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港改革的底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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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5日，龙港设市挂牌一周年，很多人要我写点文字，可是，最近杂事很多，一直静不下来。但是，也是有贡献的，在9月底，我的一本书《龙港设市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正式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国内看到的第一本写有关龙港的书。

现在，龙港名气很大，影响很大。这次设市一周年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来龙港市并讲话，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作了批示：“龙港要打造新型城镇化改革策源地，基层治理样板区，高质量发展新高地。”这个批示比一年前的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的提法“龙港要打造市场化建城引领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实践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又进了一步。

很多人并不知道，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龙港视察时高瞻远瞩地指出：“龙港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2019年龙港撤镇设市，习近平总书记又亲自批准。民间还在传，2020年3月底，“新冠”疫情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北部视察，还记挂着浙江南部龙港市的改革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龙港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在温州的生动实践。可见，龙港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具有不一般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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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这与以前龙港一直在推行的“强镇扩权”改革不同。以前是一个镇，规模太大，权限太小，“小马拉大车”，所以要扩权要强镇要改革；现在是一个县级市，县级权限都有了，不存在“小马拉大车”问题，只是想追求更高的发展效率、发展质量，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所以，也要改革，所以叫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

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怎么改？从龙港市一周年实践来看，无论是改革、治理还是发展，都拿出了高分答卷，不妨晒一晒成绩单：

重点推进37项改革，初步取得了一枚公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张清单转职能、一张智网管全域等“10个1”制度性成果，“大部制、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组织架构初步搭建。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2020年上半年，连续6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在温州全市12个县市区第一位。

十大民生项目、十大重点产业项目高调亮相，组织了两次近500亿元投资额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温州医科大学龙港院区成立、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港分园成立、龙港市职业技术学院动工、龙港市三甲医院动工、龙港市公共服务中心区动工。温福高铁龙港站正在积极对接、下辖102个村居全部改成社区、全域城市化正在积极谋划、2020中国（温州·龙港）新型城镇化高峰论坛上一大批领导、专家学者为龙港改革把脉出方。

可见，龙港市干部并没有偷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龙港未来让人无限遐想、无限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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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并不都是在一片喝彩声中走来的。

设市一周年庆，龙港市没有公布GDP（即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有点异常。不管GDP算不算个屁，毕竟它是反映一个地方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自然众人翘首以盼。2018年底，龙港镇公布的GDP 是299.5亿元，后来一度小范围公布2019年底龙港市的GDP为300.5亿元，再后来就取消了了这一数据。没有公布GDP数据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公布的统计数据不准确；另一种，可能是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但不管怎么说，这多多少少反映出实行“大部制”后，龙港市的统计职能部门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还是慢了一拍。

实际上，“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这一改革目标是龙港设市留给国人最初、最深刻的印象。一些人似乎乐观地认为，设市后的龙港一切都会很顺利地推进各项改革，达成以上改革目标。错，在国家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格局中，一个局部地方要颠覆性地推进体制创新并不容易。

国内“大部制”改革力度最大、最彻底的地方，当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著名学者郑永年写的《顺德实践——中国县域发展范本》一书中记载，早在1992年，顺德就开始“大部制”改革，按照“不分党委或政府部门，一律按工作性质职能考虑撤并”的方针精简机构，将党政机构数量由56个缩减为28个，其中政府部门为23个，改革前在编人员1235人，改过后减为897人。之后，顺德还经历了2001年、2004年两次机构改革，改革后的机构数量分别是26个、28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政机构又不断增多。2009年，再一次启动顺德“大部制”改革，改革后顺德全区设置了16个党政部门，包括6个党政合署的政务管理部门，5个经济管理部门，5个社会服务部门，由此，顺德成为全国部门数量最少的区县政府。2018年，顺德再一次开展机构改革，经广东省委批准设立党政机构28个，其中党委机构8个，政府工作部门20个。从1992年到2018年，整整26年时间内，顺德历经四次“大部制”改革，分分合合，验证了一个县级党政机构开展“大部制”改革的不易和艰辛。

再看龙港，虽然刚刚开始，也是不容乐观。一位从苍南县来到龙港市担任部门“一把手”的某领导直言：“来到龙港市工作真的很后悔，平日工作十分辛苦，每天要开会3-5个，时间都浪费在会场，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问题、谋划工作。”这一抱怨可能就是对龙港实行“大部制”改革后，目前工作运行机制没有理顺、会议太多与领导太少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的生动写照。

另一个较为尴尬的是片区这一机构的设置及运行。龙港市域范围内设立了9个片区，实行“市管社区、分片服务”这一扁平化治理方式。片区不是一级政府、不是独立法人，市直各个部门不能把任务派发给片区，而是要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力量）直接下沉到基层一线开展执法或管理。但是，片区也要承担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这里面涉及到与市直部门的职能交叉重叠问题，由谁来管理、谁来服务？如何管理、如何协调、如何服务？一时条块关系难以分清、难以理顺。鉴于这一情况，龙港市委市政府强化了对片区工作的领导，由市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兼任片区党工委第一书记，班子成员分管的部门单位与片区实行责任捆绑，这样又遇到新的问题，即片区工作加强了、部门工作又如何兼顾好？对于龙港市设立9个片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教授则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没有必要设立9个片区，可以通过提高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解决管理的幅度问题。

中国城市化发展到这个份上，龙港设市对外界尤其是对人才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龙港市是个小地方，与大城市相比，无论是发展条件、政策待遇与创业机会都不在同一个级别。现在，人们选择的机会太多，就全国而言，龙港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37年前龙港建镇时大量“万元户”（当时的人才）蜂拥而入不同的是，2020年3月，龙港市曾经高调宣传向全国招引4名政府高级雇员，分别“首席信息师、首席规划师、首席设计师、高级法律顾问”，开出3倍工资、送住房等诱人的人才政策待遇，最后只招到了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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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天盖地的宣传标语中，最拽的一句：“龙港，因改革而生、伴改革而长”。37年的改革历程，有人概括成“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1983-1993年，从小渔村到农民城，成功走出了一条依靠农民自费建城的城镇化路子；第二次跨越是1994年-2002年，从农民城到产业城，实现了城镇化与产业化互动发展；第三次跨越是2003年至今，从产业城到现代化城市，推动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

龙港的确是改革的产物，改革是龙港最大的特征。时间往前翻25年，1995年龙港镇列入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之后，龙港一直列入国家、省、市层面的各种改革试点。但是，在这25年间，隔壁的浙江省苍南县的灵溪镇（为苍南县城所在地）、平阳县的鳌江镇（平阳县第一大镇）并没有如龙港这样的改革机遇，可是，最后的结果却发现，无论是灵溪镇还是鳌江镇，在很多群众眼里，其实际发展水平都比龙港好。灵溪镇的房价比龙港市高一大截，很多龙港人都愿意到鳌江镇购房居住，老百姓对发展的理解早就超越GDP思维。可见，改革不等于发展，改革多不等于发展快。

改革的目的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通过改革推动发展，借助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力，吸引高端资源项目落地，从而实现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

当年，福建省厦门市的PX项目受到了部分民众的抵制，结果落地到隔壁的漳州市，因为这个项目漳州市增加GDP近千亿元，完全改变了漳州市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生态，推动了漳州市快速发展。所以，抓住机遇引进一些战略性优质大项目，优质大项目来了，人才也就跟着来了，先进的管理也跟着来了，自然而然改变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及环境，这也是一种改革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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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龙港改革的核心价值所在。

新型城镇化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正式提出来的，它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是强调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城镇化，是与新时代、新理念、新技术、新产业相向而行的一种城镇化。

简单一点的理解，新型城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而龙港现在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探路，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在温州的生动实践。这与当年龙港建镇是邓小平理论在浙江、在温州的生动实践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龙港设市一周年之际作出“龙港要打造新型城镇化改革策源地”这一批示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很多人问“策源地”是什么意思？所谓“策源地”，就是谋划改革发展的源头。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龙港要为全国提供经验、形成示范，作出改革源头性贡献。如果还有人不明白，那么，我告诉你，浙江北部安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成部分——“两山”理论的策源地，龙港改革的地位就等同于安吉的“两山”理论。龙港曾经一度有过学习义乌改革的念头，但是，现在看来，自己还是能够走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改革新路子。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衷心祝愿龙港这条已经起航的改革之舟，不负众望，不辞辛苦，顺利驶向成功的彼岸。

加油，龙港。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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