更大范围来看，无论是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还是在中部的武汉、西部的西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双循环，即产业链的一个区域产业集群循环，以及都市圈内部产业体系的循环，再加上整个国家的循环和国际产业循环，这里面有四层循环。
讲一个例子，就是从上海到合肥，到宁波，这样的长三角核心地区的产业链状系统和云状系统的演化情况。
过去以上海为代表，最早有集成电路，到了苏州、南京，然后可能再到合肥。实际上现在在长三角核心区，可以看到也出现了一些蛙跳的情况。像合肥，可以在集成电路方面越过上海、苏州、南京，实现蛙跳，成功升级。
在每一个地区里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升级，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都市圈之间也有产业链状协同和云状协同的升级。

无论是集成电路产业体系，还是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电池的产业体系，新材料的产业体系，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的产业体系，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协同，链状在更大范围区域，不同都市圈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协同，在一个都市圈内部往往是云状协同，更地方化的产业体系形成。
在这样的云状和链状协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是产业的都市圈化和地方化。在都市圈化中，我们还观察到更多的规律和趋势，比如说3-2-1产业的逆序化分布，也看到中心的创新尖峰与周边制造体系之间的协同，以及空间的重构；也可以看到在都市圈内部有内循环体系，比如都市工业、食品等等以内循环为主的产业体系；还可以看到部分围绕一个中心的外循环产业体系。
总而言之，空间在重构，产业体系也在重构。

04

第四个变革，地方化和都市圈化之下的产业生态的变革。我在2003年-2004年研究的一个问题，叫产业的植根性、产业链的植根性，生产要素可以集聚到某一个地方，能不能实现在一个地方的沉淀，在沉淀之后能不能实现升级，能不能形成更完善的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之下实现这个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跃迁和提升。
以生命健康产业集群为例，我们研究了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区、泰州中国医药城以及南京的一些产业集群。可以看到在典型的生命健康集群里面，是多个要素、多个链条、多个物种和多个业态的集中，跟过去我们简单的某一些企业的集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在研究浙江的产业集群时，是同一个行业十家企业，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个浙江有“784块”，当时叫784个块状经济。但后来随着区域之间的融合，不同的乡镇合在一起了，产业连在一起，有的县城扩大把周边乡镇包括进去，或者进入开发区。所以，产业集群不仅仅是同类企业的集聚，而是产业上下游的集中。
随着产业升级，可以看到产业从传统制造业集群变成创新集群，需要更多的要素、更多的链条、更多的物种，也产生出更多的业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产业怎么能够有植根性，不是简单的迁移。
现在要构建的产业生态是如何在一个地方的集群当中去植根，这里面有产业体系的问题，实际上是人力资本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提升的问题。地方有没有植根的产业文化，当然也包括制度规则，这也是一个产业集群面临的问题。有没有植根性，怎样从植根性角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创新产业生态。

其中很重要的抓手是创新应用场景，可以发挥我们内循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政府或者平台来讲，可以在四维场景创新，通过这些创新能够使内循环或者新产业能够有更好成长的环境。
在新型产业创新集群培育过程中，以“平台+资本+赋能”，增强产业连接和集群植根性，这些方面在理论上、在实践上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05

最后一个是规则的变革。对中国的制造业而言，无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还是内外双循环，三种循环都会长期存在，只是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内循环为主，在某一个阶段外循环可能会提速，会有新的契机。
其中很重要的是规则，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一些规则的锁定，但制造业也面临自身的问题，如低端锁定和升级路径锁定，这也是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
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最大的特征就是规模大、体量大，第二个特征就是体系全，应该说从航母开始，所有制造业门类和产品，中国都有生产，从产业体系来说一个是大，一个是全。
中国制造业自身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低端锁定，为什么路径锁定？就是我们想升级，但市场体系不在你这里，所以你想升级，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你的技术体系不是你提供的，比如中国自己很多的合资汽车企业，技术体系不是你提供的，所以想升级也面临着很大的制约。怎样突破锁定，跨越面临的大山，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当下最严峻的挑战。

中国制造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怎样以硬实力加软实力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对中国来说，大部分的产业有龙头企业，也有规模效应，集群也正在形成，不少集群也已经具有国际级的规模，甚至有国际级的水平。当然这是基于基础要素，以及在应用技术层面上的优势，可以通过装备的引进、材料的引进实现自身的升级。
作为制造业，再往前走，就会碰到进阶的技术；有了进阶的技术，再进一步就会碰到了底层技术，比如中国机器人装得好，但最重要的四个基础零部件都需要进口，基础零部件往前进步，或者自己生产出跟国际上同样性能的基础部件，这里面就需要底层技术，很可能是材料技术，或者加工技术，或者是更底层的一些技术。
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是基础要素和应用技术，二是进阶技术。对中国整个制造业来说，在一些领域里，或者说小部分领域里，已经开始在进阶技术上，包括一些底层技术上，有一些突破。比如石墨烯应用上，在进阶技术上中国并不落后，当然要形成产业优势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如果有进阶技术、有底层技术，就能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定位提升吗？这里面还有规则制定，这不单是标准的制定，也不单是加入贸易协定，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定义这个技术，能不能定义这个标准，能不能定义这个概念，首先要有定义的能力。

对中国企业而言，真正到了“规则求胜”的时候，实际是更高的要求，能定义一个产业，能定义一个技术，能定义一个产品，才真正走到价值链的最高端，这对中国企业而言就是硬实力加软实力来提升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这是中国制造业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只有少数几个企业能走到这一步，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产业能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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